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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往前挪动一下自己的位置。但他没动，只是跟着大伙一起起立，有节制地拍着巴掌。他原以为，这一切都会在这样一种很平静的内心状态中度过。
第一部分撤消了对我的“监管”令
但没料想，当那位经常在报纸上露脸的副总理，在省里两位主要领导的陪同下，步入会场时，突然间他控制不住地烦躁和激动起来。是的，他有十多年没见到北京高层领导人了。差不多也有十年光景，没见到过省委和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了。但这能成为他烦躁和激动的理由吗？不能……当然不能……他告诉自己，平静，千万要平静下来。这有什么呀。不就是见个面，说几句官话套话，然后合个影，握握手，鼓鼓掌，走人。这日子该咋过，还咋过。这些年，地处高寒区域的冈古拉，自然条件恶劣，生产上一直拿不出骄人的数字，他作为冈古拉的主要领导，不管到哪儿开会，受到的批评总要比受到的表扬多。他也多次和有些领导顶过嘴，说他们的批评不公道，不实事求是。后来，他们顾及到他的资历，也不批评他了，但也不理会他了。他在会场，就跟没在会场一样。不管说什么，这些领导连提都不提一下冈古拉，更不提他高福海。仿佛在他们辖区内，从来就没有这样一块亘古荒原，也没有这样一批人，这样一个叫高福海的干部奋斗在那个荒原上。这让他更难受，更委屈。那天，突然面对一个从最高层来的人，一个可以参与决策决定中国亿万生灵命运的人，一“把”实实在在的“ 尚方宝剑”，他的心跳加速，然后便跳得非常凶猛起来，血也直往脑袋上冲，瞬间唇干舌燥，整个胸膛仿佛要爆开似的……这时，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出现了：他突然想喊一句……一句很反动很过时的话……一句会震动整个会场、整个省，以致震动整个中国的话……比如“打倒 ×××”，或“×××万岁”，或别的什么带有强烈刺激性的话……这些狗屁话翻来复去地在他嘴边滚动，占满了他整个脑海。他浑身像着了火似的，呆呆地僵站着，不敢让自己的身体和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动一下。他怕一动，那些话会自动地从他嘴里爆出。他告诫自己，这样的狗屁话，你不能说。说了，你这一生就彻底完蛋了。但，这些话还是在脑子里一遍一遍地轰鸣。他太想刺激一下眼前的这些人了。后来，多亏一个长得很苗条，脸蛋却并不怎么漂亮的女服务员，过来给他倒水。“水……水……对，喝口水……”他喃喃地重复了一句，赶紧挣扎出来，跑出会场，跑进卫生间一个马桶隔间里，用力拉了一下抽水手把，那轰隆一声的巨响，和继后淅沥不断的流水声，让他终于清醒。他这时才发觉自己整个的内衣都已经被冷汗浸透……整个人都酥软虚弱得站立不稳……他这时才惊悸地意识到，自己刚才经历了一场怎样的精神危机和政治危机，真正是从“鬼门关”里趟了一回出来……那天他在那个不仅干净明亮而且布满了卫生香味的马桶隔间里呆了好久好久……好久好久……直至今天，他仍然不明白，当时自己怎么会产生那样一种完全不可理喻，又是那么危险的冲动……都五十岁的人了，什么风浪都经历过了，怎么还会那样呢？ …………怎么还会那样呢？这个问题极痛苦地折磨了他一年多。事发的那天晚上，他没去参加省文化厅和省文联联合组织的文艺晚会，独自走出地区驻省办事处的小院，上著名的九道湾公园附近，找了个特别清静的地方，溜达到半夜。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信，桀骜不驯的高福海也会进行痛苦地、甚至自虐般的内省。那天夜间他就一直在追问自己：“怎么还会那样呢？”当时他肯定没找到答案。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也没找到答案。他怕自己再一次控制不住自己，真的在各级领导面前，叫出一句半句很反动的话来，酿成后果不堪设想的重大政治事件。因此，他就更不敢去上头参加会议了。从那以后一年多时间里，他衰老得很厉害，不仅头发花白了，腰佝偻了，走起路来，也很明显地一瘸一瘸的了。而最大的变化，是学会了“退让”
