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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说过：“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子主观指挥的错误。”他还指出，在一个或几个战役分了胜败以后，“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给敌人更大的损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图。”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行到第三年以后的情形也是这样。国民党军队在遭受了一系列的失败以后，为了挽救他们的危局，曾经进行拚命的挣扎，企图用“重点防御”的办法，来摆脱当时已经出现的对他们极端不利的形势，妄图重新创造一种有利于他们而不利于我们的形势，在一定时机向我们举行反扑。与此相反，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赢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以后，力图发展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更大量地消灭敌人，务求发展当时已经出现的对于我军极为有利的形势，务求不让敌人实现他们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计划。这种主观能力的竞赛，当时首先表现在时机的选择上。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抓住时机，进行决战；对于敌人来说，应当是抓住时机，组织战略撤退，避免战略决战。1949年10月30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社论说：“满洲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在撤退问题上唯一严重错误，就是择时不当。”敌人在战略撤退上的犹豫不决，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捕捉决战时机的英明。
毛泽东同志在紧紧地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又正确地选定了决战方向。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立要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华北、东北敌人的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又特别有利。在敌军方面：孤立分散，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长春被围，无法解救；或撤或守，举棋未定。在我军方面：兵力优势，装备较好；广大地区，联成一片；土改完成，后方巩固；关内各区，均可支援。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敌军，就能粉碎敌人战略收缩的企图；就能实施战略机动，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作战；就能以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的总后方。根据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将战略决战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的卫立煌集团，这就将战略决战的初战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这是毛泽东同志宏图大略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好棋子。决战首先从局部的优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由于迅速而顺利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就使全国战局急转直下，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
第四部分第98节 叶剑英回忆三大战役（2）
在辽沈战役开始前，东北战场敌人据守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我军进攻的主要方向应首先指向哪里，才有利于战役发展，才有利于全歼东北敌人，才有利于全国战局，是战役指导的关键问题。从局部看，长春孤敌，为我久困，是东北战场敌人的弱点，消灭该敌可以解除我后顾之忧。但敌人却企图以长春来牵制我军，掩护沈阳，锦州敌军改善态势，并且进行撤退的一切准备工作。我作战方向如首先指向长春，就会中敌人的诡计；而攻克长春，又会将沈阳、锦州的敌人迅速吓跑，影响战役和全国战局的发展。锦州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虽然锦州敌人的兵力比长春多，周围并有若干据点；攻锦州时，华北敌军可能增援，敌人亦可由海上支援，若不能迅速攻克锦州，就会陷我军于被动地位；而且我军主力，远由北满南下作战，会有一定困难。但是，锦州至山海关段上各点的敌军，孤立分散，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在北宁线上作战，可吸引长春，沈阳敌军来援，有利于战役发展；还可分割敌方在华北战场和东北战场的两大战略集团，华北敌军的增援则将因我华北人民解放军的牵制而削弱。锦州是东北敌军通向关内的咽喉，打下锦州这一战略要点，就等于关上了东北的大门，卫立煌集团即成“瓮中之鳖”；而且控制了北宁线，更有利于我军根据战局发展，向两翼机动作战。基于上述分析，锦州才是东北敌军的真正弱点、致命弱点。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如长、沈之敌敢于增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同时又指出，攻克锦州是全战役胜利的关键，要求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东北人民解放军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作战方针，歼敌四十七万，取得了东北决战的伟大胜利。加上当时其他各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从此就使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对于国民党军也转入了优势。
