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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聂荣臻元帅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讲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有这样几句话：“整个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这方面的事情，我几乎每件都向他请示。他抓得很细。”“总之，恩来同志对志愿军的后勤保障费尽了心血，做出了宝贵贡献。”
何以成为“谈判的总指挥”？
自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周恩来始终是谈判的直接领导人。在边打边谈阶段，中共中央派富有谈判经验的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驻开城，李克农与北京建立了热线联系。每天下午，前方将上午谈判的情况汇总，报到北京周恩来总理那里，北京当天研究第二天的发言及斗争策略。周恩来让总理办公室先起草发言稿，然后他连夜审阅修改呈毛泽东审定后转发开城。李克农接到后，又组织负责谈判的人员领会精神，指挥前台进行谈判。在周恩来的指示中，什么问题要据理力争，什么问题可以妥协让步，都是非常清楚的。正像他在谈判开始的第一天所提出的：
“我们进行停战谈判的条件，应先从结束朝鲜战争并保证能实现朝鲜境内的停火与休战入手。如果敌人的停战谈判是骗局或敌人尚不肯接受我们所提的合理条件，那么敌人的欺骗就会被揭穿，战争就会继续，我们仍将给敌人以更严重的打击和教训，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会更多地站在我们方面，美帝国主义将会更加处于狼狈的地位。这种可能是很大的。如果朝鲜战争真结束了，那么我们便可进一步提出有关各方举行和平解决远东问题的谈判，当然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但和平的主动权将更加掌握在我们手中。”
抗美援朝（8）
周恩来还经常与第一线通电话，了解最新情况，做出最新指示。当时的电话线路不好，也没有扩音设备，据身边人员讲，周恩来是“扯破了嗓子”把指令传到前方的。
在抗美援朝的日子里，在中南海西花厅的总理办公室，周恩来整天忙个不停，许多高级官员进进出出。连毛泽东也风趣地对周恩来说：“你那里是轴心。”
这也是建国以后周恩来最忙的一段时光。由于劳累过度，他一度患病不能工作。毛泽东不得不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让周恩来离京到大连休养。
从1950年5月下旬到7月初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前，周恩来被迫停下北京的工作到大连休息了一个多月，这是他一生中极少有的一次专门休息。返回北京后，他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朝鲜的停战谈判历时两年之久，边打边谈，谈谈停停，经过艰苦的较量之后，最终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
1953年7月27日，在战场上遭到惨败后，美方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哈利逊和“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不得不坐到停战协定的签字桌旁，与朝中方面谈判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南日和军队最高指挥官金日成、彭德怀正式签署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至此，朝鲜实现军事停战，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这里面，浸透了周恩来极大的心血。
沮丧的是美国人。克拉克这样评价自己：“我是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条约上签字的美国陆军司令官。”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则承认：“美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一贯傲慢的美国人不得不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检讨自己的失误。
朝鲜停战后，中朝双方遵守国际准则，一再提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建议。1958年2月5日，朝鲜政府再次发表声明，要求从南北朝鲜同时撤出一切外国军队。
为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于1958年2月14日至21日专程赴朝鲜，与金日成会谈撤军问题并做志愿军的工作。2月19日，周恩来和金日成首相发表中朝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在1958年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同时宣称，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任何侵犯，中国人民过去没有，今后也绝对不会置之不理。
周恩来回国后，从3月15日至10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履行诺言，分三批全部撤离朝鲜回国。
10月28日，周恩来怀着喜悦的心情，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由杨勇上将和王平上将率领的最后一批回国的志愿军。
周恩来激动地对杨勇将军说：“你为抗美援朝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对周恩来，杨勇也很动情，他心里清楚，没有周总理，这个“完美的句号”很难“画”出来！
当天，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专门为志愿军指战员代表举行盛大宴会。
在喝庆功酒时，动情的周恩来喝醉了。喝的是他最喜欢的国酒——贵州茅台酒；醉倒在最可爱的志愿军面前。
这是酒量过人但自制力极强的周恩来少有的一次醉酒。
“三反”“五反”（1）
“三反”“五反”，除“毒”去“病”，严办“大老虎”毫不手软
自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以后，周恩来进入了一生中最忙碌的一段时光。1951年前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他来说更是严峻而富有挑战性的。
这时的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既要肩负国内恢复国民经济的重任，又面临着战争长期拖下去的难题。为解决难题，1951年2月17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明确提出：我们只能“一面作战，一面建设国防力量，一面恢复经济”，把作战与建设结合起来，“边打边建设”。
中共中央同时决定：采取“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
1951年7月以后，国民经济恢复的难度越来越大，财政经济状况仍未实现根本好转。同时，抗美援朝战争边谈边打，继续耗资巨大，大约占去了年度财政支出的50％。
