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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进攻。两只部队三月初三开始集结，三月初五正式出发，预计三月初八开始发起总攻，如果进展顺利，将在海州建立补给基地，向西配合另外一支甲种兵团进攻徐州，从而切断从陆路通往京城的通道，彻底截断曹银的运输。
没有办法为了缓解经济危机我只能向最富裕的长江流域插手，至于北方，目下的情况除了大量向山东投资以外，我不准备有其他的动作，毕竟这里的经济基础实在是太薄弱了。捞就捞大头。
很多人认为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坏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
按明朝旧制，田赋由里甲乡官征收，军饷由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承担，丁役则通过征发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袭匠户提供。这种制度的运转，依赖于中央政府维持有效的户口登记和赋役分派程序的能力。
然而，经济的货币化，都城迁至远离长江三角洲主要产粮区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机构缺乏合理程序以维持理想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单位，全都促使这一制度日趋瓦解。例如，官僚和贵族靠朝廷俸禄为生。明初建都南京时，俸禄按稻米若干斗计算；都城北迁后，原来的实物俸禄改以货币支付。起初是纸币，后来是布帛，最后是白银。兑换比率以当时谷价为准。此后两个世纪，谷价不断上涨，而以银两计算的俸禄则保持着相对的稳定。那点儿俸禄当然少得可怜，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通这就导致了官员不得不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途径获取额外收入，以维持生活。
更可笑的是崇祯刚一继位的时候，还作了一项测试旨在检查一下军队供给系统的可靠性。
崇祯遣人暗中查核拨给兵部的4万两军饷究竟有多少发到了驻守辽东的士兵手中。结果他得到的报告是：全部军饷均未
到达目的地，都在下发过程中无影无踪了。由此可见明朝的吏治已经到了何种程度，更可怕的是就在这时北京皇宫中还豢养了3000名宫女和近两万名宦官。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但这只是其全部职责中的一小部分。作为皇帝的私人奴仆，他们支配着由12监组成的庞大机构，控制朝廷的税收与国库，管理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盐业和铜业，征收皇庄土地的田租（有一个时期，皇庄田土占全国私人田产总数的1/7，京畿8个州、府的大部分土地，都归皇庄所有），统辖护卫京师的禁军，并组成一个完全脱离正常司法系统，拥有逮捕、审讯乃至处决之全权的秘密警察机构，即令人闻风丧胆的东厂）。
尽管崇祯以铲除魏忠贤阉党而曾经备受官员们的尊崇，但是随后由于他的狭隘和多疑，使得手下的官员和自己离心离德，这让崇祯不得不重新依靠宫廷里那些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严重残缺不全的宦官，并以他们为左膀右臂，致使宦官数量遽增，逐渐超出了朝廷的供养能力。
可以说这些宦官在宫内贪污受贿的机会无穷无尽，所以尽管崇祯皇帝多次试图通过加税来增加朝廷的收入维持的计划都纷纷落空，但百姓的压力却越来越大，大量饥民涌进城市，以乞讨或偷盗为生，中原农村一片荒凉。
此时流传的一首民谣就这样生动地唱道：
老天爷，
你年纪大，
耳又聋来眼又花。
你看不见人，也听不见话。
吃斋念佛的活活饿死，
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
老天爷，
你不会做天，
你塌了吧！。
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大军出征前我再三告诫，绝对不允许一人扰民，更不许欺凌百姓，所过之处要迅速收容难民，就地安置，调查当地的富户和官绅，对于那些口碑不好，政绩不佳的人都要严肃处理，抄没家产，分发给百姓，更从朝鲜调拨来一批粮食和种子，组织农民趁着春耕恢复生产，以期在秋天能有所获。
