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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间的谈话都不是随便说的，赵启新一见他，开口责怪说：“既然来了，怎么不叫门？在外面受罪！”
赵启新的父母，是两位典型的江南敌占区农民。一见张明达，忙给他换上种田人的衣裳，煮一大锅泡饭，把他按在方桌旁，两老一齐劝：“吃吧，吃吧，你们是打鬼子爱国的人，不吃饭怎么行？”
张明达就是吃不下饭，端起碗便出神。
他挂念着自己的同志们，想得到他们的消息。
他托赵大爷到上海阂行路他的家里去打听。连去三次，回来都说，屋里人讲：没听人们说过东洋兵捉人的事，又说，叫他在这里再住几天。这令他更加坐立不安。时间这样一天天过去，他将失去党的联络，没有工作，最后也将丢掉党籍。他常在半睡朦胧中，忽然看见程和生迎面走来，和他接头，也看见陈一峰漫步逍遥地在他面前走过，却不理他。。
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严密性，在世界所有共产党里首屈一指。每个人在被吸收入党前，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从家庭经济状况，到本人社会经历和他的亲属以及社会关系。在入党手续方面，要宣读誓词，誓词的中心精神强调，要为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一切。为此，在行动上，要执行党的章程，服从组织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残酷的斗争需要，迫使全党都要特别强调组织纪律性。党员调动工作，需要有文字的（特殊情况下，可以用特定的接头暗号）组织关系介绍信。没有这个组织关系介绍信，任何一级党组织都不承认其党员身份，也就不与之发生党的组织关系。即使互相认识的党员，没有组织关系介绍信，也不能承认其党员身份。那么，这个党员，便被称之为“失掉了组织关系”，“失掉了党籍。”当然要问一问：怎么失掉的？被敌人俘虏了？被敌人逮捕了？何人可以证明？证明人在同一时期内在哪个党组织内过党的组织生活？表现如何？有无通敌可能和嫌疑？都要考查清楚。还有，失掉党籍关系的党员，在与组织脱离期间作过些什么？叛变投敌没有？积极寻找党的关系没有？自觉主动实行党的光荣任务没有？作证人都要对党负责任地详细加以说明，再经党组织多方调查证实才行。否则，是接不上党的关系的，那就不再是共产党员了。因之，凡中国共产党党员，都把党的组织关系，也即党籍，看作比肉体生命更重要、更崇高，称作第一生命。从事敌占区地下工作的党员，尤其强调党的组织关系，强调党的纪律，把纪律冠以“铁的”，有不服从党纪者，组织可以采取制裁措施，直至处分。
张明达是老党员了，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对这些当然深知。现在他的不安，倒不在纪律和党籍方面，他担心如果上海情报组织被敌人完全破坏了的话，党的工作就要受到重大损失，当然，他也许会因此而失掉党组织的关系、党籍。
必须找到党组织！怎么找？这么呆在这里，何时能找到组织？赵启新的父亲看他如此神不守舍，决定再去打探一次。老人直到晚饭后才回来，笑嘻嘻，说道：“有好信了，你屋里人说，有个姓刘的，到你家里去找过你。你屋里人对他说没见你回来，姓刘的说过两天再去找你。”他忙问：“姓刘的是个什么样的人？”“没说。好像和你是朋友，说话挺亲切。”这姓刘的是谁呢？张明达心里揣测。俗话说，张王李赵遍地刘，中国姓刘的人可太多了。狡诈的日伪宪兵特务，也会冒充个朋友到家里去刺探他的行踪，随便说声姓“刘”，也不无可能。
但他确实有个姓刘的朋友，名叫刘广胄。曾和他发生过单线联系，担任过他和上级的联络员，1940 年被调到苏北根据地去了，后来因病回上海治疗，常到张明达家去。
