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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车？”韩起科诧异地问，“不是说给我送车票来的吗？怎么又说……派车了？谁派车？
政府能派车送我？”
张建国笑道：“干吗要政府派。原先小分队的人，不止一个买了私家车。大车，小车，都有咧。”
韩起科沉下心，想了一想，再说道：“大家伙一起见个面，可以。但得等我跟监狱长报告以后再定。还有一点，我得说明，不管咋见面，对外都不能说是‘聚会’。我毕竟还只是假释犯。就是将来拿到正式的释放证，咱们之间也别搞这种集会性质的事情，会被人误解的。咱们就是熟人之间见个面，吃个饭，啥名义也别挂……”马桂花忙应道：“行行行。就是朋友之间见个面，吃个饭，对外啥也别说。”张建国却没接韩起科的话茬。面对韩起科，听他言，观他行，张建国一时间反而什么也说不出来了。韩起科跟所有那些前小分队队员一样，个儿长高了，人也长开了，脸盘上必然地出现了成年男子那种应有的棱角，眉目间也相应地流露出多年的监狱生活烙下的那种顺从和谨慎，克制和压抑……所有这些，似乎都在张建国的预料之中，但真的面对了，他还是感到意外，心里还是涌动出一阵阵无法言喻的伤感。到约定的那一天，韩起科还真的来了。原定要在新落成的哈拉努里大饭店预定一个带客厅的豪华包间，好好地坐一下，最后还是愣让韩起科给推掉了，说这事千万不能样做得太招人显眼。后来，马桂花提出上我家来坐。那时，我新任农科所所长。（就在韩起科在监狱里服刑的那四五年期间，我半脱产在省农大读了个专为在职干部开设的经济管理专业，拿到了对我一生来说可谓至关重要的大本文凭。）但韩起科还是不同意。他还是那句老话，他毕竟是个假释犯，找一帮人到一个党政领导干部家去闹腾，更不合适。最后定在了赵光家。那时候赵光的生意已经做得很大了，在哈拉努里近郊盖了一幢假三层的小楼。院后，很大的一个停车场里，除了那辆桑塔纳轿车，还停着几辆东风牌卡车。财大气粗的赵光当然愿意坐地做东，也想借此进一步弥合和消除自己跟小分队许多同伴多年来遗留的分歧和宿怨。他只怕韩起科不肯给他这个面子。他不想，只要韩起科不提出异议，那天的一切花销，都由他“埋单”。
没想韩起科还真同意了。那天，我本来也想去的。但韩起科托马桂花带话给我说，我跟他的见面，最好还是等他正式释放以后更妥当一点。我一转念，觉得也是的。那时，内部已经开始酝酿改镇建市，我一方面主持农科所的工作，另一方面，按某些领导的意图，腾出相当大的精力，参与改镇建市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不久还兼任了这个办公室的副主任，并且逐渐地把工作的重心从农科所转移到了办公室那方面去。明白人都清楚，这个改镇建市办公室的主任副主任，只要不出什么大问题，正式建市后，就是市府或市委秘书长副秘书长的既定人选。我想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也确实应该谨慎一点才是，便只让桂花带了个问候过去，并许诺，等他正式刑满以后，再单独请他。那天的“聚会”应该说进行得非常顺利。原小分队的那一伙人也非常高兴。喝了不少的酒，说了不少的话，做了不少的回顾，发了无数的感慨，相互间对未来也做了许多重要的约定。尤其是对韩起科出狱以后的生活和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了许多的建议，又做了种种慷慨激昂的承诺和担保。韩起科也喝得不少，但说得很少，大部分的时间都端着个酒杯在一旁静静地听着。看着。有点儿发呆。他的视线随着发言者的转换不停地从一个人的身上转注到另一个人身上。“聚会”结束后，他甚至同意让赵光开着他那辆在当时的哈拉努里来说可算是“顶级版”的桑塔纳卧车，把他送回监狱。那天晚上，几乎所有参加“聚会”的小分队成员的心情都是愉快的，既为分手这么多年后的第一次重逢而感到欣慰，也为韩起科经受如此重大的人生挫折之后，变得随和了、从众了，又在这随和和从众中，保持着一种必要的清醒而感到庆幸。
第四部分难能可贵的“假释”
