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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三次战役经验，后来又相继发动了第四第五次战役之后，到了1951年6月，朝鲜战场上形成了双方的战略对峙状态，无论敌人怎么发动进攻，战线都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尽管美国纠集了16个国家联合行动，但除了美国之外，其余国家出兵只是象征性的，而且多是应付差事，并没有什么积极行动，也无战斗力，在战斗中一触即溃。但中朝两国军队却越战越强，是美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没遇到过的对手。
美国深恐中朝军队越过三八线向前推进，那时会弄得美国更加难堪，甚至一败涂地，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急忙建议双方停战议和，以便把中朝军队阻止在三八线一带。这样，既可保住面子，也可维持四分五裂的阵营，以免丢脸和遭受更大的损失，因为在侵朝战争中蒙受损失最大的是美国。
于是，美国两次向苏联表示，希望苏联能从中斡旋，说明美国愿意立即停火，然后谈判议和。斯大林也向我方建议考虑美国人的提议，说明美国人对侵略战争的前途是焦急和忧虑的。
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立即进行停战谈判的主张，我方立即响应，而这也是美国人所希望的。是年7月10日，交战双方开始正式谈判。美国人虽然坐下来谈判了，但在谈判桌上又缺乏诚意，多次提出非常无理的要求，一会儿要把军事分界线划到三八线以北的高城、群南雁里一线，妄图在谈判桌上得到战场上没有得到的130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一会儿又要把几万名朝中被俘人员扣留下来，充当炮灰；一会儿又要中朝方面赔偿他的“空海军优势代价”等等，妄图重温帝国主义国家同对方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美梦。
敌人的目的很明确，是利用和谈来进一步推行其侵略计划。这套诡计对我们一点也不新鲜，蒋介石用过，马歇尔用过，一个个都失败了。
毛主席的对策仍是老办法：“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就是以谈对谈，以打对打，谈谈打打，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使敌人明白，我们是企望和平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
经过整整两年战场上和谈判桌上的反复较量，美帝国主义由于连续失败，内外交困，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于1953年7月27日被迫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一停战协定宣布了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失败，宣布了中朝两国人民军事外交上的重大胜利。美国侵朝军队总司令克拉克在签订停战协定后哀叹：“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统帅。”
（雷英夫）
第五部分第118节 薄一波回忆三反运动（1）
在取得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胜利的基础上，党中央、毛主席在1951年底又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这是我们党执政后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
“三反”运动中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果断决定，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扶正祛邪的良好效果，而且几十年之后，人们记忆犹新。今天，我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和面临的任务已不同于那个时候了，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当主要依靠法制来惩治经济犯罪和其他犯罪活动，不必再采取“三反”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但是，“三反”运动在充分依靠群众同犯罪现象作斗争，在坚决惩治腐败、防止腐蚀、从严治党等方面留下的宝贵经验，以及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那种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却是值得我们代代相传的。
当年，党中央、政务院授命我主持“三反”工作。我想，今天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对于我们当前和今后的惩治腐败现象，加强干部队伍廉政建设的工作，可能会有一些借鉴作用。
关于“三反”的起因和发动，毛主席在1951年12月13日凌晨给各大区中央局主要负责人的电报中曾经讲到：“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中央方面委托薄一波同志负总责，北京市由彭真同志负责，现已全体动起来了。”
事情还可以往前追溯。这一年10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地分析和研究了朝鲜战局的发展趋势与对策。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战略方针，会议确定了解决财政困难的五条办法：（1）节约兵力，整训部队。全国兵员从610万人减至465万。（2）精简机关，缩编人员。（3）紧缩开支，清理资财。预计1952年财政支大于收，将面临财政困难，要求各地从11月起开展全面增产节约运动。（4）提倡节约，严禁浪费。（5）组训民兵，准备推行义务兵役制。10月23日，毛主席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庄严号召：“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12月1日，中央进一步指出：实行增产节约这一方针，“不是消极的，而是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它是既保证朝鲜战争能够胜利又保证国内物价继续稳定的方针，它是积累资金、取得经验、加速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它又是整肃党纪，提高工作效率和转移社会风气的方针。总而言之，它是带动我们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全局都将迅速进步，并奠定将来伟大建设基础的方针”。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蓬勃开展。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书记高岗向中央作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说，从9月份以来，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已先后在东北一级机关和各省市开展起来，并发展成为有领导的民主运动。由于在斗争中揭发、批判和打击了各种贪污蜕化的行为，大大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觉悟水平，从而使贪污现象得到遏制，机关开支大为紧缩。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仅检举和坦白的金额就达5亿人民币（旧币，下同）。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仅东北铁路系统就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的材料而不作处理。这个报告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11月20日，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中，首次提出了“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稍后，中央又陆续收到了各中央局报来的发现大贪污犯或落实“三反”斗争的报告。11月29日，华北局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关于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情况的书面报告。11月30日，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同日，他又在为中央起草的给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同志并告各中央局的复电中强调：“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12月1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深刻地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12月8日，毛主席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才能解决问题。”
第五部分第119节 薄一波回忆三反运动（2）
为了加强对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各级节约检查委员会来具体负责。12月7日，政务院会议通过由薄一波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简称中节委）主任，彭真、李富春、沈钧儒（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谭平山（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任副主任，刘景范任秘书长。委员会下设办公机构，由党、政、军、民各主要机关负责同志约10余人参加。每周开三至四次办公会议。从此，全国范围的“三反”斗争，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迅速展开了。
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亲自指点。有毛主席的亲自直接指导、督促和撑腰，我们的工作也就好做了，而且做得很起劲。
12月31日，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召开了党、政、军、团、群等机关处长级以上数百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由我和安子文同志（他是中节委委员和总党委第二书记）宣布中央决定，限期发动“三反”斗争，十天后向中央作出报告；对运动进展慢的单位，进行点名批评，引起了各单位的重视。他们当日回去，连夜开会。元旦也在开会。很多部长、副部长参加完团拜会就回去，戏也不看了。三天后，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中，向全党通报了这次会议的做法，并宣布“中央已指定薄一波同志（他是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用电话和各大区负责同志联络，在目前‘三反’紧张时期，每三天至五天通话一次，检查各区‘三反’进度。”
接着，1952年1月9日，政务院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华北、北京、天津高级干部会议，由我做关于深入普遍地开展“三反”斗争的动员报告。由于执行了毛主席指示的首长带头、层层检讨的方针，机关内部的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使运动向纵深发展。1月19日，中直总党委召开有1000余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宣布运动进入集中力量打“老虎”（当时，人们称贪污犯为“老虎”，故有“打虎”之说。贪污旧币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1亿元以下1000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阶段。为了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同日我向毛主席作了关于中央各机关“三反”运动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就几个政策性的问题提出了意见。1月21日，毛主席作了修改，并加了中央的批语，批发了这个报告。为了体现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2月1日北京市举行了公审大会，由最高人民法院对7名大贪污犯进行宣判，其中判处死刑的有非法获得旧币23亿元的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和贪污旧币6。4亿元的中央公安部行政处课长宋德贵，有三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两人免予刑事处分。我在会上讲话并宣布：自动坦白从宽的期限放宽到2月15日。几个大会一开，中央机关带了头，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就势如破竹地开展起来了。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各省市、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遵照毛主席关于“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必须抓得很紧，才能产生实效”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在“三反”斗争中创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中主要的有：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以身作则，带头作自我批评，取得运动的实际领导权；放手发动群众，号召检举和坦白交待；从反浪费入手，进而揭发贪污；组织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