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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谁知一去就是一天，当夜没回来。他以为老吴出了意外，一夜没敢上床，躲在门后，竖起耳朵，直到天亮。第二天傍晚，老吴回来了。看得出神态有变化，脸色眼神都是表演出来的平静和稳定。李得森问他上级怎么答复的，他不当事似地催他先吃饭。饭后李得森又急着问他，他才对他说：“回去吧。”
“回去？”李得森惊问：“南京怎么办？”
“坚持。”
“坚持？”
“坚持。”
“怎么坚持？”
李得森目瞪口呆好一阵，又轻声问：
“这可是你的指示？！”
“怎么是我的指示？是上级的指示。”吴纪光做出笑脸。
“我要求见上级！”李得森沉下脸说。
“已经不在上海了。”
李得森认为这个指示不符合形势。于是，他极认真地问：
“你说句实话，这是不是上级的指示？”
他这一问，伤了吴纪光的自尊心，怎么可以在传达上级指示方面怀疑他呢？谁敢于这种事？他脸色涨红，猝然说：“是我的决定。”
李得森虽然感到这话带气，却低声说：“我很难执行啊！”
再看吴纪光，见他脸色严肃，没有冲动的情绪。可见这的确是上级的指示。他不由得慌乱他说：“叫我怎么办？”
“别再说了。”吴纪光正色他说：“回去吧。中西功已经被捕了。”“啊？”“北平方面，白井和尾崎也被捕了。”李得森连“啊”也叫不出来了。中西功、白井行幸、尾崎庄太郎都是他熟悉的名字。他正发愣，忽听吴纪光又说：“你在这住两天也好。看看形势怎么发展！”他在上海住了几天，这几天里，脑子里翻来复去想主意，怎么保全南京站，却始终没想出来。心里惦念同志们，没有主意也匆匆赶了回来。很显然他是勉强执行“上级指示”的。在上海他向吴纪光告别时，有点伤感地问：“如果因此造成牺牲损失，怎么办？”“每人都要准备牺牲！连我们自己。”吴纪光不容再问地板着脸。为做到坚决执行上级指示，他回到小火瓦巷1 号后，端个“稳坐钓鱼舟”的架势，照常开门营业。但心里总是七上八下不停的折腾。张敏劝他冷静，竟越劝越不济事，刚才一提到中西功，他又不能自己地激动起来。可以看得出，他对上级的指示有意见。但是作为一级党组织的负责人，只能是一边又叫又跳，一边严守纪律，服从指示，坚持工作。
在这里必须补叙明白吴纪光向“小开”请示的经过情形：
“小开”听他说完关于日本同志被捕的报告后，心情沉重他说：“现在你们所面临的形势非常危险，到了关键的时刻。如果判断得准确，处置得当，可以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是走是留，我也很犹豫，难下决心。听说中西功等日本同志的问题是发生在日本本上。如果我们中国同志马上撤退，很可能暴露他们与我党的关系，给他们造成更大的困难；如果不立即撤退，可能会牵连到更多的同志，使组织遭到更大的损失。考虑到中西功等同志都很坚强，肯定下会说出组织秘密，为便于他们在狱中应付敌人，现在还是按兵不动再等等看为好。”
听罢，吴纪光大彻大悟似他说：“我坚决贯彻。”但是，他没向李得森详细说。只在送李得森回南京时对他说：“准备牺牲。”而且还没看李得森的神色。
程和生在杭州等待中西功。无事，在街上转游，先后两次到望江路小书摊去看，仍不见女老板的影子。第三次，见门开了，女老板打扮一新，开门摆摊。程和生一喜，走上前去：“老板，忙啊。”
女老板向他一笑：“先生，您忙。”“拜托的事，有劳您了。”“好说，大家都是为赚钱嘛。”“东西有了吗？”“东西有是有了，先生，您想想，我一个女人，怎么敢带在身上？”“在那里呢？”“在绍兴乡下我家，你什么时候要，我什么时候带你去拿，我不骗你！