只有马桂花从韩起科的沉默寡言中，从某个瞬间在他眼睛里一闪而过的那种犹豫和迟宕中，看到了一点别人没看到的某种东西。虽然一时间她也说不清楚这种犹豫和迟宕到底标明什么，但这种深重的犹豫和迟宕，过去确确实实从来也没有在韩起科的身上出现过。这一点，马桂花是有把握的。她隐隐地为此忐忑，好像预感到又要发生什么不祥的事情似的。为了不扫大伙的兴，当场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回家以后，独自在厨房里闷闷地坐了好大一会儿，才走进卧室，没头没脑地问了我这样一句话：“您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一个特别执著的人，最后能走多远？”虽然她在话里没跟我点明这人是谁，但我立即就明白她这个所谓的“特别执著的人”，指的是谁。我只是不想跟她、也不想跟我自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便笼统地答道：“那也得具体人头具体分析。得看这个人一辈子执著的是个什么东西，他又是在运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执著的。不可一概而论。”她怔怔地打量了我一眼，似乎觉得我那些话，说了也等于没说一样，头等大事痴痴地发了会儿愣，便再没说什么，去卫生间例行公事般洗涮一番后，只顾上床躺着去了。但这一晚上，我发现她一直没睡着，翻来覆去地折腾到天明，才不由自主地睡了一小会儿。过了几天，消息传来，她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韩起科突然向监狱方面正式提出报告，请求继续留在监狱里“服刑”，居然不想“假释”，不想跨出这厚重森严的监狱之门。
所有的熟人都愣住了。马桂花、范东、张建国等人，包括赵光，轮番去监狱里找他，劝他改变这个“极糊涂”，又“极没名堂”的想法。这回，倒是有了点进步。谁来，他都见。谁说，他都听着。谁说个啥，他都认真地回应一句：“我考虑考虑。一定考虑考虑。”但看到他呆滞的神情和再次剃光刮青了的头皮，小分队的这些同伴们知道，他是不可能再回头的了。
果不其然，过了半个月，这些人再想到监狱去劝他，他便不出来见人了。最后一个见到他的是马桂花。马桂花对他说：“你不能再待在这里头了。别傻拧着了。这几年，外头变化太大了。你要不早一点出来适应外头的这个变化，再过几年，你整个人都会傻掉的，你会成为一个废人的。你听到我跟你说的话了吗？”他点了点头，而后……据马桂花说，而后他眼圈微微地红了，低下头去，默默地坐了会儿，抬起头来对马桂花说：“我知道了。以后，你就不要再来了。回去告诉小分队的同志们，请大家放心，有政府和队长的监督帮助，我会好好改造自己的。就这样吧。你走吧。”说着，就起身离开了接见室。
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不想获得这难能可贵的“假释”的啊。他不是还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去长途车站通宵排队，千方百计地想买一张回冈古拉的车票的吗？那天，他不是还高高兴兴地来参加原小分队队员的“聚会”的吗？在聚会上，他不是还喝了不少的酒吗？当马桂花最后去劝说时候，他的眼圈不是还“微微地红了”一阵的吗？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一档子变故，使他突然间改变了初衷，拒绝接受假释？马桂花非常激动地找那些原小分队队员查问过，问他们私下里到底跟起科又胡嘞了些啥，居然如此深重地刺激了他，挫伤了他？这些原小分队的队员拍着胸脯，扯着嗓门，指天跺地地跟她保证，他们既没有“私下里”跟起科有过任何接触，也不会去跟他说那些没边没沿的刺激话，更不会去做伤害他的事。他们干吗要刺激和伤害起科呢？他们自己也在为起科的这突然变故而感到无比的纳闷哩。这样又过了两三年，经过一再的减刑，韩起科终于获准提前刑满释放。他没有任何理由再“ 赖”在监狱里了。小分队的那些同伴打听到，他在监狱里学了一手不错的汽车修理技术，就替他在哈拉努里市郊租下一间街面房，替他申领了一张营业执照，办起一家摩托车修理部。
