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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为这种变化欢欣鼓舞的时候，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尤其是政府总理面前的，却是一个旧中国留下来的满目疮痍的烂摊子。
就在人民解放军进城后不久，一些资本家和投机商曾公开宣称：共产党搞军事是100分，搞政治可得80分，而搞经济则只能打一个0分。
有人怀疑，有人幸灾乐祸，还有人在蓄意破坏，……严峻的考验，摆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前。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早有思想准备。在那场进入北平之前的对话中，毛泽东就曾把筹建新中国比作“进京赶考”，希望“考个好成绩”。周恩来也曾信心十足地表示：“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
考什么？在大规模的战争已经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最重要和最直接的考验，恐怕是来自经济方面的。共产党除了以前在根据地和解放区搞过一些区域性的经济建设以外，没有搞大规模的、全国性的经济建设的经验。进城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拿到的第一张考卷，首先要解答的，就是如何恢复国民经济，开展经济建设的命题。
解决经济建设的难题，并不比解决军事和政治难题轻松！
周恩来所担负的总理角色，使他更多地、不断地思索这道题的难度和解题的方法……
刚刚建国，各种各样的会议请周恩来去讲话，他都讲工作重心的转移。工作重心不转移，刚刚夺过来的政权迟早会守不住。到了1949年年底，在北京同时召开了几个关乎国计民生的会议：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会议代表们集中起来，请周恩来讲点对今后建设的指导性意见。参加会议的人们从总理的讲话中，一下子明白了指导新中国建设的原则、思想：
“以农业为基础——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视乡村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
工业领导农业——农业必须在工业的领导下才能发展。”
有人说，这就是“以工业为基础，以农业为指导”的提法的雏形。
指导思想有了，还得真抓实干。周恩来接着讲：
“不抓生产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说，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现在不抓生产靠什么来支援战争和巩固胜利？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
周恩来还郑重地告诫大家：要正确处理好新中国面临的六种主要经济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上下关系。
然而，经济领域的争夺战，并不比军事领域轻松。光有思想理论的指导是不够的。建国初期的经济斗争极为尖锐。
就在新中国成立庆典的10月份内，全国的物价继1月、4月、7月三次大幅度上涨之后，又一次猛烈上涨，平均达到百分之四十四点九。这次上涨，是以纱布价格的上涨为龙头的。上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资本家猖狂地进行投机倒把活动，企图把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挤垮。
在上海，一些资本家和投机商，为了向世人证明“共产党搞经济只能打一个零分”，他们囤积居奇，大肆进行金融投机活动。上海的投机倒把活动向全国延伸，导致了全国性的金元风潮和物价风波。从经济领域延伸开来的斗争，可谓惊心动魄。
为解决物价问题，周恩来找来陈云。平稳物价，陈云是行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49年11月5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主要议题就是研究如何解决物价问题。这些红色政权中的经济专家们出了一个高招：由财政部拨一部分粮食给贸易公司，用粮食收购棉花，减少货币的投放，并迅速运输棉花供给上海。这一着棋一走，果然妙不可言，纱布的价格很快得以平抑。
首张“考卷”（2）
接着，中财委又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到12月，平抑物价的行动基本结束，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全国物价已经趋向平稳。
尽管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是极为艰难的，但是对于开国总理周恩来来说，身上担负的，是人民给予的重担，他必须加倍努力，主持百废待兴的共和国经济工作……
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底，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新生共和国的经济形势逐渐恢复，一年一个新局面：
——194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的一年，到这一年的年底，新生的人民政权已经控制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命脉。但由于刚刚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财政出现巨额赤字，物价猛涨，市场混乱。新中国经济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1950年，通过统一财经工作和调整工商业等重大举措，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这一年的经济工作，周恩来是这样总结的：“在经济战线上，我们打了一个胜仗，就是把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由物价波动、经济危机造成的严重现象扭转过来了，人民生活得到了安定。”然而，这一年的财政收支逆差却有二亿九千万。所以周恩来认为所取得的成绩“还不是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1951年，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开始出现明显的好转，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十九，交通运输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这年的财政收支相抵，有了十亿六千万元的结余。这是新中国财政第一次出现收支平衡且略有结余的一年。
——1952年，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工作已经胜利完成，国家财政经济情况已根本好转。在这个时候，对于中国的国民经济而言，若要进入一个大规模的计划建设时期，基础已经具备了，有利的条件也有了。
1949年至1952年，对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来说，是一个最严峻的考验期，一场严峻的考验下来，周恩来领导下的人才济济的政务院，已经交出了一份初试的满意答卷。
无论多么困难，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交出来的经济答卷，中国人有目共睹，全世界有目共睹——它绝不是一张不及格卷，更不是有人预言的“0分”卷。
对这张卷子的分量，周恩来做了一个让人无可辩驳的概论：