想到刘广胄，便更想到党组织这具体完整的关系网。十几天前，他的党组织关系，在李得森支部，如今书记李碍森被捕走了，他的组织关系也因之被带去了，无着落了。如果到他家去找他的那人，真是刘广胄，那么，他是党员，会从党内听到些与上海情报组织有关的消息。譬如，李得森和陈一峰关押在哪里？汪敬远怎样？还在汪公馆吗？被捕没有？张敏逃出来没有？她说过，由她向郑百千和无锡的邱麟祥发警报，发了没有？他们俩逃出来没有？上海老吴现在什么地方？怎么和他接上关系？刘广胄当然能知道这些。
想来想去，无论如何，要回上海家里去看看。也就是说，要会会那位姓刘的。如果他是日伪军宪特，则不露面；如果是刘广胄，那就太好了。打定主意，告辞了赵启新和他的父母。起个大早，换了装，一路上百倍警惕，上午10 点钟，到了上海闵行路口，向自己家门了望，不见动静，为谨慎，防万一，退到百老汇路上，在人行道游荡。
转悠到12 点，肚子里旱饿了。家里人大概该吃午饭了吧？现在闯进去，吃饭没问题，但是不行啊。如果家里有人上街从此走过，看见了，倒可以问一声，到底姓刘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又转回了闵行路口，转头间，猛见一个人走进闵行路，在他家门前四向了望了一下，走进门去。是他，刘广胄，那身影，怎么改装，张明达都认得出来，他加快脚步往家走。“老刘！”他轻声叫。刘广胄转头看见他也低声惊叫：“你没出事？”两人不知怎么搂到一起了。张明达急道：“我们南京出事了，李得森、陈一峰被捕了。”刘广胄放开他，轻声说：“我料到了。”“料到了？”
“上海科也被破坏了。”“程和生有什么消息？”“我也在打听他，没听到消息。”“上海科的领导人呢？”“更不知道了。我从苏北回来养病，一直没见着他，我的关系也失掉了。”
第九章共产党人的风格
听说刘广胄的组织关系也失掉了，张明达心中叫苦，这可怎么办？两个相对无言，两张脸都布满愁虑的阴云。
张明达在椅上坐下，家里人忙着给他俩端饭。刘广胄坚决不吃，张明达更没心思吃。两人又四目相对，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明白。党组织关系失掉了，党籍也就失掉了，失掉了党籍，就是失掉政治生命，那是他们的第一生命啊！
离开党组织，一天也活不下去。
张明达拍一下椅子扶手，腾地站起：“找！我们找！”
刘广胄点点头：“我们想想办法。”
“你有办法介绍我到苏北根据地去吗？”
“刘广胄凝神想了半晌，突然说道：“哈，我有个老熟人，在新四军兴化独立团当团长。”
“好，他叫什么？”
“叫刘思民，我给你介绍，到了那里，可以请他帮助你，他可以把你送到华中局去。”
“那太好了！”张明达几乎跳了起来。
第二天，张明达带上刘广胄给他写的信，从十六铺乘客轮，出吴淞口，沿长江航行，在苏北口岸镇登陆，奔泰州。然后改乘小客轮去兴化。一路上，连闯口岸、泰州、兴化三处敌伪军警把守的关口，凭着几年担任联络员的经验，再加曾在上海生活多年，应付他们的检查，绰绰有余。
到了兴化，按刘广胄交代的地址，找到联络点的那家“土特产经纪行”，接上暗语，住了下来。当夜，店主通知他：“今晚有小船送你到刘团长那里。”张明达心里那分兴奋，简直没法形容。
进了根据地，什么都好办。刘思民团长，快人快语，告诉他：“我们有批营、连干部到军部去受训，你跟着他们去华中局就是了。”
走了四天旱路，都是晚上穿行于敌人的碉堡群中。同行的营连干部们，个个像飞人，而他这常坐火车、汽车的两腿两脚，可就显出无能了。不过，这是到华中局去啊！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到了那里，政治生命就可能接上了。再苦也要跟着飞呀！
当他被送到阜宁县境内华中局等待领导接见时，彻夜难眠。回到家了啊！回到母亲身边了啊！长期在敌人眼皮底下，在敌人刺刀缝里活动，现在组织又遭到了破坏，他撤回自己的老家了啊！怎么睡得着？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由于斗争环境艰苦，变化多，有许多党员，或由于交通联络阻滞，或由于环境突变，或由于负伤掉队，因而失掉了与组织的联系。为了寻找党组织，他们忍饥耐寒，千里跋涉，流落街头，甚至殒命中途。这些人，对共产主义的忠诚，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心里，在行动。正是这些人，在找到组织以后，立场更坚定了，斗争经验更丰富了，成为革命斗争的中坚分子。
