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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国际联盟大厦拉开了序幕。从会议一开始，对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的难度和会议的持久性，周恩来早有预料。
会议需要解决的主要有两大问题：第一阶段，讨论朝鲜问题；第二阶段，讨论印度支那问题。
自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按照协定主动地陆续从朝鲜撤退军队。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美国方面却不履行协定，其军队仍然驻扎在朝鲜半岛，从而继续加剧着远东的紧张局势。中朝两国政府和人民需要为争取全面解决朝鲜问题而坚决斗争。在印度支那，法国军队也仍在进行侵略战争，印度支那人民仍然要在战争中艰难地抗击法国侵略军，美、法帝国主义为此焦头烂额。这就是1954年2月以后酝酿由苏联、中国、美国、英国和法国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由来。
参加会议的还有与上述两个问题有关的其他国家。
中国和苏联期望日内瓦会议能达成协议，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却在日内瓦会议上从中作梗。这一点周恩来早在出国之前给中共中央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中就预见到了。他在《初步意见》中说：
关于日内瓦会议协议的达成，是苏联代表团在柏林4国外长会议上一项重大的成就。单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一事看来，它已使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工作前进了一步。
周恩来并不把西方国家之间看成铁板一块，他认为他们的矛盾也还是可以利用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特别是美国政府却故意低估日内瓦会议的作用，并预言日内瓦会议将同柏林会议在德奥问题上一样得不到任何结果，但美、英、法三国之间在朝鲜问题上以及在许多国际事务上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有时矛盾很大，他们的内部困难也很多。为此，周恩来强调：
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打破美国政府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他还充满信心地说：“我们要力争不使日内瓦会议开得无结果而散。”
当日内瓦会议在4月26日开始时，在国联大厦会议桌边就坐的，除了中国、苏联、英国、法国、美国五个大国的代表外，还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和以“联合国军”名义派兵参加朝鲜战争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希腊、菲律宾、卢森堡、新西兰、泰国、土耳其、比利时、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和荷兰。这些国家中，当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没有几个。中国要发挥作用，有着明显的难度。
会议一开始，推举泰国外交部长旺·威泰耶康亲王、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依次轮流担任会议主席。同时，每位主席可以挑选两名助手坐在主席台。根据协商一致的原则，周恩来安排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师哲担任莫洛托夫的助手之一。中国人坐在主席台上，首先使美国代表大吃一惊。
4月27日，日内瓦会议正式进入讨论朝鲜问题阶段。朝鲜外务相南日在发言中首先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三点方案：（一）举行朝鲜国民议会，由全朝鲜自由选举；（二）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在6个月内撤出朝鲜；（三）要创造条件以促使尽速完成以和平方式把朝鲜统一成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的国家的任务。
折冲樽俎（7）
美国和南朝鲜代表明确反对这一方案，他们主张按照南朝鲜的宪法，由联合国监督在全朝鲜进行选举，并且强调要由联合国来实现朝鲜的统一。联合国被美国操纵，这样做的结果显然是将朝鲜半岛交给美国人支配。
4月28日，周恩来首次在全体会议上发言。他驳斥了美国和南朝鲜代表的荒谬主张，明确指出，没有外国对朝鲜内政的干涉，朝鲜人民完全能够解决自己的内政问题。他表示坚决支持南日提出的恢复朝鲜统一的三项建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外务相的建议，是完全公平合理的。我们希望会议的参加者郑重地考虑这一建议，使这一建议成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的基础。”
……
经过几轮的辩论和斗争，尽管美国代表及其追随者试图阻止会议达成有利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任何协议，但周恩来以雄辩的事实和高超的谈判艺术，艰难地推动着会议的进展。
周恩来的发言，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并指明了共同点，这种求同存异的论辩逻辑，使对方无可回辩。他说：
虽然与会各国的分歧依然存在，但在事实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共同基础是可以找到的。因为在会上，没有人反对朝鲜的和平应该得到巩固，并且大家认为，会议的目的是要达到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的。
在从朝鲜定期撤出一切外国武装力量的问题上，也只有少数代表表示了不同意见。
他进一步强调：
我们既然有了这些共同基础，我们更应该努力寻求具体解决问题的道路，而不应该让大韩民国代表的建议成为我们在寻求协议的途径上的一个障碍。
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建议：“与会各国应该在已有的共同基础上，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从周恩来的发言中，许多外国政治家感受到了外交的艺术和中国人的诚意。
尽管至6月15日，历时5l天的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最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由于周恩来、南日和莫洛托夫等人的默契配合，使美国等阻挠会议达成协议的国家陷于比较被动、尴尬的处境。
意味深远的是，周恩来以其过人的敏锐、出众的智慧、令人陶醉的风度和魅力，像磁石一般吸引了所有与会者。在这次会议上，由于周恩来入情入理的分析，也使得美国代表的顽固好战的立场暴露无遗。
周恩来赢得了众多的与会者的赞誉和国际舆论的好评。
一些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人感叹：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在日内瓦的舌战真是妙不可言！
6月15日的会议结束时，莫洛托夫快步来到周恩来面前，兴奋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太妙了，太妙了！”
朝鲜代表的感慨更为惊人：“苏联人将外交变成科学，而中国人使外交成为艺术。”
美国政府虽然达到了他阻挠会议达成协议的目的，但美国人却失去了人心。它的前国务卿狄恩·艾奇逊后来也不得不称赞：周恩来是当今世界最能干的外交家。
