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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他相信自己会尽力去做。但，到底能不能做得像需要他做的那么“ 好”，他已经很没有把握了。五年前，他本能地只知道盯着一个人的脸色去做事。现在，他学会了品味所有人的脸色。五年中，他曾无数次地向往过监狱外那灿烂的阳光。五年来，他也不是没有走出过监狱。但今天揣着假释证，再走出监狱大门，沐浴在那灿烂阳光的照耀下，他才发觉那明白无误的阳光竟然是那么“刺眼”。
“您说有没有这个可能，起科是基于一种恐惧，忐忑，才放弃了假释回冈古拉的机会？”有一天，在省师范专科学校政教系读书的范东，回哈拉努里来看我和马桂花。我们留他吃饭。
喝了一点酒，范东叹着气，一边把玩着那只青花瓷的小酒盅，一边这么分析道。“他恐惧啥？他已经五年没回冈古拉了。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冈古拉变成了一副啥模样，暂时还知不道他自己到底能不能适应这已经变化了的冈古拉，他咋会恐惧咧。”马桂花反驳道。她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为韩起科辩护的立场上说话。在这一点上，她多少年来可以说一点变化都没有。“那你说，他为什么不愿意回冈古拉去假释？”范东不解地问。“兴许是离家的日子太长了。有时，离别的时间太长了，也怕见面啊。你们就从来也没有过这种感觉？”马桂花皱着眉头，反问道。“但他一开始是想回冈古拉的，后来才突然变卦的。如果仅仅是因为离家时间太长的原因，那么情况应该是倒过来的：一开始不想回，而后慢慢地又想回了。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啊。为什么？”范东端着酒杯的那只手做了个很大的动作，来强调他的推理和反问。因此，有许多酒都洒到了桌子上。一股强烈的酒香顿时在空气中弥漫开。马桂花回答不出范东的反问，也无法抵御他的推理，便去厨房里取了块抹布来，只顾低头去擦桌上的酒迹了。
应该说，范东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事后证明，对“回冈古拉”的恐惧，一直在困扰、折磨着狱中的韩起科。在失去了高福海这个精神支撑后，这个世界上，他惟一熟识、热爱、并且还可以说是属于他的，就只有冈古拉了。任何时候，只要说到冈古拉的黑杨林，冈古拉的黑雀群，冈古拉的高地，荒原，冰雪，芨芨草，冈古拉的那群母狼……他心里都会升起一股不尽的暖流。不管呆在任何地方，只要一想起冈古拉，他都会微微地颤栗起来。脸色都会变得特别的苍白。眼睛里都会发出一股灼热的光。有一回他带着几个劳改员去起猪圈。浓烈的猪圈味儿和猪圈外头那股同样浓烈的青草味儿，还有那股从白杨林深处刮过来的深秋的风，顿时让他想起了他的冈古拉，他的心皱缩起来，整个人也跟着颤栗了。他站立不稳。他翕张着嘴，微微地依靠在猪圈的土墙上。这时，那几个劳改员挑着担子走了过来，发现他这副模样，便非逼他承认独自躲在这儿“打飞机”（手淫）了，还要扒他的裤子验证。早已发育成人的韩起科，又在监狱那样的环境里过了这么些年，对那些成年罪犯的粗野黄色言行，应该说也是习以为常的了。但是今天自己正在思念冈古拉，这几只“烂公狗”的行为让他的确产生了一种吞下一把蛆虫的感觉。已经好几年没打架的他，当时就咬牙切齿起来，骤发“狼威”，把那几个比他大二三十岁的浑蛋家伙统统打得东倒西歪，眼青鼻肿；后来虽然受到了狱方加械具禁闭七天的严厉惩罚，（白天劳动时，加戴脚镣。晚上睡觉时，加背铐——左手弯向肩后、右手从腰背后向上，两手反铐在背后，）心里却痛快了好一阵子。
第四部分你老婆在外头不正经