由于军队的士兵都有丰厚的军饷，并且纪律严明，所以士兵们没有将主意打在这些贫苦的农民身上，事实上在出征前所作的一系列政治教育工作让这些士兵对贫苦的农民充满了同情。大军所过之处秋毫无伤，如同一股洪流迅速席卷江苏北部和山东接壤的地方。
事实上这些地方早就受到山东的影响，饥民们除了大量涌入山东境内寻求移民外，最急切盼望的就是山东的这位孙青天能拯救万民于水火。“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三月十一，几乎没费吹灰之力登陆部队率先占领海州，整个海州城的守卫部队不足一千人，在大军登陆后早就被瓦解了作战意志，海州县令率众投诚。而从山东出发的陆军一路上虽然没有遇到任何像样的阻击但是进程倒是很慢，这些军队被绊在救济灾民的繁重的事务上。
“笨蛋！我派他们是让他们打仗的，不是让他们救济灾民，兵贵神速，如此拖拖拉拉的还如何攻克徐州。”要知道徐州的战略位置至关重要，一旦让明朝有了准备，那么攻打起来可就要费时费力了。
“可是元度，是你命令他们收容难民的，也是你命令他们组织生产的。”袁崇焕在一旁喝着茶，不紧不慢的说道。
“有么，我有这样的命令么！”袁崇焕不说我还行不起来呢，好像真有这么回事，当着那么多的部将下属，这家伙弄得我有些下不来台，于是狡辩道：
“我那是下给随后跟进的乙种兵团的，这种事还用甲种兵团么，他们的任务就是作战，不断的作战，瓦解一切敢于顽抗的敌人。”
众人不禁莞尔，我都这样说了，别人还好说什么呢。
第七卷 血色中原 第十一章 香烟魅力
海州（连云港）被攻陷以及徐州被围的消息崇祯是在将近半个月后才知道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传递缓慢，另一方面也由于明朝的公用事业几乎彻底崩溃了。
1629年，明朝为缩减开支，将驿递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各官府不得不自己出钱雇人传递文书。由于驿站大量空缺，王朝的“血脉”严重阻塞，1630年以后，地方官府甚至不能肯定他们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师。
打仗打的就是速度和时间，在这两个方面崇祯都慢了不止一步，在他宣布招募兵将增援徐州的时候，徐州已经岌岌可危了。炮轰整整维持了两天，终于在第三天年久失修的东城墙不出意外的坍塌了，随着缺口的扩大，一队骑兵率先发起冲锋，伴随着激烈而嘹亮的号叫声，在春日阳光的照耀下，无数匹战马载着身穿铠甲的骑士，反射着森冷的寒光以优美的逾越跨过满地的碎石青砖如同旋风一样冲进城内。
就是这在半空中留下的矫健的身影，给徐州的守兵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多年以后曾经留守徐州的老兵还不断的回忆说：
“朝鲜联军，几乎是不可战胜的，我们的战马在他们面前就像驴子一样，更何况那时整个徐州加在一起也没有一千匹，你们不知道上万匹战马一起攻击时是多么可怕，排山倒海一样，当时我根本无法形容那是怎样一种情景，直到后来我看到钱塘江的大潮，想来也就不过如此吧！”
事实上从东城坍塌的那一刻起，明军就已经彻底崩溃了，两天的连续炮击，几乎已经摧垮了守军的心理防线，伴随着城墙的坍塌这种防线彻底不存在了。
崇祯在得到海州、徐州丢失的消息后，颓然的坐在他的龙椅上，如果说从前还有人窥伺这个位置，那么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敢于在这时想入非非了，一切都变得那么惨淡，夺回徐州也不过是他想想罢了，他最担心的是要勒紧裤腰带准备挨饿了。
淮北平原上，无数的战马在奔腾驰骋，他们越过丘陵，跨过小溪，不停的向前奔驰，鲜明的盔甲和旗号显示他们绝对不属于明军，更不可能是义军。没有多久各地的百姓都知道了这些部队属于一个毁誉参半的人——我，李开阳，那个靠卖春药发家的在朝鲜作威作福的家伙。
时间进入30年代以后，全国各地由私人经营的公用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包括消防、公共工程、水利、慈善、赈济等，甚至还包括公共法律与社会秩序的维护。这些都是缘于明朝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已经衰弱到极限，一些谨慎的地方官甚至开始出钱雇人组建私人武装，许多乡绅也纷纷训练他们自己的“乡兵”，用以自保。因为门外的敌人可能是造反的农民，也可能是朝廷的兵将。
