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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应作历史的教训。
3．对过去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应该在思想上弄清楚，但其结论应力求宽大，以便团结全党共同奋斗。
4．自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但尚有其正确的部分，应该进行适当的分析，不要否认一切。
5．六次大会虽有其缺点与错误，但其基本路线是正确的。
6．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党内严重存在的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应当进行切实的教育，克服此种倾向。
上述各项全体表决通过。
这项决议，书记处原来讨论确定的只有前五项，后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除对前五项作了说明外，又增加了第六项。他说两个宗派已经没有了，“历史上的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东西了。丢掉这个包袱，才符合事实，利于团结”。并提请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正式作出了决议。
谁能料到，作为当年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的康生，后来当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居然推翻政治局的决议，指鹿为马，重算老账，使许多老同志遭受残酷的迫害。
粉碎“四人帮”后，1981年8月，由孙冶方同志建议，经党史领导小组的胡乔木同志同意，约请当年中山大学学员和熟悉情况的老同志举行座谈。会议由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主持。会议鉴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说法并不能准确地反映王明教条宗派集团形成、发展和分化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说明它的性质和危害，在给中央书记处报告的《关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王明教条宗派问题调查纪要》中写道：“建议党内今后不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
回想起来，我觉得：延安整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一页：第一是学习马列，研究历史，分清路线，整顿“三风”，特别是毛主席提倡“实事求是”，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是很伟大的，不然，全党思想统一不了，七大可能开不成功，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不会那么快取得胜利。虽然这中间也有一些偏激的批评，伤害过一些同志，总起来说，积极的方面毕竟是主要的，所以党的七大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第二，在学习过程中出了一个问题，叫审干，把人关起来交代问题，那样做是错误的。至于“抢救运动”，那就“抢救”得没有边了！这一点，我在下面再说。
第三部分第61节 杨尚昆回忆整风运动（4）
毛主席说，整风是思想上清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力图派人打进我们内部来，1943年春天，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政治局势日趋紧张。在复杂的斗争中，审查干部，清除内奸，确实非常必要，但后来严重地扩大化了，康生在这方面起了很坏的作用。这年4月底，政治局批准成立反内奸的专门委员会，主任是刚从华中回到延安的刘少奇，副主任就是专管情报工作的康生，由他负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康生审干的办法，是按照苏联的“经验”。当时，共产国际有一名联络员住在枣园，名叫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字叫孙平。平时由康生同他联系。他介绍说：审干应该从下面往上追，最危险的敌人是埋藏在上层的人。
审干工作的进行最初是正常的，由各单位负责，重点在党校。但很快就发展到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把怀疑对象关起来交代问题，轮番逼供。有一次，在杨家岭礼堂开大会，“斗争”以前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要他交代同特务的关系。会前，李富春、邓发和我去问康生：究竟有什么证据。我们还提出：这个会不能开，不然开了会闹不出东西来不好。康生架子十足，躺在床上，听都不听，说常委决定了，你们不要动摇。会上，和柯庆施一起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的有些人起来揭他。揭了些什么呢？我记得的有：“你戴了黑眼镜，大摇大摆地在东安市场走，说明你政治上有依靠！”“你还背着照相机，你是地下党员，凭什么敢这样招摇？”柯庆施什么也不承认，说你们这些人说的都是假的，根本没有这个事情。大家就喊口号，打态度，轰了一个下午，从下午3点钟一直开到7点钟，什么结果也没有得到。那时，康生开了二三十人的名单，记得里面有邓洁，一旦柯庆施突破了，那二三十人都要抓，连关押人的窑洞也准备好了。散会后，我回家经过毛主席住的窑洞，他问我：你们开什么会呀？又叫又闹，开得这样热闹。我说：斗柯庆施嘛！他说：你进来坐下讲讲，怎么个情况？我把情况向他说了，还讲我们3个人向康生报告过，认为没有把握。毛主席听后说：这个会不要再开了，我会给康生打招呼。这件事还是发生在“抢救运动”之前，后来在“抢救运动”中，又变本加厉地追逼，柯庆施的夫人被逼得投了井。
“抢救运动”是1943年7月15日开始的。这时，正逢上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蒋介石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命令胡宗南闪击延安，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边区周围频繁活动，中央对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康生又夸大事实，弄虚作假，制造混乱。在此之前，他先制造了两件轰动延安的错案：一件是混淆矛盾性质的王实味“托派奸细案”；一件是张克勤假坦白的“红旗特务案”。