好吗？”程和生一听口气，挺诚恳的，便欣然答应：“好吧，一言为定！”他像完成了一个任务似的，闲着无聊，决意回上海去看中西功，算算他回上海去已经十多天了。回到上海的当天下午，他到留青小筑28 号敲中西功家门，没人应。他在留青小筑绕了一圈，也没见中西功家的一个人。估计大概有事外出了。第二天，他去看老吴。老吴一见他吃惊地问：“你怎么才回来？”“中西功叫我在杭州等他，但他回来十多天了，也不回杭州去，所以我回来了。”“噢，你还不知道？”“知道什么？”老吴沉思了一刹，平静地轻声说：“他被捕了。”程和生一怔，呆了，轻声问：“什么时候？”“十来天了。”老吴脸色阴郁地向他说了最近发生的情况：中西功6 月16 日被捕，第二天南京的西里龙夫也被捕。7 月7 日，北平的尾崎庄大郎被捕，同一天，出差山西的白井行幸也被捕，那是华北宪兵干的。最后他说：“看来，日本警视厅对他们早有布置。”
程和生听罢，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说什么敌人“早有布置”？分明是你不采取措施。他低声问道：“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现在哪里？”老吴凝神他说：“不知道。”“我们有可利用的关系打听到他们的消息吗？”“没有。”“我们应该打听到他们。”老吴轻蹙眉：“是啊，不过要相信他们，不会出事。”程和生说：“我相信他们。但是我们要去了解情况。再说，我们也要作准备啊。”老吴轻声他说：“要沉着。”“只沉着不行，还要行动！”“怎么行动？我们只能这样。”“我们要对党负责任，他们被捕，我们损失了两个‘主力军’和一个‘野战军’，再等下去，要全军覆没的。”老吴不讲话，蹙眉半天，才说：“损失是难免的了。可是，我们要坚持，和阵地共存亡。”程和生明白，他这话是准备实践誓词，便向他告退。临出门时，又回头对老吴说：“但是，你要提高警惕。”老吴只是点点头，看也没看他。傍晚，他又到留青小筑28 号去敲门。想见见方子和惠子，打听中西功的消息，半天仍没人应。楼梯口下来个年轻日本女人，看了他一阵，向他摇手，对他说了一串日本话，程和生跟中西功学会几句简单的日语，听出她的话里，有两句是说“这里没有人”，“回日本去了”。
当天晚上，直到深夜两点多，他还没睡着，在膝陇中忽然看见中西功出现在面前，刚和他说了句什么话，忽然不见了，他忙伸手去拉他，身子一动，便惊醒了。。
最亲密的战友被捕，他痛恨自己失误。后悔在杭州时没有坚持说服他到四明山去。特别是那天，当中西功接完电话，说家里有事要他回上海的时候，自己不多个心眼想一想，哪怕替他回上海来看一趟也好啊。或者，提醒中西功在电话上问清楚什么事也好啊，都没有，连一句话也没说，就送他上车了。这还算个什么联络员？临去杭州还向老吴作过保证呢！
现在中西功在哪里？日本宪兵定要对他施刑折磨。他忍受得了吗？相信他会坚持，给组织一个转移的时间。可是这么长时间了，整个上海科却原地没动，像没有这么回事，老吴心里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他坐立不安，其它事情都可暂时向后推一推，无论如何也要打听到中西功的消息。他决定到“满铁”调查室去一趟。他去了，由于会几句日本话，没费什么事便进了情报科，见到了堀勇记。这个堀勇记，昭和12 年4 月，就是1937 年4 月进的“满铁”总裁室，12 月受委派到派遣军司令部顾问室从事重庆方面情报工作。1938 年10 月重新又回到“满铁”总裁室情报科，这人涵养极好，从他脸上你绝对看不出他的喜怒哀乐情绪变化。他有超人的记忆力。不管什么人，只要和他见过一面，半年后他仍能说出这人的体型五官和语言表情特点。程和生认识他，是跟随中西功和他研究过情报。
堀勇记见了他，既没有对相识者的客气，也没有陌生者的盘洁。问他：“你有什么事？”
为使谈话尽快达到目的，他说他受中西功先生雇用，到西安去搜集重庆方面的情报，现在回来却不见中西功先生，特来向堀勇记先生打听。请问先生，中西君现在哪里？
倔勇记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两眼直盯着他，看了好一阵，然后拉开桌抽屉，拿出一叠军票，放在他面前，说：“中西功先生确实向我表示过，他能够派人到西边去，现在我决定撤销这个协议。这笔钱是给你的绝交费，我们之间，从现在开始，关系完全断绝了。你走吧。”