。“忍让”。这正是韩起科最不能接受，最无法理解，并为之感到最痛心的。比如说这一回吧，拿着那份“密告”材料，赶回场部，他不仅立即“释放”了朱、李、马等人，释放了那个要外逃的马桂花表舅，同时也撤消了对我的“监管”令，反过来严厉处分了韩起科，说他 “目无党纪国法，未经请示，擅自拘押场一级领导”，停职反省三个月，以观后效。停职期间，由马桂花代行小分队队长一职。该处分决定宣布后，全冈古拉一片哗然。
第二部分这样一个动荡的关键时刻
据说，该处分决定是由朱副场长去向韩起科宣布的。朱副场长告诉韩起科，实在不该由他来宣布这个决定。但高场长非要他来，他只得来了。韩起科说，没事。你来就你来吧。谁来都一样。朱副场长说，我们也没想到他老人家最后会这么结束这件事。韩起科说，结束了吗？你们真的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朱副场长说，他把那两个北京来的护送干部也放了。退伍军人们重新表过决心了，要在丫儿塔真正扎下根，好好干。这件事，应该说结束了。
韩起科只是木木地看着朱副场长，没做回答。朱副场长说，三个月后，等他再把你的小分队队长一职恢复了，冈古拉就还是原样了。韩起科低下头淡淡地苦笑了一下，似乎并不同意他的这个判断。冈古拉不可能是原样了。一年年，一天天，它一直在改变着。一百年来，一千年来，一万年来，都是这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你们不懂。他看着那位眉目间仍留存着一点俊俏之气风骚之气的朱副场长，心里这么想着，但嘴里却还是啥都没说。朱副场长见他只是不说话，闷坐了一会儿，就起身走了。刚走到门口，回过头来问，有啥话要带给高场长的？韩起科说，有啥话，我自己会找他去说的。朱副场长说，他让我转告你，最近他不会再见你了。要有啥话，就让我带去。韩起科说，那就算了。朱副场长问，算了，是什么意思？韩起科说，算了就算了嘛。还能有啥意思。朱副场长说，韩分队长，你还年轻。比起我们这些半拉身子已经入土的人来说，你真是年轻得很啊。受一点处分，不算啥，千万不能自暴自弃了。尤其是在冈古拉，更是要不得；你在冈古拉一旦自暴自弃了，那真跟掉到炉碴子堆里的豆腐脑似的，就再没法子收拾了。我和李副场长，马主任，赵股长，从来没在高场长跟前说过你半句坏话。他这回怎么想起要停你的职，我们几个也是实在找不到个头绪。百年大树留个桩。你前途不可限量哩。人生路上一点小磕绊，就只当喝水呛了，吃饭噎了。老虎作威作福还要打个盹咧。千里马就不失前蹄了？真是的！叨叨叨叨，叨叨叨叨，他一口气说了十来分钟，很真心诚意的样子，也很感慨万千的样子，后来就走了。
当天下午，马桂花到招待所来找我。把前一天发生的事情，详细跟我叙说了一遍。
“祝贺你啊。”我说道。
“祝贺我啥嘛？”她说道。
“听说你爸给你找了个好对象。”我顺口跟她开了个玩笑。
“不说笑话底咧……”她着急地跺了一下脚，一着急，口音都变了。
“祝贺你当了小分队队长了。”我忙收敛道。
“快别提这事了。”她的脸立马胀得通红，眼眶里也当即闪动起泪水，表示了极大的不安。
“坐下说话嘛。我这儿又不卖站票。”我笑道。尤其是跟马桂花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总不想把场面搞得太正经。但她还是没坐，用她那一对特别明净、此刻又显得特别困惑和无所适从的眼睛看着我，那并不显得怎么饱满的胸部同时却频频起伏着。过了一会儿，她犹犹豫豫地请求道：“您能跟高场长说说吗？韩分队长他一心一意为着咱冈古拉咧！”她着急地说道，见我没有马上回应她的请求，忙追问道：“您不信我说的？”脸色一下变得青白。忽然间，一个念头从我心间冒起，并且灼灼地刺痛了我：“备不住……备不住……这丫头一直在暗恋韩起科？”我忙去打量她，不知是“总觉得隔壁邻居偷了斧头”的那种心态在起作用，还是这小丫头天生地不会掩饰自己，她此时流露出的那种焦虑、怜悯和关爱，似乎在百分之百地证实我刚才的猜想。