这几年里，常有新入狱的人，告诉他外头的世界大变了，也包括他的冈古拉，“再也不是你进来前的那个球模样了。”他听这些话，就像一个重刑犯，老听有人在自己耳朵跟前叨叨，“你老婆在外头不正经哩”一样，他将信将疑，却又忐忑不安；忐忑不安，却又将信将疑。他想象不出，几年的时间，冈古拉能变到什么地步去。他更不敢想象，在失去高福海那样的精神支撑以后，如果再遭受冈古拉的“遗弃”，自己将“沦落”到一种什么样的境地…… ……得到假释通知后，他迫不及待地要回冈古拉去亲眼瞧一瞧。他去车站买票，亲眼看到赵光的“风光”和“牛气”，又参加了小分队的那个“聚会”。他脑子里开始进入一些“真实 ”情况：他知道在冈古拉掌权的，都换成当年那批退伍军人了。他知道冈古拉也跟周边那些老乡公社一样，把土地都承包给各家各户了。原小分队的这些同伴们提醒他，你回冈古拉，也得从承包土地开始。你可得好好地给连长磕头烧香上供。你可再不能像过去那样小瞧那些连长。否则，他们不会把好地承包给你；到该使用机器作业时，不给你安排机力；到该浇水时，却把水先打到别人的承包地里……到秋后，你就尽等着倒挂欠账吧。有人还故意跟他说，冈古拉搞承包的头一二年，有些老职工端了一辈子铁饭碗，不习惯这种操作方式，到年终账上倒挂，欠下公家不少钱，心慌意乱地看不到前途，正经还有上吊自杀的哩。他从他们嘴中还知道，赵光现在发了，差不多成了冈古拉的一“霸”了，控制了冈古拉一多半甘草肉苁蓉的“进出口贸易”。每到甘草和肉苁蓉的采掘季节，这小子会雇用几百上千人，撒到冈古拉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戈壁沙漠上去挖这些野生的肉苁蓉和甘草。这时候，从哈拉努里开往冈古拉的长途班车的车票，一多半都会控制在这小子手里，用来运送他雇用的“盲流仔”和 “盲流妹”。他当然也会给长途车站的那些领导和售票员们许多好处。他掏钱给长途车站每位领导的家里都安了一部程控直拨电话。就是这许多好处中的一种。而那时候在私人家里安一部程控电话，得交四千多元到五千元的初装费。而那个时候的四五千元，实实在在说，对一个靠工资过日子的人，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他还知道了，过去一直瞧不上赵光，并老跟赵光做对的张建国，现在也“投奔”到赵光的门下，居然做了他的小车司机和“经理助理”，天天开着车拉着赵光东奔西跑地“作威作福”。就跟过去无比地忠诚于他韩起科一样，现在无比地忠诚于赵光。而孟在军也在赵光手下做了他收购部主任，每到夏秋两季，在军都会带着一帮人，开着东风牌卡车，在戈壁滩上四处设点，为赵光收购甘草和肉苁蓉。从今年开始，他们还将开设加工厂，对甘草肉苁蓉进行深加工，以从它们身上赚取更多的附加值。在聚会时，这些原小分队队员一个个都嬉皮笑脸地告诉他：“你就等着瞧吧，要不了几年工夫，赵光就能成为冈古拉新一代的‘高福海’，而且比当年的高福海还要牛皮，还要有钱！”
他们哈哈大笑。但，谁也没注意到，从那以后，韩起科再也没有跟在场的任何人说过一句话，直至聚会结束……他的脸色逐渐地灰暗起来，眼神也从陌生、好奇，到疑询、疏离，再到恍惚、呆滞……嘴角的笑纹似乎也显得有点苦涩、僵硬。
……他真的开始犹豫了。他活这二十多年还从来没有犹豫过。就连那天被捕时，他都没有哆嗦犹豫。
他心慌但并不犹豫，心里更没有任何迟疑。但是，到了这会儿，他开始疑问了，他问自己，冈古拉还是他韩起科应该回和能够回的地方吗？他，韩起科，还“回得去”吗？他开始预感到，过去自己看高福海的眼色过日子，现在，则可能要看赵光的眼色过日子。从看高福海的眼色过日子，到必须看赵光的眼色过日子，还能说，冈古拉真的是属于他韩起科的？他真的没把握了。他再也不是那个冲动起来就能不顾一切地向麦草路洒煤油扔打火机的那个韩起科了。他以一己之五尺热血之躯，突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无能和无奈；于是，他决定暂时不回冈古拉。他要再想一想，再看一看，再等一等……是的，如果不回冈古拉，他只有重回监狱。他没别的地方可去。好在，他本人在这五年服刑期内，一直诚心地把自己放在一个赎罪的位置上，老老实实地接受惩戒和改造，能尽力帮政府方面做一点他们需要他做的、又是他能做的事，他总是拼命去做。再加上，政府方面的人都了解了他这案情的底细，因此，上上下下在情感上一直也没怎么太把他当刑事犯来看待。