正当辽沈战役方兴未艾之时，毛泽东同志在华东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济南战役胜利以后，又组织了淮海战役。华东战场敌人刘峙集团，以重兵猬集于徐州附近地区，形成所谓一点两线的部署，企图阻止我军南下，以屏障南京。敌人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若要攻歼其任何一部，必须首先挡得住敌人的援兵，才能赢得时间，保持主动。这是华东战场与其他战场截然不同的特点，也是影响战役胜败的关键。当时黄伯韬兵团位于东接连云、西近徐州，南靠江淮、北面山东的陇海线上，是刘峙集团右翼劲旅。如歼灭了黄伯韬兵团，则使刘峙丧失一臂，并可吸引徐州敌人东援，在运动中歼其一部。同时可将我山东、苏北两解放区联成一片，切断徐（州）、海（州）联系，形成包围徐州、兵临江淮的态势。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为了全歼黄伯韬兵团，毛泽东同志根据华东战场敌军部署的特点，在兵力的使用上，采取了巧妙的部署，指示我军“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否则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毛泽东同志对战役尔后的各阶段也反复地强调了这一部署原则。从一般情况说来，主要兵力应集中使用于攻歼的目标上，毛泽东同志却在我有足够兵力及敌军兵力集中的情况下，采取了相反的方法，创造性地处理了战役目的和手段既统一而又有区别的辩证关系，灵活地运用了集中兵力的原则，因而顺利地牵制、阻击了徐州敌军强大兵团的东援，取得了歼灭黄伯韬兵团的胜利，切断了敌人海上逃路，为战役的尔后各阶段，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以后由于黄维兵团北援，徐州敌人西逃，使战役发展方向不是东向新（浦）、海（州），连（云港）及两淮地区，而是向西歼灭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这就使淮海战役大大地超过了原来的计划，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余人，取得了中原决战的伟大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从此，国民党反动统治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
恰当淮海战役鏖战正酣之际，毛泽东同志又组织了平津战役。当时华北战场的敌军，在我华北人民解放军的牵制与打击下，又受到了辽沈，淮海两大战役胜利的震撼，已成惊弓之鸟。国民党反动派这时在战略上惟一可能机动的兵力就是华北的部队。因此，蒋介石一方面企图利用这个集团阻止我军南下，以便掩护他们在江南重整军力；一方面又企图诱使这个集团经塘沽海运江南，增援华东战场，以解刘峙集团之围或扼守长江，进行垂死挣扎。而这个集团本身当时还有沿平绥线西撤绥远的企图。敌人或撤退或收缩，都将对战局的发展不利。因此，不使敌人撤退，不让敌人收缩就成为平津战役的主要关键。毛泽东同志利用了华北敌军认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后必然进行休整，不能迅速入关的错觉，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于辽沈战役结束之后，不进行休整，迅速秘密入关，配合华北人民解放军的两个兵团，出敌不意地对华北敌人实施战略包围，力求将敌人全部就地歼灭。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为了不使敌人逃跑，又着重指出：“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为着造成敌人的错觉，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的敌军南下，又令华东战场我军对杜聿明集团残部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又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要点，作好防止敌军向青岛逃跑的准备。这样，就稳住了敌人，完成了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使华北敌人完全陷入收不拢，逃无路之绝境。“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同志运用之妙，却超乎寻常。“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以及延缓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残部最后歼灭部署的指示，则更表现了军事指挥上的高度艺术，而为一般军事家所望尘莫及。由于我军执行了上述方针，华北敌人即被我军斩头去尾，一截一截地被各个歼灭。平津战役共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反动军队五十二万余人，取得了华北决战的伟大胜利，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
毛泽东同志根据全国各战场的具体情况，抓住了不同的关键问题，正确地确定了决战方向，制定了不同的作战方针，使三大战役之间和各战役的各阶段之间有机地联系了起来，一环扣一环地，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取得了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说重要，说有决定意义，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规定。”抓住了最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组织决战中，初战问题就是最重要的问题。从战争的全局和战役的全局出发决定初战，初战的胜负又对战争的全局和战役的全局的胜负有决定意义。这就是两者的辩证关系。因此，初战必须建立在确有胜利把握的基础上，同时，初战的胜利又必须有益于全局的发展，这是照顾局部和全局关系中最吃力的问题。总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