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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现在全国的广大群众对于生产的跃进充满信心，而且决心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继续提高。
报告以不容置疑的语言指出：
“那些反对提高建设速度、反对多快好省这个方针的批评，都是站不住脚的。”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对反冒进定论，这在无形中就把反冒进的主帅周恩来、陈云等人推到了被告席上，他们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再度作检讨。
5月17日，在陈云作完检讨后的第二天，由周恩来作检讨。这就是那篇在内心异常苦闷和彷徨中花10多天时间并数易其稿起草出来的发言稿。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能摘取周恩来发言的核心部分：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
——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
——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
经过这次大会，毛泽东认为反冒进彻底地达到了目的，所以他在会上宣布：
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
毛泽东为了预防以后党内再次出现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类的原则分歧，又向全党提出了警告：
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周恩来更是被“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压得内心异常的痛苦和矛盾，从组织原则上他必须彻底认错，但从唯物主义原则上他又必须实事求是，矛盾的心态促使他不得不做出一项痛苦的抉择——辞职。
到目前为此，我们尚未看到周恩来亲笔写的书面辞职报告，也未看到别人直接录下他辞职的口头报告。
但在档案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他辞职问题的简要记录。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会后，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记录。6月22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记录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
的确，无论在建设思路上毛泽东和周恩来有多大的分歧，终究他们在半个多世纪的合作共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合作关系，不仅如此，在当时的情况下，论才华、能力、威望等等综合性的素质，还没有人能取代周恩来的职位。
“跃进”年代（7）
我们也可以推论——以周恩来对党、国家和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在后来“文革”那样混乱的局面下，他也未提出过辞职问题，而坚持“不倒，不走，不死”；在反冒进受挫后提出辞职，应该是周恩来以退为进的策略。
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的岗位上前后26个年头，即便有他这次提出辞职和后来林彪、“四人帮”的阴谋篡位，但直到周恩来去世，他的地位从未动摇过。
尽管岗位没有变，但八大二次会议后，面对中国大跃进的风潮，周恩来等一批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却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走向失去了主要的发言权。
1958年夏天，随着毛泽东的头脑发热，全党全国的大跃进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浮夸风和共产风在各地迅速滋长起来了。周恩来等人已经无法再明确表示反对了。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搞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中国进入了一个不顾客观经济规律，只凭主观臆断，甚至“假、大、空”满天飞的年代。
当时的报道中，各地争先恐后放生产卫星。有记者甚至拍摄了一张照片——一颗比成人还大的玉米像火箭一样飞驰在天空。《人民日报》也曾发表一张照片，一个小孩能坐在“卫星田”的稻穗上而不掉下来。尽管有人不相信这样的夸大宣传，但是因为怕戴“右倾保守”的帽子而不敢公开讲话。
各级干部的浮夸风、弄虚作假风不断增长，达到惊人的地步。到处充斥着脱离实际的唯意志论。到处飘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等等口号。
随着大放生产卫星的形势，8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确定了根本达不到的生产指标，掀起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苦闷中的周恩来，对用土法炼钢铁一事深表怀疑，他曾让秘书去基层调查。秘书回来告诉他，炼出来的铁大部分是废品。大炼钢铁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周恩来十分痛心。1958年底，当他听说四川省有几百万人还在山上大炼钢铁，并且没有冬衣御寒时，他再也沉不住气了，果断地下令：马上下山。
也曾有一些不愿放生产卫星的地方迫于形势的压力，请求周恩来让他们也放点生产卫星，周恩来当即阻止他们放。但是，形势的迅猛发展，最终仍拦不住“上天”的“卫星”……
周恩来深知，在现有的领导体制下，只有等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本人觉悟过来，“大跃进”中的问题才能够纠正。
毛泽东真正发觉并开始纠正“大跃进”的“左”倾错误，是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以后。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开会，开始冷静地思考建设问题。他在党内发出了认真阅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书的建议。
直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走上了一条艰难的纠“左”路。尽管毛泽东这一时期头脑发热，但他仍是一位唯物主义者。在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说起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时，提到正在养病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他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同时他再三提议由周恩来负责编制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周恩来这才重新获得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风卷残云的“大跃进”时期过后，毛泽东于1960年6月18日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一个名为《十年总结》的讲话。在讲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办钢铁中出现的“乱子”时，毛泽东讲了这样几句话：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
