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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我说两位小姐，明天是星期六，天气这么好，为什么我们不出去走走呢？”
我的话刚一说出，立刻就得到她俩的一致响应。
“太好啦！”不约而同，莲子和林黛一齐回答。
“我已经很久没有出去玩儿了！”莲子说。
“可不，你光说你，我又何尝不是呢？”林黛马上附和，看上去，她和莲子近乎得不得了，就像她们是亲姐妹。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我当时的心情，真不明白这个世界是怎么了，究竟因为什么，我们这一男二女就变成了三个恶魔。我这辈子还从未看见过如此富于戏剧性的场面──不论是莲子还是林黛都知道自己将要做什么，可表面上却都要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而最离谱儿的实际上是我──我居然想得出，让莲子和林黛自己参与对自己的谋杀。
当一切已经不可挽回地发生之后，我不禁陷入深深的思索，忍不住回顾起我的整个一生，真不知道从何时起，原本善良的我竟然会残忍到这种地步──尽管知道我就要结束莲子和林黛的生命，可那天晚上，居然还能跟她俩玩了将近半宿的扑克。
第二天一早，我们三人就出了门。说实话，临上车的那一刻，看见那两个即将被我谋害的女人一人背了一个装满饮料食品的背包，我曾经动了恻隐之心，的的确确想过要就此罢手，但那只是短短的一瞬间，最终我还是咬着牙，轰轰地发动了马达。
我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被捕的。一阵滚滚惊雷之后，我听见了敲门声。开门之后，我看见一男一女两个警察。女的长得既不好看也不难看，一张很俗的脸，属于最让我腻烦那种；那男的却相当英俊，简直与总是扮演警察的濮存昕别无二致。
只是来了这两位，而且谁也没掏枪。亮出证件之后，那女的用相当客气的口气要我跟他们走一趟。我以为大队人马都在外面，可踏出家门时，并没有在楼道里发现想象之中的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警察。
要么是昨天，要么是前天，反正是在中午，那一刻，我的眼前再次浮出我与那个精明透顶的律师谈话的情景。
我们是在看守所的一间小屋见的面。小屋里阴暗而寒冷，那种地方，我以前还从未光顾，只是在电视里见过。律师坐在我的对面，一只带伞的灯低低地垂在小桌上，那个律师身处暗影之中，我始终没有看清他的脸，只看见他不断地从一只厚厚的皮包里取出一份份文件放在面前翻阅。
“嗯……”整理了一下雪白衬衣上印满一个个“G”标志的灰色领带，他开了口，“除了材料上的东西，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我说。
“是这样吗？”
“是。”
“……这就好，不过对不起……有句话可能不中听，可我不得不说出来……”
“没关系，想说什么你随便。”我回答，口气无所谓。
“你没有欺骗我吧？”
“当然没有。”
“所讲的……都是事实吗？”
“没错儿，全都是事实。”我咬着牙回答。
“真的？”
“真的。”
“嗯……好，”在黑暗中凝视了我片刻，他把那些文件重新放回包里，“实话讲，我本人并不相信你的故事……总觉着……”
“总觉着什么？”我反问他，话音透出一股子不屑一顾，那种坦荡的语气，除了我，任何一个谋杀犯也做不出来。
“总觉着这里边有点儿问题！”
“是吗？”我有些恼火，“那你不妨说说看，你到底在怀疑什么？”
有好一阵，律师没有吱声。于是我又接着说：
“我其实倒是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不过想再提高点儿费用，没关系，再重新开个价吧，你打算要多少？”