现在他愿意回监狱来接受“假释”，虽然这在哈拉努里第一监狱是破天荒的，但大伙也愿意接受他“回来”，经郑重请示批准，这事还真成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那位后来总叫他“小文盲”、并总自称是他“老婆”的那个胖女孩。这女孩——如果一个女孩过了三十，因为没正式成家，没生过娃娃，我们还能戏称她为“女孩”的话——原是那位分区监狱长（“沙哑嗓门”）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小亲戚。她的正式职务是省城一家博物馆电话总机房的守机员。那时候省城还刚处在筹建程控电话网的阶段。绝大多数单位绝大多数街区使的还是那种老式的交换式电话。也就是说，都得先把电话打到一个交换总台去。由守候在总台上的女话务员，替你把电话转到你想找的那个人的电话机上去。她守着的是一台当年俄国人留下的一百门老式电话交换总机。博物馆的老楼据说也是按俄国人设计的图纸盖的。墨绿色的铁皮屋顶和高大结实的天花板，和同样高大结实、直接砌在墙角里、显得极其笨重的圆桶状黑漆铸铁火炉，还有从那些高大的窗户里透进来的一条条诡异的光线，让博物馆里那些踩着嘎吱嘎吱作响的旧地板，朝夕在这里忙来忙去的工作人员，总觉得自己一年四季都在忙着参与拍摄那部百看不厌的老电影《列宁在十月》，或者是在拍摄后来又热闹了一阵的《两个人的车站》。
第四部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有一年冬天，这个胖胖的女话务员（那会儿她还不到三十，最多也是刚过三十），大老远地到哈拉努里监狱来，名义上说是看望她这位八竿子打不着的“老舅”，其实是受一位朋友之托，来请“老舅”关照这位朋友的一个朋友的。这位朋友的朋友正在这座监狱里服刑。按说，她不该过问这种烂事儿的。省城离哈拉努里好几百公里哩。大冬天的，长途班车里哪儿都灌风。人挤人的，怎么着也好受不了，能闻到的全是那么一股劣质烟的烟味，劣质酒的酒味，正犯着牙周病的黄板牙的牙臭味，还有从黑棉胶鞋里长期捂出来的臭脚味。就是到了哈拉努里也不好受。这儿的气温要比省城整低十度。没扫雪的地方，雪都堆得比窗台还高。但谁让她是个热情仗义的女孩呢？而且朋友还特别多。
这里对她和她那帮朋友的情况和“社会背景”，我得稍稍地做一点补充介绍。她和他们都是地方大院或军队大院的干部子弟。她老爹是省军区司令部管后勤的一个科长。“文革”一结束，这些父母们大部分都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在各自的岗位上，重新掌管起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的命运。这些老同志大都比较正统，再加上也是刚刚恢复工作，多数人都不会去（少数的则还来不及去）去搞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的名堂。所以他们的子女当时大多数都跟这位胖女孩一样，从事着非常普通的职业，话务员啊，保育员啊，会计啊、技术员啊，中小学教员啊，更多的甚至就是个普通工人和营业员，等等等等。但父母的恢复职权，还是使他们和别的那些普通从业人员发生了实质性的区别。首先，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意识到，自己这种“普通”的地位，不会持续太久。他们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有可能比别人承担起更多的一些责任，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发展自己。而在别人眼里，他们也是与众不同的。
所以，到韩起科结识她的时候，她还在省博的总机房做她的“话务员”，但实际上，她已经很少去电话交换台跟前去上那个班了。
每回到哈拉努里，胖胖的“薛姐”都住监狱招待所。招待所有一个老大不小的院子。那天黑早，路灯还没灭哩，她裹着件军皮大衣，趿拉着鞋，哆哆嗦嗦地穿过院子，去那角上的厕所解手，却被一个清瘦的“鬼影”吓了一大跳，好大一会儿工夫都没敢动弹，差一点都尿裤子了。只待醒过神来，她飞一般地跑去敲开“老舅”值班室的门，上气不接下气地一口咬定自己看到“鬼”了，一个年轻的“男鬼”，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外衣，薄薄的单裤，也没戴帽子，低着个光脑袋，耸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