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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璞不是那种挺身反抗的学术勇士，也不是那种彻底拒绝而沉默的思者，但却是一个尽可能真诚说话的学者。其实，我们很难说这三者谁更高贵。没有挺身反抗，黑暗将没有尽头；没有彻底拒绝，谬误将四处泛滥；而没有真诚地说话，即使是裹挟在谬误中的真理和纠缠在政治中的知识也会在无言中消失。1980年当我第一次读到石璞先生的《欧美文学史》时，非常激动，因为此前的外国文学史著述十分稀缺，除了扬周翰等人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外，别无系统完整的相关著述。《欧洲文学史》虽体大虑周，但只是一个详细的论纲，作为集体之著述它也太过粗疏。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欧美文学史》，它的个人著述性与详实细微使我获益良多，尽管我不喜欢那些混杂其中的主义话语。在我的学术记忆中，《欧美文学史》始终是一个要不断返回的路口，因为它启示我在一个沉默的时代真诚说话是多么不易和重要。
在今天，要想象在一个政治化的时代坚持学术所承担的风险已经很难，在今天要想象在这样一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子如何度过那些斯文扫地的日子就更难了。石璞常说：“不如意事常八九。”这就是命运。如何过一种不如意的生活？是高漂在事事如意的幻想中，还是切实面对不如意的现实？是牢骚满腹地抱怨命运，还是心平气和地承担命运？是在不如意的生活中沉沦，还是在一种精神超越中自持？石璞选择了后者，因此而走过了百年。
石璞的百年没有什么惊人的壮举，她不是什么道德英雄，也没有什么浩然之气和慷慨之节，但她有最朴素的良善和最传统的智慧，仅此就足以使她举重若轻，历险而在。1957年石璞申请入党而成为预备党员，1958年下放劳动接受组织的考验，在转正会上有人批评她不揭发带队队长男女作风的问题，没有政治觉悟，对此，她保持沉默。结果她的入党转正未获批准，一直到1980年才作为冤假错案予以纠正。事后石璞很平静地说不管男女作风的是是非非如何，干预别人的私生活尤其是告密我做不出来。有一次，与石璞一家结怨的那位教授在下楼梯时仰天摔倒，她的女婿将他扶了起来，她家的保姆说：“你扶他做啥子嘛，他整你们整得那个样子，让他在那儿呆着吧。”石璞说：“人摔了，还是应该扶起来，他做得对。”文革期间，面对各种委屈与罪恶石璞既没有慷慨激昂地反抗，也没有违心地附和，同样保持了沉默。与一些惊世骇俗的道德英雄相比，石璞的沉默仿佛是不道德的，但谁又有权利为了自我的道德完善而在极端危险的时候去连累儿女亲友呢，这种连累道德吗？在世事喧嚣的百年生涯中，石璞的基本情态就是沉默与忍耐，默默地承担形形色色的不幸，也默默地执受那最朴素的善。也许正是这种沉默与耐心使石璞能历百年沧桑而不倒。
如果说朴素的良善滋养着石璞的内心，传统的智慧则是她抵御外来伤害的法宝。石璞一生崇奉老庄，淡泊名利，无心自然。解放以来的几十年间，石璞的工资从未额外上涨，四级教授的头衔一以贯之，而以她的成就与资历争个二级教授额外涨几次工资理所当然，但她不争，也不怨。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石璞多次被作为改造对象下放到农村与工厂劳动，被人吆三喝四做工拾牛粪，在文革中也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惨遭批斗。面对非人的凌辱与迫害，很多人都无法忍受而发疯自杀，石璞终能泰然处之。对石璞来说，一切是非利害都是身外之物，不必上心，尤其是恶意伤心之事，更不要上心。因此，无论白天的处境多么险恶，晚上她都能呼呼大睡。川大一位教授对我说：石璞低调，所以长寿。此言甚是。但我要补充的是：低调不低，所以高寿。
也许现在可以回到前面那个问题了：在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破坏的百年，石璞靠什么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回望百年，从新青年到红色教授，再到一个普通的老人，那曾经让石璞热血沸腾的主义与真理如烟而逝，惟有最朴素的良善与最传统的智慧还与她的生命同在。那良善与智慧是让一块石头成玉的珍宝吗？“石璞”之名有什么微言大义？一块对恶没有激烈反抗却有持久拒绝的石头，一块对善没有悲壮献身却有耐心执着的石头以她不绝的微光烁伤我正在死去的心。也许英雄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的英雄，日常生活的重负与担当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些像石璞一样举重若轻的人让生命看到了希望。
作者：ljbwin2000 日期：2007…12…13 20：32
一位人大博导的自杀和他生前的一篇文章
“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这是余虹今年9月在一篇博客文章的感言，谁也想不到，这篇文章发表后的三个月，余虹竟然选择了坠楼。
学术生涯正处于鼎盛期
警方在事发现场发现了余虹写给人大文学院院长的遗书，遗书中表达了对文学院同事的感谢及对朋友的祝福。此外，余虹还在遗书中表示，要把所有藏书捐赠给人大文学院。人大党委宣传部负责人昨天表示，文学院的领导和许多老师都在帮余教授的家属料理后事。余虹在复旦大学攻读文艺学博士后的联系导师朱立元昨天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这样一个年轻学者的辞世伤痛心绪难以言表———一对亲密师生从此阴阳两隔。复旦大学文艺学与美学研究中心也为失去这样一位颇有见地的兼职教授而感到痛心。朱立元说：“从他所处的学术环境来看，他的整个学术生涯正处于一个上升阶段，他是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人大《文艺理论》主编，学术期刊《问题》与《立场》的主编。如果他的学术生涯能继续下去，一定能有相当建树。他做出了这种选择实在太出人意料了。”
