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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四月下旬，一个春风和煦的晚上。因为连连受到校长先生的夸奖，我的心情十分愉快，不但没有介意立刚先是“小姐”后是“同学”这种称谓上的随意改动，还笑眯眯地跟这位连校名都没弄清楚，就糊里糊涂跑来上课的新学生开了个玩笑：
“新墨西哥？当然是在美国啦！”
“什么？……哦，你理解错了小同学，我的意思是……嗯？噢！对不起，是我弄错了！”掏出了听课证，他急忙纠正自己，“不是‘新墨西哥’，是‘新奥尔良’，我说的是那个英语学校……”
这便是我们仨的第一次相见。那一刻，无论是跟我说了好几句话，以为我是高中生的立刚，还是站在一旁一言未发的文茂，都没对我太在意，谁也没想到第一节课还没上完，他俩便会在课堂上一齐爱上我。
虽然如此，这两个男人却不是同时向我表达爱意的，谁先谁后完全归结于各自性格的迥异──当机立断的立刚一个星期后便向我发起了进攻；而他的决定做得更早──当我为了镇住那些尚且没有把我放在眼里的新生们，正用语速极快的英语介绍自己之时，立刚便在课桌上低声说要追求我；但文茂却完全称得上是贵人语迟，直到一年半之后，才向我敞开心扉。
洞1999年的夏天
在那之前的三个月，也就是1999年的夏天，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和文茂在“老树皮”见了面。那是间颇有情调的咖啡屋，坐落在阜成门西大街，从马路对面的胡同拐进去，没多远就是“新奥尔良”。当初每每下了课，我们三个常常要到那里小聚一番。
文茂打来电话时，他和我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他没有说明见我的原因，可我却清清楚楚──那一天，立刚正好失踪一年整。
那天的课有点儿拖，我去晚了，到的时候文茂已经坐在了那里。看见我，他站起身笑了笑，伸手招来服务员。有好一阵子我们沉默着。除了对服务员说了“咖啡”两个字，文茂几乎没再说什么。我也同样，我一直在想立刚，望着眼前熟悉的小桌，那只浸泡在矮脚酒杯里的红色蜡烛，那把横在我与文茂之间的椅子，蓦然就想起他来。我想起他和我之间的很多事，尤其想起他和文茂第一次邀我到这儿来的那个晚上。
“小安老师……街上有间不错的咖啡屋，我们想请你去那儿小坐，能赏光吗？”
说不定是什么时候，也说不定是在哪儿──也许是某个寒冷的夜晚孤独地坐在床前，也许是某个燥热的下午挤在公共汽车上，我总会想起立刚那天对我的邀请，听见他的声音，看到他脸上那难以拒绝的真挚。
当然，我也想起了当时站在他身后的文茂，他的那种生怕被拒绝的窘迫之态让我记忆犹新，我感到难于启齿说“不”，所以迟疑了片刻便答应了，在两只硕长的手臂护卫下穿过车辆如梭的马路，跟着他俩走进这座覆裹着一块块树皮的小房子。
我承认，在走进这间咖啡屋之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像立刚和文茂这样的男人。尽管在大学里也曾与几个高年级同学交往，他们不乏被我的室友们称之为“英俊小生”或“帅哥儿”，但那是两回事，立刚和文茂给了我完全不同的全新感觉。不过，虽然我告诉你他俩是同时爱上我的，但我可没有马上爱上他俩──即便是立刚，也不是一见钟情，每次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看见他，除了脸色苍白、身材颀长，和总是与比他个子更高体魄更加魁梧的文茂同来同去形影不离，并无其他印象。
但是，当我们第一次围坐在那张小桌之后，我的感觉就不同了，很快我就发现我喜欢立刚。他知识渊博、谈吐风趣，是那种极富感染力的人。与他在一起，每一分钟我都感到十分快乐。我爱听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无论他讲什么，即使是那些我过去根本不感兴趣的枯燥话题，我都被深深吸引。
我最喜欢的是立刚那双坦荡而又深邃的眼睛，当他在经过短暂的沉寂，从桌子的对面注视我时，我一下子就感到心跳加速，顷刻便被胸中涌起的阵阵激动所窒息。就是那一瞬间，我生平第一次尝到恋爱的滋味。