张明达正在经受着这场考验，还仅仅是开头呢。
华中局派人接待了他。态度亲切和蔼，语言中肯、明确，暖流通遍张明达全身，他也早有准备，在华中局，有什么不能说的？有什么不可说的？坦诚，这是党员向组织的唯一态度。他先把自己的姓名、年龄、籍贯、学历、经历，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入党，入党后的工作调动，何人可以证明，等等等等说个详细，然后把南京情报站几年来的工作概况，被敌人破坏的经过，尽他所见、所知，完全负责任他说个清楚。还有他失掉关系的原因和请求。接待他的同志叫诸勋，默默地听着，不说话，见他说得渴了，往他大白碗里倒白开水。最后，对他说：“你把所谈的写个书面材料好吗？”“好好。”“有关人名、地点、时间写详细。”“好好。”于是他完全按照说过的情况，执笔疾书，第二天把材料交给诸勋同志。“就这样，你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学习吧。”“好好。”他知道，自从情报站被破坏以后，世界形势有什么变化、国内各战场的形势，他在这段时间里，完全不了解，需要补上这一课。更重要的是，诸勋同志代表组织，组织叫他参加学习，不就是收留下他了吗？更何况，对他所说的一切，组织也要进行调查核实啊，哪个组织能不经调查地相信一个只凭一张纸条而不是组织关系介绍信介绍来的人呢？
特别他又是个从上海情报科南京情报站那种绝对保密单位来的人。
他参加学习，在小组会上讨论发言，对于苏德战场斯大林格勒大血战德寇伤亡数十万，苏军伟大胜利的内在因素，分析得头头是道。对于德日意三国法西斯必败，从国际形势到其国内状况都有具体阐述。周围同志，用赞赏甚至惊奇的眼光看着他，这些常识，是他用平时接触到的材料对世界大局进行分析得出来的。更何况，在这之前，在“中央社”，他所能看到的材料，用党员立场进行研究，完全能够说出一篇道理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两个月了，不见诸勋再找他谈话，虽然相信这里的组织定能解决他的问题，但是，旷日持久地这样下去，是怎么回事？他渐渐坐立不安了，壮起胆子去问诸勋同志。
诸勋仍然亲切和蔼地对他说：“你好好学习。这事，你别着急，我们正在调查。因为，你也知道，秘密工作系统，组织手续，不像别的单位。”
“好好。”他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地，不由兴奋起来，暗自庆幸，“组织上调查去了。”接上党的关系是没问题了，在这里等到第一次参加党小组会的时候，向同志们说些什么呢？得好好想一想，可别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天冷了，每人发了棉军衣，他当然也分得一套，还有被褥。一天，诸勋同志派人来找他，在一间民房里和他谈话，仍旧是那样亲切和蔼，语言中肯、明确：“这样的，你所谈的和写的情况，我们作了研究，也作过调查，今天要跟你正式谈一次。”
“好的。”
“先说你们南京站的情况，你们的组织活动，过去我们不了解。”
“是的。”
“我们调查，也调查不清楚。现在，敌人要来大‘扫荡’，我们要进行反‘扫荡’。在这种情况下，你呢？不能跟随我们行动。怎么办呢？你暂且回去。只有回去，等敌人大‘扫荡’过去以后再说。”这几句话，不啻在张明达心头浇上一盆冷水，怎么？调查不清楚？不让我跟随行动？回去？只有回去？亲娘啊亲娘，党是我的亲娘！从上海到兴化，坐船换车，徒步行走，过关闯险，好不容易找到了亲娘，亲娘却说查不清楚不认他，不让跟着走，还要他先回去，以后再说。怎么办？！怎么办？！张明达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时间心血上涌，忍不住“哇”地一声，放声大哭起来，眼泪像决堤的河水夺眶而出。他边哭边请求说：“诸勋同志，我不回去，我要跟着你们走。我绝不给组织增加负担，哪怕叫我下连队当兵也好，给伙房打杂也好，当挑夫赶骡马也好，我不走。。让组织上长期考察我。。”
诸勋是受领导之命，爱莫能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