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1942年春普遍整风开始，在发扬民主、检查领导时，他写了《野百合花》等文章，言词尖锐，冷嘲热讽，而有片面性。5月底研究院对他进行批评，开始时还是作为思想问题来批评的。在会议中间，有人揭发王实味同托派分子王凡西有过联系，在上海时帮助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传》中的两章，这时，康生插手了，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决定追查王实味与“托匪”的关系，成为敌我矛盾。其实，王实味过去和托派分子来往的问题，他自己在1941年早已向组织交代过，但康生决定要追查，中研院党委又召开了两个星期的“座谈会”，不但“追查”王实味，还有同他接近的4位同志也一起被康生定性为“五人反党集团”，把问题的性质上升为“党外斗争”了。我和范文澜、陈伯达都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后，10月，康生授意院党委开除王实味党籍，并责成我到中研院去作一次发言。10月31日，我在发言中，按康生定的基调，说“我们这次斗争，按其性质已经是一种党外斗争了。”当时有同志反映：座谈会的斗争过火了，不够“与人为善”。我回答说，明白了斗争的性质，“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至于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其余4位同志，我讲了两点：一是确认座谈会对他们“仍然采取了严肃的、同志的态度，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报告与发言，并未用敌对的仇视的态度对待他们”，这是“希望他们能翻然觉悟”，“考验他们是否还希望当一个共产党员”，“给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二是，当有人提出座谈会应对他们作组织结论时，我回答说：“在今天是否适当，值得考虑。”没有采纳这个意见。年底，康生将王实味关押审查。1946年，康生主持的社会部定王实味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对王实味同志从思想批判发展成政治冤案，以致后来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这是十分惨痛的教训。
虽然蒙冤近半个世纪的王实味案，已于1992年2月由公安部认真复查，予以平反昭雪；但是，每想到这个教训，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对枪毙王实味，毛主席十分不赞成。毛主席听说这件事时，我在场，他拍了桌子，指着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说：林老，你还我的人。因为当时是把人交给边区保安处的。当然，林老同这件事并没有关系。
第三部分第62节 杨尚昆回忆整风运动（5）
继王实味案之后，康生又制造了张克勤“坦白典型”案。张是由甘肃省工委介绍通过西安办事处进延安的地下党员，年仅19岁，在陕北公学学习。在审干中，康生用逼供信的办法，要张承认是打进来的“红旗特务”，成了“坦白典型”。7月15日上午，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中直干部大会，延安所有机关都派人来听。康生在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宣称：延安各机关“特务如麻”。接着，张克勤上台“坦白”。说甘肃省工委是国民党批示要他们出来组织的，实际上是国民党，是打着红旗的假党，所以叫“红旗党”。随后，从河南、河北等省来的人中也有人出来讲自己是“红旗党”。这一来，延安各机关、党校、女子大学等纷纷召开“抢救大会”，一时“坦白”成风。那时，恰好有胡宗南要向延安进攻的消息，所以气氛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出来说话了。恩来同志当时的处境很困难，因为说国民党统治区许多地下党是“红旗党”，矛头其实是对着他的。在李维汉同志问他“红旗党”是怎么回事时，恩来同志明确地回答：“没这回事。”弼时同志是非常正直的人，直接向毛主席提出意见。毛主席也觉察到了“抢救运动”中的问题，几次作出指示，规定政策，不许搞逼供信，断然地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捉。8月5日，中央下文件通告全党：“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已告一段落。”延安搞了20天的“抢救运动”刹了车，但陕甘宁边区如绥德地委等，继续在逼人坦白。结果在这个运动中，中直机关受到“抢救”的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新知识分子集中的陕北公学竟达到百分之五十三。后来毛主席看到了问题的严重，他在大会上向大家脱帽道歉。延安撤退时，他又特别关照我：所有审干的档案都要带出延安，不能损失，以便将来能根据事实平反。
应当说，毛主席最初是信任康生的，以为康生是最早起来反对王明的，常在同志中称赞他，把领导整风的总学习委员会的常务工作交给他，而不是书记处或政治局。后来，从莫斯科回来的孔原和冯铉等同志，向毛主席直接报告了实际情况。孔原是老资格，原名陈铁铮，后来到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当时王明和康生是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孔原讨厌王明，觉得他不正派，反对王明反对得很厉害，王明和康生也恨他，开除了孔原的党籍。回延安后，孔就找毛主席，说康生一直是宣传王明的，他不但没有反对过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且在列宁学院讲中国革命史课时就以王明这本小册子作教科书；有一次，在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上，他还带头在祝酒时喊：“王明同志万岁！”孔原跟毛主席谈话后，中央决定恢复他的党籍。这件事是孔原自己告诉我的。像这样去说的不只孔原一个人，从莫斯科回来的还有好几个人也去跟毛主席讲。不久，毛主席让康生离开延安，到晋绥去搞土地改革。
康生离开延安时，李富春、邓发和我去找他，问他发动“抢救运动”那些情报的来源，康生的态度仍非常暧昧，只说那个时候还是有材料的。什么材料呢？后来一查，大概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国民党西安特务站的CC分子陈建中给当时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发过一个电报，说中共在陕北地区的一个领导干部，是他的同乡和同学，要何绍南进行策反。这个电报被康生截获了。陈建中也是莫斯科留学生，我担任国家主席时，他到北京来，还见过我。其实，问题不在于他有没有同学在延安。而要看我们的同志有没有接受敌人的策反。康生却不管这些，轻率地断言陕北的党有问题，西北局也有问题，最危险的敌人在上层。更荒唐的是，胡宗南在西安的“反共救国队”有意散布的政治谣言，竟也被康生用作“抢救失足者”的根据。“反共救国队”的队长是梁干乔，广东人，黄埔军官学校一期毕业生，1926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夏，因托派问题被遣送回国。他有意制造假情报说：每一次知识分子到延安去的时候，我们都派人进去，一共打进了多少人去等等。康生就把它作为重要依据，在大会上宣布“特务如麻”，“延安的知识分子最少有一半是国民党派进来的”。康生是主管情报工作的，他把这些情报提供给毛主席，毛主席对敌情的估计也严重了，不然康生不敢开大会，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但是毛主席也发现并制止了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如提出“抢救运动”不能发展；结论要有证据；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