每当想起那次会面，我仍然记得当时情景。开始时大家都很拘谨，似乎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便搜肠刮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想起什么就说什么。不知怎么，我们就扯起了历史，从夏商周的“断代”扯到上个世纪初大清帝国的覆灭，还探讨了数千年前日本朝鲜到底是不是和我们同族这样一些复杂的问题。立刚解释了一切，包括为什么日本的文字里有不少汉字，为什么一个韩国古装电视剧里，朝鲜人不但完全使用中国的汉字，穿的也是一模一样的中国官服，张口都是孔孟之道等等。
我们一直侃侃而谈，用一些漫无边际的高谈阔论掩盖着内心之中的情感涌动。我说的“我们”仅限于我和立刚，不包括文茂；自始至终，他几乎都没说什么。由于当时──无论是立刚还是我，谁都不知道文茂的心思，所以着实冷落了他，以至于有一阵子简直就忘记了他的存在。
尽管是这样，我那天对文茂同样也非常好感──我们走出咖啡屋，打算分手的一刻，夜空中忽然淅淅沥沥地飘落起小雨来，正在我为难之际，一直沉默的文茂忽然开口：“你开车送送老师吧，哦，老师的自行车就交给我。”
那天晚上，文茂真是辛苦至极，我们刚刚拐上阜成门桥，大雨便在滚滚惊雷中倾盆而至，一时间，马路上水花四溅，顷刻便汇成汪洋。我当时真的很过意不去，时不时就回头从吉普车的后窗张望着，文茂一直紧紧地跟在后头，就好像是一个赛车运动员。行至白塔寺时，他的车轮不知压在了什么东西上，失去控制的他顿时腾空而起，摔入一尺多深的雨水中……
从那以后，虽说我爱的是立刚，可文茂也在我的心里同样有一席之地。每逢我和立刚单独见面，我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提起他来。立刚也喜欢和我谈论文茂，他的很多事，都是那会儿立刚告诉我的。
自儿时起，文茂便是立刚的朋友。两人同年出生，都长我五岁，只不过文茂比立刚大了两个月。他们是邻居，六岁那年一起拉着手上了小学，从此同窗十二载，直到立刚上了大学，二人才分手。
每逢说到这儿，立刚总要为文茂惋惜，说如果不是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文茂一定能与他一起考入北师大。退一步讲──即便发挥不正常，第一志愿不成还有第二志愿，再怎么也不会名落孙山。可偏偏……
洞匪夷所思
这事儿说来也是凑巧，文茂的爸爸患有精神分裂症，从打文茂两岁起，就一直住在位于房山的一所精神病医院里。恰恰那年五月，正是要劲儿的时候，文茂爸爸住的那排病房需要翻修，无奈之中，他妈妈只得将他爸爸接回了家。
那天夜里，文茂的妈妈上夜班，文茂负责看护，可他后半夜坐在椅子上睡着了，他爸爸趁机溜出家门，跑到铁道上阻拦从湛江开来正要驶入西站的K158次特快列车，结果可想而知──除了一顶让气浪吹落到路基之下的老式军帽，文茂“太可怕了，”立刚说，“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你根本无法想象……”
立刚讲述了他如何陪着文茂赶赴出事现场，如何惊悚地从八百多米的铁轨上捡回他爸爸的一块块血肉，又如何同他和他的妈妈一起去火葬场办理后事，看着文茂抱着一只黑色的骨灰匣，把他爸爸塞进万安公墓一个狭小的格子……
“知道吗，”立刚说，“我一直把文茂当作自己的亲兄弟。”他甚至告诉我，一旦两个人陷入绝境，比如说在大海上翻了船，他会毫不犹豫地把惟一的一只救生圈让给文茂，而让自己消失在茫茫大海中。他的话令我感动不已，我甚至都产生了嫉妒，因而故意绷着脸，佯装生气地给他出了一个老套的难题：
“如果那时还有我，我也掉在了水里……你那惟一的救生圈给谁呢？”
“当然给你啦，这还有什么说的！”立刚立即回答。
我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听他这么说，我忍不住笑了。可立刚却非常认真，竟然告诉我他已经和文茂讨论过这个问题，而他得到的回答十分明确，文茂说──为了我，他可以牺牲一切。