修理部后身，还盖了两间平房，圈出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院子里还栽上了两棵不大不小的沙枣树。大伙还给他找了一个来哈拉努里探亲的四川小丫头，十八九岁，虽然文化上有点浅 （只上过两年初中），个头也有点矮（不到一米五零吧），但人还算本分乖巧。想着这样，虽然说不上多么理想，但起码能让他开始过上一个正常男人的日子。说一千，道一万，在封闭了八九年之后，赶紧让他能像一个正常男人那样开始生活，现在对于他，恐怕比什么都重要。
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么考虑问题的。
出狱的那天，是又一个冬日。还照上一回似的，大伙又为他举行了一次“聚会”。“聚会”
场所就在摩托车修理部后院那两间平房里。这回“聚会”来的人比上一回多。因为这几年，原小分队的这些队员差不多都成家了，多数也都有了孩子。平日里，都顾着挣钱养家，互相之间也很少串门了。听说要为韩起科聚会，热情又高涨起来，都把各自的老婆老公和娃娃带上。每家还带一至两个自己的拿手菜。当然，也有的索性扛着半扇生猪生羊就过来的。但这回聚会的时间却比上一回短了许多。说了会儿话，喝了会儿酒，吼了会儿“卡拉OK”，便早早地散了。一方面因为那群狗屁娃娃太闹，也因为有的家属明天还得上早班；但更主要的是许多人都觉得，反正起科已经正式出狱，以后啥时间想见都能见了，可以不必在乎这一晚上相聚时间的长短了。但大伙走时，按事先商量的，留下张建国和马桂花，希望他俩再跟起科说说高场长的事。
第四部分接触到避孕套 时的紧张和惶恐
这些年，韩起科一直“不理睬”高场长，这让小分队的这帮人既很不理解，又很不安。高福海虽然病退离休回了北京南城，但仍一直在关注着韩起科，一直托人捎话来打听韩起科的情况。大伙觉得，不管怎么说吧，论理论情，出狱以后的韩起科都应该主动去看望一下高场长。至于路费什么的，由他们解决。（这租房办修理部的钱，也是大伙凑的。原先赵光说他一个人承担这笔费用。大伙儿一合计，觉得这钱让赵光一个人出，怎么想也不合适。不是说赵光出不起，而是不合适。大家伙觉得，这是起科的事，他们都有责任抻头来承担。拿多拿少，都得尽这一份心。）马桂花张建国先帮着韩起科和那个四川丫头把屋子拾掇干净了。满地的酒瓶肉骨头啊，花生瓜子壳香烟屁股啊，也确实让他们好一阵子忙活；而后把韩起科单独叫到一个屋子里，委婉地劝了一阵。韩起科却只是不搭腔，也不说去看看高福海，也不说不去，就是一个没反应。想到他过去的那种自信执著从容，再看到他眼前的这份迟钝固执，马桂花和张建国的心恰如一片被山雨摧残过的荞麦，扶不起，又丢不下，既零落，又伤感。张建国只知道这位当年的小分队队长、冈古拉的风云人物、他们同龄人中的“佼佼者”经过这八九年的“折磨”，大概是“彻底不能像个样儿了”。他为之惋惜，哀恸，又多少有些为之泄气。他估计，韩起科的这后半辈子，好歹地能把这个摩托车修理站维持下去了，再把那个并不傻的四川小丫头“哄”住了，“哄”着那小丫头替他生一两个也不傻的娃娃，他这一生也就这么交代了。但马桂花却不这么认为。她明白韩起科心里还梗着个硬木疙瘩。一时半会儿，他还拧不过这个弯儿。什么时候能解开这个硬木疙瘩，拧过这个弯儿来，兴许拍拍脑门，三五天就成了；兴许三五个月、三五年，或十三五年，也难说。马桂花当然为韩起科着急。一个人还能有多少个三五年、十三五年？再说，从人生发展阶段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男人来说，韩起科当前这个年龄段，正是至关紧要的阶段。二十五六到三十前后嘛，一生成败的关键时刻嘛。这阶段的人生要是再被耽误了，埋没了，扭曲了，走变了样儿，虽然也不能说这个人就彻底不可能再干出点啥名堂来了，但再要干出点名堂，那可真得费牛劲儿了。想到这里，马桂花心里就不只是着急，更多的是难过和焦虑，还充满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落寞。沉默了一会儿，马桂花说道：“顾校长听说你出来了，挺想来看你的。今天晚上市里有点活动，他实在走不开，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