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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长得很清秀，一张标准的瓜子脸，一双乌黑的眼睛，只是此时充满了惊恐。她的个子很矮，看样子也就1。5米。就算如此，这会儿她也无法把自己藏起来──屋子里的家具太少了，卧室里有张折叠床，可没有被褥，一眼就能看到床底下。床边的一排开放式的方格子书架上摆满了书，只不过已经被她翻得一片狼藉。客厅里一样空空如也，除了一只带台灯的小桌和两把椅子，再没有任何东西。
她的身上没有溜门撬锁的工具，只有一串钥匙──她用其中的一把打开了我的房门。
显然是慑于我男人般的拳头，加上我身上的这张皮，她一点儿也没反抗，乖乖地蹲在了屋角儿。当然了，不是她不想跑，门已经让我给锁上，想跑也跑不了。就在我正要给派出所打电话的时候，她忽然崩溃了，坐在地上就哭起来。她的哭声很大，一边哭，还一边问我，能否给她一点时间解释。
“好了好了。”我心烦地合上手机，坐在小桌旁后，指了指小桌对面的椅子，我掏出了香烟，“不妨听听你能编出什么令人伤心的故事，可你得先老实回答我的问题！”
“行……您问吧！”她一骨碌爬起来，哽咽着坐在了椅子上。
“叫什么？”点上烟，我从皮包里掏出了一个笔记本。一时，空旷的客厅变成了临时的审讯室。
“兰红霞。”
“哼，名字还挺好听，”我忍不住说道，“多大年龄？”
“今年21。”
“21？”我怀疑地朝她的脸望去，“我怎么觉得，你至少……也有30了？”
“没有，我只是显老，其实到下个月我才21，我的身份证丢了，要不给您一看您就相信了……”
“籍贯？”
“嗯？”
“我问你是什么地方人？”
“噢……夏邑。”
我一时有点儿茫然：“哪个省？”
“河南。”
“河南？……有前科吗？”我接着问。
“没有。”
“嗬，回答得倒挺利落，我看不像。”说话间，我又掏出手机，“叫……兰红霞对吧？得落实一下……”
“您别打电话了，”她连忙摆手，“我真的没犯过什么罪，只是18岁那年把村长家的电视机偷走卖了。就因为这个，派出所的所长赵大叔要关我15天……”
“哼！”我点了点头，“果然不出所料，一看你就不是初犯……老实交待，什么时候到的北京，来了以后都干了些什么？”
听了我的话，她忽然伤心起来，一边抽泣着一边说：“我是……5号的夜里……搭一辆运煤车从黑瓦窑……来的……”
“等一下，”我打断了她，“‘黑瓦窑’在哪儿？”
“具体在哪儿我也说不清，反正离张家口不远，我是在那儿下的火车……”
“哎？不是从河南来的吗，怎么又跑到河北啦？”
“不是跑去的，”她继而解释，“说来话长了……因为实在受不了，在派出所呆到第七天的工夫儿我就跑了，先是去了武汉，后来又去了长沙……前年的腊月十六，我来北京找工作，在厂桥的高台阶上被人贩子给卖了。”
“卖了？”
“是卖了，这中间被卖了三次，先是江西，后是贵州，跟着是河北……和您说吧，我都数着呢，先先后后一共有16个男人……唉，您知道吗，大虎已经……”
“等等，大虎是谁？”
“噢，是我儿子，已经一岁了，可到现在都不知道谁是他爹……唉，我也不想当小偷儿，可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多亏了遇上老根儿哥……”
“慢点儿慢点儿，”我再次打断她，“这个老根儿哥又是谁？”
“老根儿哥就是袁伟根，永城人，离我家八十里，在西直门火车站南边儿烤白薯。他真是个好人，让我睡在他那儿，可连摸都没摸我一下。要不是他，我就只能要饭了。他也没钱，可我想弄点儿路费回家，这才又干了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没想到才一下手，就栽在了您的手里……”