“噢！不，不是这个意思……”律师连忙摆手，“我只是觉着……算了……好吧……这个案子我接了，你会没事儿的。”
当然，这些只是我的幻觉。事实上，我并没有被捕，自然也就没有什么长得像濮存昕的警察和他那既不好看也不难看的女搭档，更没有什么精明透顶、扎着金利来领带、一心只想赚钱的律师，也没有什么看守所的阴暗小屋和那些有鼻子有眼儿的谈话，就是说──一切根本就没发生。
没错儿，我知道是幻觉，而且知道产生幻觉的原因。这里边因素很多，但主要是饥饿所至。如果没记错，打从来到山上的那天早上算起，我已经整整5天没有吃东西了。当然我说过──来的时候，莲子和林黛倒都带了不少食物，一人一大包──头一天晚上，把这件事定下来之后，我们三人就一起去了那间24小时营业的超市，买回了不少可口的东西，想起来真让人垂涎三尺──大磨房的面包，正宗的广式香肠，最可气的是还有一大块我最爱吃的驴腱子肉。除此以外，还有一大堆被她俩洗干涮净的新鲜水果──苹果、桔子、香蕉、葡萄、草莓、樱桃等等。可是，所有这些，都被她们在离开前，一样样地从我的头顶上抛下了深深的沟壑。我心里很清楚，莲子和林黛绝对是故意这么干的，所以才会让这些东西像天女散花似的从我的周围纷落而下，无非是藉此表达她们对我的仇恨。
我承认，我的反应还是太慢，尽管有好几样东西简直就是从我的鼻子前面飞下去的，可我却一样儿没抓着，因而几日来，我只能靠我身边树枝上那些数量不多的野酸枣维持生命。严重的营养不足非但深深地损伤了我的神志，使我的听觉也遭到破坏，正因为如此，我才会什么声音也听不见。就连我的视力也受到了影响，要不然，为什么当我遥望夜空时，月亮会变得越来越模糊呢。
我知道我的形势严峻──从昨天起，生长在峭壁之上的这棵野酸枣树因不堪我的重负，树根正一点点地松动，随时会与我一同掉下去。对此我毫无办法──从这里到崖顶，少说也有80米，根本不可能爬上去。下面就更深了，有250米都不止，一旦这棵树脱落，我必定粉身碎骨。
说起来，一切还是赖我，如果我一声不吭、不暴露我掉在了树上，就权当自己已经摔死，那么把我推下来之后，莲子和林黛一定会报警，让警察寻找我的尸体，那样一来我就会有救了。可我当时没有把握住自己──我实在是太惊慌，刚一掉在树上就拼命喊叫。因为愚蠢，我失去了生还的机会，眼睁睁地望着她俩的身影消失在崖顶上。
现在，我很清楚等待着我的是什么结局──要么跟着这棵树一起坠下悬崖摔死，要么饿死在树杈上。只是，有些问题我一直弄不清──到底是谁先发现了我的阴谋？是莲子还是林黛？这两个女人把我干掉之后，又如何解决她们之间难以调解的矛盾？算了，现在提起这些事儿显然已经毫无意义，可有一点我实在是想知道──究竟是谁在我的身后把我推下的悬崖？是莲子？还是林黛？显然，我无法在活着的时候得到答案，我只能带着这个巨大的问号一个人先去天堂。
不过，我会耐心地在上面等，等到将来莲子和林黛都去了那里，我们三人见了面，再向她俩问个明白。
并蒂莲3号车厢
如果你那天早上乘坐了那趟从天津开来的火车，并且恰好上了3号车厢，就一定会看见我故事里的第一个出场的人物。他是个引人注目的年轻人，身高达到1。84米，非常漂亮，生着一张比女人还白皙的脸：宽宽的额头，高高的鼻梁，两片性感的嘴唇，眼窝深深的一双迷人的大眼具有极强的诱惑力。不管哪个男人，一旦发现他正朝自己的老婆望去，都会把拳头握得咯咯作响。总之他非常帅，在整个儿黄种人里边称得上出类拔萃。倘若你是那种十分挑剔的主儿，非得让我指出哪有缺点，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只能告诉你他多多少少有些单薄，不是很魁梧罢了。
他的衣着也很得体，虽然是一位年轻的现代派画家，但此刻的打扮却不像他的很多同类那样令人晕眩，只穿着件熨烫得十分平整的浅蓝色水洗布衬衫，一条颜色稍深但布料相同的裤子。当火车到站，他从车厢跳下月台的一瞬间，你会看见他一尘不染的软帮休闲鞋，同样一尘不染的雪白袜子，以及头上松软飘逸的乌黑长发。