进入第二阶段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讨论后，参加的国家变为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兰西联邦的印度支那三成员国——南越、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共九个国家。莫洛托夫和艾登轮流担任主席。
此时，与讨论朝鲜问题时的情景大不相同，虽然在多次全体会议和限制性会议后，会谈也曾一度毫无进展，但周恩来抓住有利形势，在会议进程中与苏联、越南代表紧密配合，尽力争取法国、英国等多数与会国代表，集中力量反对美国代表的阻挠和破坏，并积极开展会外活动。
6月19日，会议在吸收周恩来提出的六点关于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建议的基础上，通过了由法国代表提出并经中国代表团修正的《关于在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
这期间，周恩来为达成日内瓦会议的协议，为了印度支那和平，费尽了心血，历尽了忙碌和奔波。7月间，他还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之机，专程回到广西柳州同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会谈，然后又到莫斯科同马林科夫等苏联领导人会谈，大力协调3国领导人在越南南北分界线问题上的看法。最终使中、越、苏三国取得一致：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过高的要求，既不现实，又容易使美国破坏会议的阴谋得逞，因此应力争达成妥协，迅速把战争停下来。
折冲樽俎（8）
7月21日，日内瓦会议各方代表在取得共识后，终于签订了《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老挝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和《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协定》。
和平又一次压倒了战争，在这一行动中，周恩来无可争议地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当天，尽管美国代表顽固地宣布不参加《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的签字，但是，这一宣言仍然如期在日内瓦会议上通过，美国把自己放到孤家寡人的位置上，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却取得了出乎人们意料的结果。
国际社会开始真正认识周恩来。
日内瓦会议后，在国际上有人这样称：新中国外交为“周恩来的外交”。
周恩来的外交，是高度的原则性与灵活的结果，是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的结合，是讳莫如深的政治与情感交融的私交的结合。
初登国际会议舞台，周恩来不仅利用机会对参会各国开展了外交往来，而且与势不两立的美国开始了官员接触。从这次会议开始，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拉开了帷幕。这是周恩来对新中国外交的独创，在中美两个大国互不承认的对立状态下，中美大使级会谈从日内瓦进而到华沙，成为两国沟通的重要渠道。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还用艺术架起了友谊的金桥，向各国来宾介绍了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1952年国庆》、《锦绣河山》、《中国杂技团》、《白毛女》、《翠岗红旗》、《敦煌壁画》、《葡萄熟了的时候》、《草原上的人们》和《孽海花》等影片。
对影片放映的安排，周恩来独具匠心。
从纪录片《1952年国庆》中，人们看到了从世界东方站立起来的新中国人民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有人看了以后说：再不能拿1949年前的眼光看中国了。一位瑞士记者在报道中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为让西方人全面了解中国，周恩来又安排了一部精彩的中国爱情片——越剧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并特意在放映前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只要在请柬上写上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并在放映前作3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语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影片放映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看到了共产党人对爱情的诠释。一位印度记者看后惊叹：“新中国成立不久，就能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配合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式的外交，周恩来又授意将《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会外放映了几次。电影，也成为周恩来与国际友人交往的纽带。
7月18日，周恩来在日内瓦宴请了定居瑞士的世界著名电影艺术家卓别林及其夫人。与这位国际和平奖得主交流了对世界和平的看法以及中国的文艺工作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请他欣赏中国的影片《草原上的人们》。后来周恩来又派专人将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送给卓别林。
1954年7月23日，当周恩来结束历时三个月的国际会议，率领中国代表团飞离日内瓦时，新中国欣欣向荣的面貌和周恩来折冲樽俎的外交形象，深深地留在了国际政治舞台上。
就在这期间，由周恩来首先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以及中印、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始被逐渐推向国际政治舞台。
由于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成功亮相，北京的声音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新中国的外交局面开始打开。有人预感，亚洲和非洲的事务，没有新中国的参与，是很难解决的。
正在这时，亚非各国人民呼吁联合起来共同反帝反殖、维护世界和平与民族独立的意愿越来越强烈，亚非一些国家领导人也希望坐下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一次历史性的盛会——亚非会议已经在酝酿之中。
折冲樽俎（9）
1954年12月，由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倡议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得到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一致同意，五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的会议上正式提出召开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并一致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参加。
1955年1月15日，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五个发起国，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