她说得声泪俱下，有那么一会儿几乎都让我信以为真。可想起自己的职责，我又继续问着问题：
“怎么进来的？”
“用钥匙。”
“钥匙？你是说……你有我房间里的钥匙？”我惊诧地问。
“嗯。”说着，她摸了摸裤兜，掏出一把栓了红绳儿的钥匙递了过来。
我拿眼一瞟，上面的齿牙很新，显然是刚刚配出来的。
“说吧，哪儿来的？”我追问。
这一刻，她显得有些犹豫，两只手绞在了一起。
“我……捡的。”
中秋过后的夜晚中秋过后的一个夜晚（1）
这是去年的事儿。中秋过后的一个夜晚，不是10点10分就是10点15分，前后差不了5分钟，我看见了钟莘。
这其实纯系偶然，通常我不会那么晚到家。除了碰上什么让我怦然心跳能赚大钱的大业务，或者遇到那些爱说车轱辘话的顾客，我一般都会准点下班。噢，我有一间事务所，在区法院北门的马路对面。小屋不大，是那一溜儿同行业门脸儿中最小的一间，即便是讲“建筑面积”，也不足8个平方。虽然很小，可让我弄得不错，里边干干净净，旮旯里还摆了盆俗透了的发财树。大门也很显档次，花了一千多，镌刻着“律师”二字的牌子更是十分精致，是用4毫米厚的纯铜制成的，上面的工作时间为上午9点至下午5点。
我每天很忙，常常要接待不少人，找上门来的，除了极少数因为家里的房子要拆，绝大部分是打算跟老婆离婚。我在这方面颇有点儿小名气，不管我的客户有多么卑鄙，我总能让他遂了自己的心愿，叫那个令他厌倦的女人顺顺利利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或者说产生了类似的念头，你一定要来找我，我绝对会鼎力提供法律上的援助。
像大多数老单身一样，除了休息日，我平时几乎不在家里吃饭，总是在办公桌上忙忙叨叨地吞着送餐公司的盒饭。这是中午。晚上呢，要么在法院西墙的“正宗老北京”里吃一碗炸酱面，要么在停车场对过的小饭馆里吃点儿饺子馄饨馅饼什么的。老是这些玩意儿，一年到头。可那天没有，实在腻了，锁了门之后，开车去了流云大厦，端坐在一楼的“必胜客”里煞有介事地吃起比萨饼来。
我本来打算约韦建，可拿起电话时，忽然想起他已经走了。两天前这小子曾告诉我他要去关中拍出土文物。这会儿，多半正在一个什么新发现的秦朝墓穴里。
这里的环境不赖，不是说韦建的古墓，是指我坐着的快餐店，价钱虽然贵一点儿，但总算还能接受。只是，那些粘粘糊糊半生不熟的东西让我好不舒服。我感到上当了，上了韦建的当。他说这儿怎么怎么个好。放下叉子，我给这小子发了一条短信：“怎么样？坟墓里的感觉如何？我在‘必胜客’，你推荐的玩意儿着实不怎么样！”
不过，发是发了，可我并没有什么信心，不知道他在那遥远的黄土高坡上的大坑里能否收到。我没吃饱，又不想再咽那些稀汤寡水的沙拉，结了账，都准备走了，又坐下来要了一扎生啤。
噢，我一般不喝酒。我是指开车的时候。倒不是说我是个律师就有多强的法律意识，我只是担心──万一要是撞上警察怎么办！嘿，结果真撞上了。从“必胜客”出来，刚走到玉蜓桥，就看见一大堆警察──差不多有十多个吧，大部分站在隔离墩的另一侧，可仍有三位举起手臂分别立在我这边的三条车道上。我知道不是冲着我来的，没有太惊慌，不过看见那些穿制服的伙计就站在车前多少还是有些心跳过速。好在我明白──他们只是让我停下，仅此而已。
一场车祸，很严重。对面马路上，一辆17吨的“斯坦利”大卡车翻了，正好压在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上。那是一辆“宝来”，牌照号很新，估计没开多长时间。车完全瘪了，驾驶室凹陷得恨不得比机器盖子还低，真想象不出那倒霉的伙计会成什么样儿。
虽然方向相反，我们还是被警察截了下来，以便让一辆吊车从逆向而至。吊车很大，发动机轰轰作响，突突地冒着黑烟，就停在我面前不到15米地方。支起车身后，司机伸出长长的吊臂，越过隔离带去吊那压在“宝来”上的大卡车。我给堵了俩钟头。