出站时，他在地下通道里碰巧和一群正在转移工地的四川民工走在了一起，南方人的矮小使他鹤立鸡群。因为受不了那些伙计身上一股子一股子的怪味儿，更怕那一卷卷令人生疑，说不定就有什么寄生物的铺盖挨蹭上自己，他厌恶地躲避着他们，并像不断提速的火车一样一次次加快脚步，迈着两只长腿朝出站口奔去。
据说，大凡那些潜心创作的艺术家，诸如画家、作家、剧作家、作曲家等等，总是无时无刻不沉浸于自己的艺术构想，常常便会心不在焉，即便他就坐在你的面前听你说话，也不一定就是真的在听，心思早就不知道飞到了哪儿。而一旦出门，免不了要丢三落四，不是忘了这个就是忘了那个。正是如此，当他来到车站广场时，才发现自己没有带手机。再一次摸了摸身上的口袋，他皱了皱眉头，无奈地朝一个公共电话亭走去。
如果我讲的故事拍成了电影，并且那个制片商舍得花钱，让摄影师包一架飞机或者一艘飞艇（一只热气球也可以）进行航拍，这时候画面便会跳切到北京郊外的一座别墅小区的全景。你便会看到小区里的一座座漂亮别墅的红色屋顶。与此同时，银幕的下方会出现一行字幕：
2003年，5月16日。
伴随着一阵阵号称由“40和弦”组成的“诺基亚”或者“摩托罗拉”的时尚手机铃声的画外音，镜头会从高高的天空之上推向其中一座紧靠小区栅栏的三层别墅；临近极限时，趁一个你不易察觉的当口（如果你本人就是电影制片厂的专业人士或者电影学院的老师当然会察觉），摄影师已经下了那架飞机或者飞艇（或者热气球）把摄影机搬上了一只升降机，让镜头从别墅二层的一扇窗户伸进去；跟着给你一个长长的“斯坦尼康”（很难解释的专业术语，你只需理解为极其平稳的移动摄影即可），贴着走廊的大理石地面一直推入一间敞开门的卧室。
然后，镜头会掠过被人仓促地扔在实木地板上的下列东西，按顺序分别为──一双男人的鞋、一双女人的鞋、一件男式短衫、一条粉红或着浅绿的连衣裙以及全套的丝质女士内衣———最终停在一条黑色的男式裤子上。
之所以这个长镜头落在这里，是因为一只手机在这条裤子的裤兜里持续地响着；而在被虚化了的背景中，你会影影绰绰地看到一张床，以及那上面模模糊糊，但仍然可以看出是由一男一女组成的两个人影儿。
在北京站的站前公共电话亭，刚刚下了火车的年轻画家正一遍遍地拨着同一个号码。终于，他听见有人接了电话。
“是我，赵鄂。”他说，“是……赵湘吗？”
要是我没猜错，你一定正根据这两个很相近的名字琢磨──怎么着？这两位都姓赵？一个叫湖北？一个叫湖南？哥儿俩吧？
事实的确如此。他们是亲兄弟。确切地说是双胞胎。当年这两个小宝宝降生人世时，那对幸福的年轻父母分别用自己的祖籍给他俩起了名字。由于手术室一个护士的疏忽，忘记了哪一个是先给掏出来的，弄得无论是他们的父母还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谁是哥哥谁是弟弟，所以从儿时到现在，兄弟俩说话总是直呼其名。
如果我讲的故事拍成了电影，导演一般不会在影片刚刚开始两分钟就插入倒叙，马上啰里啰唆地告诉你这些二十七八年之前的麻烦事，因而当镜头生硬地切到接电话的人的场景时，你恐怕就给弄糊涂了，若不是听见两个只有一字之差的名字，很可能以为广场上的那个画家和别墅里光着身子的这一位是一个人。
这一点儿都不奇怪。这两位年轻的赵氏兄弟实在太像了──不光说是身高长相──他们身体的每一处，连同每一根手指的细部特征都丝毫不差（但指纹并不在其内，这一点我后面会做说明），所有能称之为“先天”或着说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兄弟俩几乎是一模一样。这其中包括声音、举止、神态、笑容、哭相；除了这些，还包括走路的姿势、吃东西的禁忌，喜欢的发型、近乎病态的洁癖、对女人的品味等等。
据说，如果真是那种长得十分相像的双胞胎，那么在他们的孩提时代，只有父母可以区分；而一旦长大成人，譬如说他们上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