“你难道看不出来，”立刚问我，“他也非常爱你吗？”
那一刻，我真是大吃一惊──这实在匪夷所思，一方面是说文茂的痴情，另一方面是这些话居然出自立刚的口。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直到现在，仍然百思不得其解，以至于某一天不得不这样认为──或许立刚在冥冥的潜意识之中知道自己不久便将永远地离开我，希望在他消失之后，我能从文茂的爱之中得到幸福。
你一定还记得，1998年的那个多事之夏。尤其对长江下游南方诸省的不少人来说，完全是灭顶之灾。那场百年不遇的洪水，一夜间便使一个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过，我的家乡杭州是出海口，再加上我老爸老妈住在市中心那座塔楼的22层上，我一点儿也没有替他们担心。而就身处北京的我本身而言，一切更是相距甚远。
据我所知，有史以来，除非追溯到上古时期，被历代皇帝所选中的这座皇城还从来没有被洪水袭击过。我当时完全称得上高枕无忧，除了意识到应该捐一些款给那些被人从树上救下来的孩子们，根本想不到这场灾难会与我产生什么联系，更想不到我会在那个8月永远地失去立刚。
每当回忆起我与立刚分手的那一刻，我总是难过万分──虽然我叮嘱他要小心，但却不知道他真的正面临着危险，更不知道那将是我俩的最后诀别，因而在“新奥尔良”的大门口，我没有与立刚拥抱，只是微笑着摆了摆手，看着他俩上了车。
无论是什么时候，但凡想起立刚，我便感到无尽的懊悔──为什么那天我不坚持去找校长换课，去火车站送送他呢。当然了，我其实明白，即便是那样，就立刚而言，他的命运仍然无法改变，但对文茂就不一样了，或许他的结局会完全不同……
洞美好的时光
不过，在那个令人伤心的时刻降临之前，我还是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那些日子，初次坠入爱河的我感到无比的幸福。这一切全都是立刚带给我的，他像对待一只小鸟那样呵护着我，除了去上班，几乎所有的时间全都拿来陪我，其实他的英语水平并不比我低多少，当初来听课完全是为了陪文茂，可我们相爱之后，不光是他和文茂的高级班，连中级带初级，甚至包括ABC的入门课他都来听，几乎一节也没落下过。
立刚就是这样，即使教室里早已人满为患，搬一只板凳，他也要坐在后面。他乐此不疲，说不管什么时候，在哪儿，身边有多少人，只要能看着我，就是他最大的快乐。我心里很明白，他当然愿意有更多的时间与我花前月下共享春宵，可我俩总是碰不到一块儿，一般他休息的时候我都在讲课，而我有空的时候他又往往正上班。所以，一旦有了属于我俩的时间，不论是他还是我，都会把那分分秒秒看得比金子还贵重。
你完全可以想象，那年五·一，当得知我有5天的假期后，我们俩会激动到何种程度。尤其是立刚，早在4月的上旬就开始谋划，起先他打算到承德游览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后来又想上山西，说要先看看乔家大院，再在平遥古城里开在老巷深宅的一间小旅馆里住上一宿；他甚至还考虑去一趟海南岛，躺在中国最南部的海滩悠闲自得地晒晒太阳。但最终，他决定去周庄，一来可以证实一下那座号称“东方威尼斯”的小镇是否真的那么引人入胜，二来可以拐到杭州，顺便见见我的老爸老妈。
他的话一出口，便得到我的响应。对于那种二人世界，我真是向往已久。早在16岁那年，我就看过一部名曰《旅途》的日本小说。那本书用第一人称的手法，详尽而细腻地叙述了一个中年男子对亡妻的一段回忆。尽管通篇弥漫着浓重的悲伤气氛，我却对夫妇俩当年那次外出旅游记忆犹新。我记得出发前二人如何精细地盘算着怎样才能省钱，如何在一家温暖的小客栈过的夜，如何在第二天早上牵着手，沉默但却长久地坐在海边等等。诸如此类的许多情节至今难以忘却。
一切就这样定了下来。不料4月30号的晚上，都买了火车票，立刚又有了新的想法。当然行程路线并没有改变，只不过他提出带上文茂。虽然我对文茂亦有好感，但那一刻我还是十分扫兴，更对立刚无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