“帝国主义再三地认定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被这些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难题所压倒，而不得不向他们求救。但是，一年来的经验证明：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是破产了；中国人民在经济战线上如同在军事和政治的战线上一样是胜利了。”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中共中央决定，要不失时机地开展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1951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3年准备，10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按照这一决策，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开始编制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新中国的第一幅建设蓝图。
决策有了，接下来政务院立即组织人手着手编制“一五”计划。经周恩来提议，成立了一个由6人组成的核心领导小组，他们是：
周恩来——政务院总理
陈 云——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
薄一波——中财委副主任
李富春——中财委副主任
聂荣臻——代总参谋长
宋劭文——中财委计划局局长
六人小组，以周恩来和陈云为首，由陈云具体领导。在周恩来的督促下，中财委加紧研究制定“一五”计划的方案。通过摸底、研究、讨论，到1952年6月，各大区和各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已经汇总到中央财经委员会。根据这些指标和中国人民渴望早日告别贫困落后状况的愿望，中财委很快拟出了《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
六人小组成员宋劭文后来深有感触地回忆：
首张“考卷”（3）
在这个草案中，对我国钢铁、机械、煤炭、石油、电力、化学、电器制造、轻纺、航空、坦克、汽车、造船等工业，提出了具体建设指标和要求，对重大水利、铁路、桥梁建设也做出总体规划。
通过“一五”计划，拟扩（改）建与新建若干个重工业区，即以钢铁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鞍山、武汉、包头3个区域，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和机器制造工作为中心的兰州区域，以动力设备、重型机械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西安区域，以化学工业为中心的吉林区域，以煤炭和采矿设备制造为中心的抚顺、大同区域，以及以机器制造为工业中心的洛阳、成都区域，已初步形成我国工业建设的新框架与大致合理的布局。
草案出来以后，周恩来于7月10日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人：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外交工作方面，其他工作尽量推开。
周恩来之所以这样急于“将其他工作尽量推开”，是因为他不仅要专心领导当务之急的“一五”计划工作，而且计划制定出来以后，还需尽快赶赴莫斯科，征求苏联“老大哥”的意见。毕竟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苏联比中国早进行了30多年，他们有着较为丰富的经验。况且，新中国的建设必须得到苏联政府的援助。
为做好这些工作，周恩来感觉自己分身乏术，这才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调邓小平到京，“主持一个时期”。周恩来对邓小平的为人和能力是很了解的，他认为，邓小平来京帮他，“这是最理想的办法”。
在周恩来的加紧主持下，8月11日，《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总算完稿。基本内容有五项：
一、中国经济概况；二、五年建设方针；三、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主要项目；四、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五、请苏联援助事项。
这份草案估计了进行五年计划建设的可能性：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已经安定，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巩固，在长期战争中被破坏的经济情况已经恢复。人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已胜利完成。如果朝鲜战争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仍然需要并可能开始五年建设。
由此报告提出了今后五年的基本任务：今后五年是中国长期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
也是在这一天，周恩来还亲自写成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
这两份文件脱稿以后，周恩来开始做赴苏联的准备事项。这时，接替他的邓小平也正在赴京途中。
按周恩来的安排，邓小平从西南重镇重庆来到北京，就任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刚到北京，周恩来就在8月13日下午找他谈话，除表示诚挚的欢迎外，目的只有一个，周恩来赴苏期限只剩两天，必须在离京前向邓小平交代政务院的工作。
有了邓小平接替工作，周恩来心里踏实多了。谈完话后，周恩来于当天主持政务院第148次政务会议。这次政务会议，人们从第二天公布的人民日报上看到的消息只有一个：
政务院第148次政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和批准了司法部长史良《关于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法庭的报告》。
而参加会议的人更为注意的是，周恩来总理在会上郑重宣布：
“在我奉毛泽东主席之命赴苏联访问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
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起程飞赴莫斯科。由于人数太多，他们分乘3架军用飞机和1架民航飞机，由北京起飞，沿中国东北、苏联伊尔库次克、新西伯利亚……路线，最后向莫斯科飞去。限于飞行条件，飞机飞了两天，8月17日，周恩来一行才抵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机场，前来迎接的有苏联党政领导人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维辛斯基等。苏联领导人心里非常清楚，周恩来这次来，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与苏联领导人谈判中苏两国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全面合作，他带来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征求苏联方面的意见。这是继毛泽东、周恩来1949年底至1950年初访苏之后中共领导人的第二次重大的国际活动。
首张“考卷”（4）
在机场，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毫不隐晦代表团是“毛主席派来的”，他说：
亲爱的同志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诸同志，奉毛泽东主席之命，来到莫斯科，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之后的3年时间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国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