在旁人眼中，余虹是个重朋友重情义的人，在朋友面前，他常处于话不尽兴人不归的状态。每次朱立元去北京出差，余虹都会周到地款待老师，带着老师去各处遛遛。但就在三个星期前的11月12日，朱立元去北京开会，原本约好的见面却因为余虹的胃疾而取消了。余虹在这天忍着胃痛给学生连上数节课之后感觉犹如虚脱一般，在电话中他对老师说：“非常想念，但这样的状态不适合碰面。”没想到，那次却成为最后的道别。
一些熟悉余虹的同事友人也表示，他最近人显消瘦，身体状况不是十分理想，然而，病痛似乎不足以构成坠搂的理由。余虹的一位同事向早报记者表示，余虹虽有两度不成功的婚姻，在生前处于单身阶段，但有朋友同事及学生的陪伴，这些经历并未造成太多创伤，平时，他总以微笑示人。
事件发生后，北京警方进行了调查，人民大学校方表示，已经排除了他杀与意外坠搂的可能性。
事实上，余虹在学术领域内堪称处于前列。朱立元回忆说：“他无论做什么样的研究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学术嗅觉相当敏锐，在他这样一个年龄层中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应当引起关注的。”在1999年，朱立元主持博士论文答辩时，余虹的学识已不容小觑。1990年代初期，海德格尔研究只是在哲学领域内形成一股潮流，而余虹则是在文学领域内较早研究海德格尔的一人，他将海德格尔与文艺理论做了一次贯通，与他人合著了《海德格尔诗学文集》。在《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他梳理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脉络。
死被赋予的哲学意味
从读书到教书、治学，余虹的一生几乎全部处于象牙塔内。1999年，在复旦博士后毕业后他先后任教于华中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海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2002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现为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得知他的去世消息后，大家都始终不敢相信，学生在老师离去后，还在他的博客中留言诉说，死在这时被赋予了太多的哲学意味，他的举动成为生前最后一课。一位学生这样在他的博客这样留言道：“但我觉得这绝不是一个形而上学所思之‘终点’？毋宁说，更像一个您常常提及的‘原点’，一个海德格尔式的寓始于终的‘圆圈’。”
今年9月，余虹回四川大学参加恩师石璞先生百岁华诞的庆典，他在博客《一个人的百年》中已流露出了对彼岸世界的种种猜测。“德国诗人里尔克曾慨叹一切存在者都处于无庇护状态”，在博客中他这样写道，而此刻，他是否找寻到了被庇护的美呢？
从这篇博客中也证实了余虹的选择或许并非遭遇了外界的不公，在一些人看来，或许，余虹对终极救赎的探究，让他陷入了一种对死亡的向往之中———在相当长时间内，余虹极有可能处于一种抑郁状态。
◇简介
余虹，1957年生于四川。暨南大学文学博士，复旦大学文艺学博士后。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人大《文艺理论》主编，学术欺期刊《问题》与《立场》主编。主要研究领域是文艺理论、美学与哲学。主要著作有《思与诗的对话———海德格尔诗学引论》、《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等。
◇背景
令人扼腕的文人自杀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EmileDurkheim）在其《论自杀》中，将自杀的类型分为三种，即利己型，这种类型自杀的根源在于个人没有同社会融为一体；第二种为利他型自杀，即自杀者出于高尚的信念如宗教等；第三种为动乱型自杀，它的产生是由于个人缺乏社会约束的调节，个人需求和欲望的实现受到了社会的制约。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知识分子自杀事例最知名的是王国维的沉湖，其后的“文革”动乱中，出现不少知识分子集中性自杀的现象，比较著名的有翦伯赞夫妇、傅雷夫妇、老舍、邓拓……这些自杀多属于杜尔凯姆所说的第三种自杀现象。
一些研究者认为，民国以后，特别是“五四”以后，西方哲学、文艺思潮进入中国。我国的文化心理开始有所变化。西方的尼采、叔本华哲学、维护人的尊严的思想是促使他们走向自杀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伏清白以死直兮，故前圣之所愿”，“文革”时期一批知识分子的自杀，一方面是对极左路线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另一方面，“士可杀不可辱”的儒家文化心理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自述
余虹：命运七七
1977年，一个政策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有幸我成为其中的一员。
在很小的时候，我上学的权利就被剥夺了。1970年，经过三年武斗的停课闹革命后，四川大巴山里的一个小镇复课闹革命了。小镇上所有的同学都回到了学校，而我却被学校拒之门外，理由是父母有政治问题。父母有政治问题，儿女就没有权利上学。这是什么逻辑？当时我想不通，至今也没有想通。1977年恢复高考让一代人成了幸运儿，这一代人的感激之情是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