“你……你大概喜欢上韩分队长了吧？”我故意拉长了音调，问。
“顾校长，咱们说正经事儿，不说这笑话咧。”她的脸再次大红起来，慌慌地惶惶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强使自己平静下来，赶紧背过身去，把手伸到炉盖上去，装着在烤火的样子。
她的手指并不算修长，这反倒使她的整只手显得特别圆润丰满结实。
“全怪我……全是我不好，沉不住气，把事情搞糟了……”她忽然抽泣起来。
“别这样责怪自己。谁也料想不到事情下一步会怎么发展。谁也别说自己对明天到底能负什么责，该负什么责。”
“是我不好……”她捂住脸，大声哭了起来。这时，门外廊檐下传来一阵快速的脚步声，并明显往这边响来。我忙对她做了个手势，让她赶紧别哭了。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刚接替韩起科当了小分队队长的马桂花跑我这儿来哭鼻子。这要传出去，会引起许多不必要的误解。冈古拉处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关键时刻，还是少一点猜疑和误解为好。这对谁都一样。
马桂花还算是懂事的，忙停止了哭泣，拽过我那条毛巾，赶紧把泪痕擦了，端端正正地坐到火墙跟前那张板凳上。等敲门声起，她还主动迎上前去开门。来人是招待所的牟管理员。他说他刚接到高场长的电话，让他赶紧来通知我，让我马上去他家。
“没说啥事吧？”我问。
第二部分一旦“恶向胆边生”
“有啥事他也不会跟我说啊。只说让您这就去，一点也别耽搁了。”
“行。我这就去。”我站起来，一边往外送他，一边应道。临出门了，管理员也没忘了趁机讨好一下刚得到提拔的马桂花：“马分队长，今后多上招待所来指导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有用得着我的地方，甭管是啥吧，尽管吩咐。”
“吩咐啥么？我不就是临时替人管几个月家吗？以后，等我不管这个家了，你牟管理员还能认得我这个小丫头，就谢天谢地了。”马桂花挖苦了他一句。
“马分队长，瞧你说的！我老牟可啥时候都没亏待过你。不信，你回家问问你老爹去，去年我就跟他打过招呼了，啥时候给你办喜事，我给张罗酒席，管保又便宜又体面。”说着，迈着他那外八字的鸭子步，哈哈地走远了。马桂花立刻又变得非常严肃，急切，一下逼到我跟前，说道：“高场长一定是找您去谈韩分队长的事。你一定得帮他说几句公道话。真的真的，起科这人心里绝对没半点歪的邪的。要说他再不可信任，那冈古拉就没有什么值得信任的人了……”
“你那么肯定？”我心里略有点酸涩地问道。
“我跟他打小一块儿长大的。”她委屈地叫道。这一刻她脸上的神情，让我明显看到了一个年轻“圣徒”的形象。天呐，又一个“圣徒”。我不禁略略地哆嗦了一下。
“可……高场长能信我说的？”
“他信。他肯定信。”
“你怎么那么有把握？”
“他调查过您……他亲口跟我们说过，他说您也是打小在戈壁滩上长大的，说您这个人挺实在。他还说你在宿舍里挂着一副您自己写的字。那上边写着什么……什么‘这一生决不飘浮，还要把扎扎实实的人生脚印留在我心爱的哈拉努里’之类的话。有这事儿吗？”
我惊讶。无比惊讶。我的确写过类似特别小资的话。那是当年，刚进机关的时候，为了婉转地向机关里的老同志和镇党委的领导表示我的决心和态度，写来压在我办公桌那块玻璃板底下的。（不是挂在宿舍里的。这一点，跟她说的有出入。）但是，一年后，我就把它撤了。
在经历了十来个月机关生活中种种人事风波的磨炼和刻蚀，逐渐老到起来的我，也受不了它那股稚嫩的奶味儿和几乎要让人倒掉牙根的酸味儿了。机关里的一些老大哥老大姐们还为此笑话过我。再后来，玻璃板也裂了，渗进的茶水把那张纸条洇黄了……我在裂缝处贴上很宽的胶条，把那张纸条遮盖住了。再后来，我就把它撤了。谁会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