我很明智，别看就在眼前，可始终没过去看那“宝来”里的家伙怎么样了。我后边一辆“奇瑞”的司机自以为勇敢，蹿上石礅就奔了过去。我留在原地是对的。那伙计，去的时候双腿蹬蹬地有劲儿着呢，回来就不成了，简直是爬回来的──刚一摸到车门，就吐了一地。他这一吐不要紧，害得我一阵阵作呕，好歹忍着，总算没把肚子里的比萨饼给翻出来。
大约……不是在吊车第七次就是第八次试图吊起那翻倒的大卡车时，我的手机响了。“嘀嘀”两声。短信，屏幕上显示是韦建。
“祝你好胃口！”这小子说。
我读着信息，想象着他到底是在发掘现场，还是在一个什么县城的小招待所。哦，我们刚刚见过面，两天前的那晚，他在我家坐到半夜。没什么新鲜的，除了告诉我他要去陕西拍殉葬品，以及比萨饼如何不同于麦当劳如何不同于肯德基，谈话的内容都是老一套，无非是自打我俩上次分手后到现在，他又找了多少个多少个女人，这个女人怎么怎么回事儿，那个女人怎么怎么回事儿，白天怎么着，晚上怎么着，各自有什么不同，诸如此类吧。
每当这时，我常常装出漫不经心，甚至常常对绘声绘色的描述表示厌恶，就好像我真的是一个正人君子。我这人挺虚伪，实际上我很愿意听他说，尤其是……那些方面。但这小子从来都很可恶，总是说到关键地方就收了嘴，令我恼火。
嫉妒。我是说我。当然我不承认。没错儿，无论谁问我我也不会承认。可说实在的，我的确挺嫉妒他。别看我表面声称对自己的清静的生活十分满意，并且哀叹他在女人堆儿里疲于奔命，我其实很希望能像他那样，只是我总做不来。妈的，这小子！他究竟是怎么干的？我真的是不明白。
那天夜里，12点以前，韦建一直很兴奋，脸上充满了快乐，要么炫耀自己，要么嘲讽我。他对我过的这种名副其实的单身生活感到无法理解。“你小子，真应该去医院看看。”他说，“要不就是身体有问题，要不就是脑子有问题……”跟着就是一通儿让人恼火的坏笑。可一过12点，不知怎么他就伤感起来。
这也赖我，我不该提起中秋，不该邀他到阳台上看八月十五的月亮……噢，其实不是，其实是八月十六的月亮。我那时有点儿饿了，忽然想起冰箱里还搁着一个星期前买的两块月饼。
咬了一口“大三元”的“红莲蓉”，韦建低下头，片刻，提起了钟莘。
“不知道怎么了……”他说，“这些日子，我一阵阵想起她。”这简直破天荒，我真有点儿怀疑我的耳朵。更让我惊诧的是，他还后悔不该跟她离婚。
“唉！”他叹息着，“你不知道──好多事儿我从来都没跟你说过……那会儿我……其实她……如果后来……”他语无伦次，先是盯着手中的月饼，随后抬起头，久久凝视天上圆圆的月亮。
经过第十次或者第十一次的努力，卡车终于被吊了起来。出了这么大的事故，那大家伙并没有什么事儿，只不过碎了一只后视镜，撒了一地粽子大小的砂石。10只轱辘重新落地之后，一个警察爬上高高的驾驶室，轰轰地开走了它。那辆像被人一脚踩扁了的易拉罐似的“宝来”也被装上了一辆卡车。至于两位司机──我是说开大卡车的和开“宝来”的，前者早已经彻底傻了，像个木头人似的被塞进了警车；而后者──就是据说整个上半身甚至包括两条大腿都给挤烂了的那位，我看见两个穿白大褂的把一只大塑料口袋扔进了救护车，估计那便是他了。
“走，走！快点儿，别愣着！”
尽管我喝了一扎生啤，可警察依旧冲我挥手，要我马上上车。这使我觉着那家伙多少有些愚蠢，同时生出一种类似占了什么便宜的快感。不仅这般，我还感到自己很幸运──不光是说喝了酒居然还能堂而皇之地在警察的注视下驾车而去，更重要的是没有大卡车翻在自己的车上。
中秋过后的夜晚中秋过后的一个夜晚（2）
我真为那只剩下两条小腿的伙计而深深地叹息。目睹了惨剧，每个人的车速都不由自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