国内急需建设，战争又必须坚持打下去——钱，从哪里来？这是摆在主持这两项工作的周恩来总理面前的重大难题。
早在2月下旬，在与从朝鲜前线回国汇报工作的彭德怀司令员商讨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问题时，周恩来提出了一条解决“钱从哪里来”问题的重要措施：号召国内各行业增产节约。
增产节约，毛泽东举两手赞同，他一语惊人：只有增产节约是一条康庄大道。
这条道，既开源又节流。
措施已定，周恩来迅速在各方面全面实施增产节约。
增产节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刚建国时，中国的政府运转机制许多方面是学习苏联的做法，在这方面，苏联是最讲究排场的。为此，周恩来多次提醒政务院系统，不要为了讲排场而忘记了节约朴素。
政府机关，是开支大户，必须首先堵住这一大头。对自己直接管辖的政府各部委和各级政府机关，周恩来谨慎小心，唯恐他们违反中央的规定。以身作则，先正己才能正人。
一整套有关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文件、措施、命令陆续出台。
增产节约，成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大政方针，成为刚刚建国用来摆脱困境的一项大的运动。11月22日，周恩来在共青团一届二次中央全会上作政治报告时，是这样解释增产节约运动的积极意义的：
1952年的中心环节在增产节约。增产节约运动是积极的建设性的运动，它将为我国大规模的建设工作准备条件，并开辟胜利道路。
随着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开展，人们很快发现了三大令人触目惊心的问题：贪污、浪费、官僚主义。
先看华东：
——华东军政委员会报告：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在许多地方已侵入到党政军机关里面，据不完全统计，1951年1月到11月，在华东一级司法及监察机关已处理贪污案件179起，贪污金额达288亿元（旧币，下同）。据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1950年6月至1951年11月统计，因个人贪污而造成国家财产损失1242亿元。上海国营各纺织厂从1949年6月至1951年6月，因产品不合格、管理不善而造成浪费1500亿元。1951年间，上海粮食公司因领导存在严重官僚主义，造成1000多万斤粳米霉烂变质。
……
再看东北：
——东北地区自1951年9月开展增产节约和反贪污腐化、反官僚主义运动不久，就暴露出大量的问题。东北贸易部仅检举的贪污金额就达5亿元；沈阳仅工商局所属各单位就揭发出3629人有不同程度的贪污行为；东北铁路系统因官僚主义而造成上千亿元的材料积压无人过问。12岁参加革命，经历过红军长征的东北医药公司经理罗惠春，从1949年11月至1950年11月的一年中，先后20余次挪用公款26亿元，做投机生意，获暴利达45。5亿余元；与私商盗卖国家物资9。78亿元；利用涂改订货单的手法骗取810亿元作为“小家底”，任其挥霍。
……
“三反”“五反”（2）
再看西南：
——1951年12月，新华社西南总分社的一份内部情况报道送到中央，内称：西南贪污浪费现象相当严重，据近来初步发现的材料：工业部约800亿元，其中肖子言和陈松柏两大贪污案即达200亿元。财政部初步检查为300亿元，其中粮食系统最为严重。川西粮食局贪污分子勾结奸商，将粮食支付书送给奸商到各库取粮，损失公粮10万斤。川北财政厅金库贪污分子盗走一箱人民币，贪污分子还留一字条说：我生活困难，暂借支一下。建筑中的贪污浪费最普遍，据初步了解已达数百亿元。交通系统贪污浪费约500亿元。据西南财政部统计，仅1950年和1951年两年中，就发现贪污人员4816人，贪污公款323亿元，粮食4000万斤。
……
最后看一看中央的情况：
——1952年1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在中央和华北机关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干部大会上作报告，透露了中央各机关的情况：
“从一个月来所发现的材料来看，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不是个别的，已经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慨。根据不完全的材料统计，在政府系统27个单位中，发现的贪污人数共1670人。中央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一个人即用造假条子的方法贪污7亿元，现已逮捕法办。浪费的现象发现更多。军委后勤系统和铁路系统在1951年一年内，因对油槽车处理不当，先后共损失了5千吨汽油；另有两千吨汽油，因工作粗枝大叶、缺乏知识，把不同的油类混淆了，因而完全失效。……
薄一波的报告还列举了中央纺织工业部、人民银行、中央燃料工业部、中央贸易部等部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
薄一波提醒大家：
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国家已经有大量的资金被贪污被浪费了。现在也还有大量的资金被贪污和浪费着。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彻底改变，必然还有更大的资金被贪污和浪费掉。
一面在勒紧裤腰带增产节约，另一面却在大肆贪污、浪费、滋生官僚主义。其结果，将严重地影响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建设，以至动摇整个共和国大厦。
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成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祸国殃民的“三害”。
面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中触目惊心的数字，作为新中国领袖，毛泽东痛心，周恩来痛心，中共中央高度警觉起来。已经到了不得不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的时候了！
毛泽东的政治目光是极为敏锐的。1951年11月，当他接到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岗所作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后，立即于11月20日代中共中央起草了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正式向全党发出了开展全国范围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号召。
突破口在哪里呢？周恩来在密切地注视着，毛泽东也在深深地思考着……
1951年10月，当时的河北省天津专署的一位副专员向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揭发了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张子善的严重犯罪事实。刘、张都是刚刚执政的共产党的高级官员。
知情的人惊叹，这桩案件，是中共党内最大的一起贪污腐化案！党内党外、人民群众和各级干部都把目光集中到了最高领导层，看看中央如何处理——处理这样的“大人物”，谁也不敢轻易定夺，只有中央才能拿最后的主意……
刘、张的问题揭发出来以后，中共河北省委高度重视并立即对其展开了调查。到11月底，事实基本清楚。
1951年11月29日，由薄一波、刘澜涛署名，中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