“请问，中西功先生现在哪里？”
“中西君回国旅行去了。”堀勇记伸直左手，指向门口，向他点了一下头。
他只得告退。
“拿走绝交费。”堀勇记把军票向他推一推。
他心里自问：“这个堀勇记是什么人？他和中西功是什么关系？绝交费是怎么回事？”抬眼再看堀勇记，还是那样子满脸无表情。
中西功下落不明，领导又是这么个态度，他心急如焚，几天便消瘦了一圈，两只眼睛更大了。眼神里流露出一丝莫解的惶惑。
没有领导的命令，他不能擅自乱动，更不敢对他所联系的党员们流露一点情绪。他也没到闵行路张明达那里去，见了面说什么？何况他还必须遵守老吴的指示：“目前是非常时期，停止一切活动，静观形势发展。”
到上海情报科担任联络员以来，他处处谨慎，恪守纪律，他心里总在琢磨自己所从事的这项工作的意义。这是给党中央搜集战略情报的，是卡敌人脖子的最重要的斗争岗位。他暗中有一种自豪感。每当和中西功接触，他都要从中西功那里学到点什么，或理论，或对时局的研究，或对日伪军政决议和行动的分析，或对“满铁”内部周围各色人物间怎样应付，每有体会，便牢记在心。他常把现任工作和公开武装斗争作比较，两者有许多不同之处。公开武装斗争，流动性大，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突击性大，战斗一打响，一鼓作气，胜败立见分晓。连续作战，当然也要力争胜利。战斗下来，休整、学习、练兵、宣传、大张旗鼓地壮军威声势。地下工作则不然，需要绝对隐蔽，使敌人没有一点感觉。在长期观察敌人、积累敌情、摸到敌人脉搏的基础上巧妙地完成任务。上海情报科还不同于一般地方和部队的敌工科，那些单位任务比较单纯，情报也多是局部性的。上海情报科要在敌人心脏里长期埋伏才能达到目的。
对他的职责，他兢兢业业，力求使自己在中西功和老吴之间、南京站和老吴之间信息及时、气氛自然和谐，工作合拍顺利。他从来没耽误过事，出什么差错。他本来就不多言多语，什么事都是心里明白就行了。他和老吴接触，没有和中西功接触的那种亲切感。老吴不像中西功那样平易近人，甚至随和。对中西功，你可以在他面前赤裸裸地坦露自己，有不知道的事，不明白的问题，都可向他请教。中西功像个老师，直解说到你明白为止。老吴总是三言两语，除了交代任务，别的没有话说，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推你快离开他。但是看得出，老吴绝对信任他，把他当得手应心的工具。从党内原则讲，这很正常，然而总觉得缺少同志间那种亲切。就他所知，老吴对南京站的老李、张敏、陈一峰、汪敬远，也是这个样子。他们四人去南京前，都在上海和老吴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闹得不愉快，汪敬远常叹气，张敏两眼“咕噜”转，就是不说话。陈一峰嘴不把门，两杯酒下肚便借生活琐事，用说笑话指桑骂槐地发牢骚，绕来绕去，最后必落在讨厌这“首长作风”上。他常大谈痛恨商店老板，说他们是衣架饭囊，这些话，可以理解为一个共产党员的阶级意识，但是了解内情的，也可作另种理解。老李是另种形式，平时有不满憋在心里，节骨眼上说两句不冷不热的风凉话，如果在领导碰头研究问题时，只要老吴对他板脸，他就毫不客气地瞪眼和他对吵。
建立南京站以后，他们四人都去了南京，上海科清静多了。
但是这一次，事关整体，老吴到底是个什么主意？一味叫大家等待，静观，这可不是办法。等待什么？静观什么？几个日本同志全被捕了，连一点下落的消息都没有，时间一天天地耗过去，难道这也叫长期隐蔽吗？他想过，至少叫大家改换个住址，改变个掩护职业，也是一种措施，即使不许离开上海、南京也行。
他实在地忍不住了，决定去找老吴，向他平和地陈述一次自己的意见。
老吴用警惕的眼神接待他。默默地请他坐下，递给他芭蕉扇，又给他沏了茶。这些动作，过去也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