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跃进”年代（8）
这是毛泽东的一种特殊的承认错误的方式。
更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还婉转地为周恩来在反冒进中受到的严厉批评平了反：
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3年余地，多么好啊！
既讲调整，又讲斗争，在困苦中走进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1962年，由周恩来主持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进入关键的年份，这个时候，搞调整的人们基本已经能够做到“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了。
然而，从这年的秋天开始，调整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下面，却被人为埋下了一条“斗争”的附线。一个后来为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口号，逐渐充斥人们的耳膜和脑海。发展到极点时，它成为中国领导人治国的总纲领：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这一口号，源于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一句名言：“阶级斗争问题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
毛泽东的这句名言，后来被人演化成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八届十中全会，是继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国民经济方针以来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次预定的会议。九中全会以后，全党按照八字方针的思路将工作的重心放在了调整国民经济上面。从九中全会到十中全会，仅仅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形势又有了不同寻常的变化。党内尤其是处在经济工作第一线的周恩来等人没有预料到的是，正当以调整国民经济、度过严重困难为主线的经济工作全面开展的时候，毛泽东却为党的工作铺设了一条“阶级斗争”的附线。
重提阶级斗争问题的想法，毛泽东由来已久……
往远了讲，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时候，对其中阶级斗争的学说印象极深。阶级斗争的观点，在战争年代，对毛泽东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种客观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虽然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改变，但是在大规模地开展建设的过程中，国际和国内的各种复杂矛盾及其对抗因素并不令人乐观。
往近了说，自“大跃进”以来，经过天灾和人祸的冲击，许多人把对现实的不满和怨气发泄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上。在这同时，也有一些国内国际的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随时都在伺机向人民政权进攻。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正视阶级斗争问题，这一现实随时都在提醒党的领导者——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正当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时候，我国面临的是一个很不平静的国际国内形势……
1962年前后，台湾海峡的局势动荡不安。一些西方大国染指台湾之心不死，在国际上不断地宣扬“两个中国”、“一个半中国”、“台湾独立”和“国际托管”等论调。引起中共领导层的高度警觉。
美国等超级大国的势力所到之处更不安静。美国继续在南越进行战争冒险的计划；而日本恢复军国主义的苗头也不容忽视……
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益严重的国际局势，是不会漠不关心的。
1962年，我国的一些边界地区局势很不平静。
中苏边境。4月中旬，在苏联通过其领事馆的长期策动、诱骗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裕民、霍城三县居民6万余人逃往苏联。为加强新疆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派赛福鼎回新疆。4月30日，就新疆边民外逃一事，周恩来还约赛福鼎谈话，他说：新疆当前是“多事之秋”，事情既然发生了，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在边民外逃问题上，有外因，也有内因，在内因方面，几年来我们工作中没有照顾好民族特点、宗教特点和当地的经济特点；外逃问题给我们敲起了警钟，内部问题和各方面工作一定要搞好。
不久，广东群众偷渡出境的情况也十分严重，不仅引起港英当局的注意，而且美蒋方面也利用此事大肆造谣污蔑，扬言要联合国出面处理所谓“中国难民问题”。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以后，立即电令广东省委追查此事，并要求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阻止这一事态。
“跃进”年代（9）
1962年夏天，中印边境更不平静。
自1954年周恩来首次倡导在中印两国关系问题上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来，中印边界的和平共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1959年8月，侵入中国朗久的印军对中国边防部队无端开火，挑起整个中印边界上的第一次武装冲突事件。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周恩来于1960年专门访问印度，商谈和平解决两国边界争端的问题。至1962年上半年，中国方面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努力一直在进行。周恩来为此花费了很大的心血。
1962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