占领徐州之后，很多问题接二连三的出现以至于进攻的步伐暂时停止了，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这些地方武装，他们不同于明军，军纪涣散，装备残缺，南方的乡绅在出钱保户自己私产方面从不吝啬，这也直接导致我的被占领区并不稳定，政策的推行受到了阻碍。如果继续扩大占领区这种问题会更加凸现，早晚会出现乱子，在没有彻底解除这些地方武装之前，甲种兵团将不会离开淮北的。淮北是个很特殊的地方，属于中原文化和北方语系地带，不同于淮南，“吴韵汉风”之说，所谓汉风指得正是淮北，这一地区的民情也十分复杂，各种势力盘根交错，所以说稍不小心都会对我下一步的行动带来不利的影响。
而上述百姓所见到的正是被派往各处宣传政策的小分队，恩威并施，这个主意是袁崇焕想出来的，对待那些地主恶霸绝对不能手软，凭借强大的军力彻底将他们瓦解。而那些开明的士绅则要团结，依靠他们的威信巩固我们在淮北的政权。
这些天来我也接见了不少来自各地的乡绅富户，这些人最主要的意图就是要求我保户他们的财产，并且要求保留自己的私人武装。
“不行，绝对不行，为了保证真正的太平，你们的那些乡兵不能继续下去，我们完全有实力来保护你们，这点我想你们不用担心。至于你们的财产，凡是正当渠道所来的，我不会碰一丝一毫，但是若是巧取豪夺，欺压良善，我也绝对不会手软。新沂的张家怎么样，还不是一夜之间被我铲平，所以我奉劝各位不要在这上面和我做文章，乖乖的回去清算资产丈量土地。凡是超出我规定限制的土地，朝鲜将会通过赎买的渠道从你们手中购买，价格也会很公道，但是若是有人瞒报土地，或者是虚报，一旦被发现我会毫不留情的抄没家产，这点没有商量。”
大厅里坐了很多各地乡绅的代表，据说他们是为民请愿的，我看还不如说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私产。我真是不明白明明是有更好赚钱的机会，他们非要守着那些土地有什么用，在这点上我不会妥协，也不会让步，中国最严峻的问题就是农民的土地问题，我所采取的手段已经是很温和了，通过赎买政策来缓解这一矛盾。
大量的流民需要安置，没有土地这些人将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中国历朝历代政治清明，民生安定的时期都是土地问题矛盾不大的前提下产生的。为了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我决定采取土地由国家所有这一政策，但是为了照顾那些地主的情绪，不使矛盾过分激化，赎买政策是必要的，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变通了一下，根据地主富户的人口成员划定每户最多能够拥有的土地量，其余的必须在一个月内彻底交付给联合政府。
说朝鲜政府已经不恰当了，这也是我进入江苏后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名不正则言不顺，老是叫朝鲜政府显然是不恰当的，这让人有被异族侵略的感觉。所以暂时正名为东北自治联合政府，简称联合政府这个新名词，人们对这个名字还很陌生，包括从朝鲜来的那些将领，但是在我的坚持下还是接受了。
新的土地政策其实在山东已经施行了很久，并且比较顺利，这大多是因为当年山东连遭各种自然灾害，土地荒芜的现象很严重，正是趁着这个有利因素我才动员孙元化以山东政府救灾的名义收买了大量地主手中的土地，并且从新划分给农民。农民只要向山东政府每年交纳一定的土地税就不用再承担任何赋税，尤其是头两年是减免的，这都极大的促进了山东的发展，将本地的农民留在自家的土地上。这时从山东移民辽东的难民多是河南以及河北的灾民，也有山西陕西的农民。他们一部分被就地安置在山东，另一部分则搭乘帆船出海到达辽东，正是有了这些经验，我才敢在淮北推行这些政策，看看这些年山东的发展就知道，控制土地兼并，缓解阶级矛盾是很重要的。
所以不论有什么阻力，我都坚持在淮北率先开始土地改革。当然，淮北和山东的情况还不一样，淮北几乎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所以地主阶级异常顽固，赎买政策也进行的不是很顺利，至此才有我和这些乡绅们的对话。
我话音一落，底下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