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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红学”的发展中已经遇到过类似问题。
有一个时期“曹学”非常红火，而且建立了全国性的学会，许多著名学者都担任理事。但是没过几年就证明当初有些学者的担心不无道理，那就是，所谓“曹学”实际上就是红学中研究有关曹雪芹家世的一个分支，把它弄成一个“学”，不但很难得到整个学术界的认同，连红学界内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不赞成。所以后来研究《红楼梦》的人就不大用这个术语了。至于什么“脂学”、“探佚学”、“版本学”等等，确实有些学者用过这种说法，但是现在似乎用得已经越来越少。人们通常只说“他主要是研究版本的”，“他是搞探佚的”，“他主要研究脂评”。想必越来越多的人都感到成为“学”的崇高与艰难，重要的是拿出真正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来，而不在于非要标榜个什么“学”。至于什么“红楼饮食饮馔学”、“大观园学”之类的提法，我从未听说过，尽管我也写过一篇《大观园没有原型》的论文。从探佚研究《红楼梦》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几十年来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愿意说研究“探佚学”也行，不过既然称“学”，那就更加是学术研究，和“探佚小说”不是同一个范畴的事物。“探佚小说”是一个偏正结构词组，中心词是小说，探佚是定语，它仍然属于小说创作范畴而不是学术研究范畴。创作用不着遵守学术规范是理所当然的，小说嘛，虚构都可以，何况联想、猜测！从某些小说或其他典籍中探寻一些资料，然后展开想象的翅膀，也可以写得很有意思，所以探佚小说倒不失为小说创作的一个品种。不过“探佚小说”不是学术研究，是创作。探佚小说是艺术作品，不是学术研究成果。
有的读者之所以在秦可卿的问题上造成了许多误读，归根结底是由于把《红楼梦》看作是一部曹雪芹的“自叙传”之故。
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的观点，最早是胡适先生提出来的。
《红楼梦》某些重要内容和曹雪芹的家族确实有一些关系，曹雪芹在书中运用了一些重要的素材，因此胡适在写于1921年的《红楼梦考证》中说“《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鲁迅当时受胡适的影响，也认为是自叙传。胡适对《红楼梦》研究有多方面的巨大贡献，尤其是他对曹雪芹家世的研究，对于正确理解这部小说的内容与思想意义，曹家与清朝皇室的关系等，都有重要价值，在红学研究上与过去比是一大进步，在红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自叙传”说并不正确。随着红学研究的深入，红学界许多人对此都不持赞成的态度，尤其不认同他说的“贾宝玉即是曹雪芹”，“此书的著者——即是书中的主人翁”这个观点。1954年批判俞平伯，后来批判胡适，这是一场错误的政治运动。在运动中把胡适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全盘否定，这种做法是历史的悲剧，如今已经成了否定之否定，胡适对红学的历史性贡献已经成为定论。但正如世上没有完人一样，胡适对《红楼梦》研究的意见并不全都正确。对那场在错误的时期发动的错误运动的否定，不等于胡适关于《红楼梦》是“自叙传”的观点就对了。尽管《红楼梦》中用了一些曹家甚至李（煦）家的素材，贾宝玉身上也可能有一些曹雪芹童年生活的影子，寄托着他的理想与理念，但是《红楼梦》是一部高度艺术化了的小说，它运用典型化和非典型化艺术手法将许多大大小小的“曹家”和各种各样的人物，编织成了这部不朽的艺术巨著。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反对以索隐派为代表的旧红学的开山之作，标志着新红学的诞生——也有红学家认为新红学应该从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算起，此说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采纳，不过尚无定论——但是“自叙传”说20世纪中期以来却被人发挥得越来越离奇，70年代末以后更发展成为新索隐派，有些索隐走得比当年的旧索隐派更远，荒诞不经，令人啼笑皆非。正如两条直线一开始虽然角度不同，但是只形成一个30度的夹角，两线端点（终点）之间的距离并不十分远。但是当那条错误的直线不断延伸，那么它与正确之间的夹角虽然依旧是30度，但是两线的距离却越来越远。由于不能自圆其说，索隐者只好不顾学术规范，一味“大胆的假设”，而不去“小心的求证”。有时对自己既定结论不利的重要材料干脆视而不见。这种从新红学倒退到旧红学而索隐大行其道的现象，恐怕是胡适当年始料不及的。
搞索隐者都要寻找《红楼梦》中人物、事件的原型。其实，其他从事红学研究的学者也要探索其中的原型。区别在于：一，是不是“《红楼梦》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是不是“所有重要人物都有原型”？二，这种原型是曹雪芹创作的素材之一，还是人物本来就那样，甚至里面还有秘密得两百五十年来（从脂砚斋算起）只有某一个人或几个人才终于破译了的神秘东西？
究竟什么才算原型
所谓原型，是指文艺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所依据的生活中的人。但是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原型与作为艺术形象出现的人物不能画等号，因为艺术形象还综合了作家在生活中观察到的许多其他人的因素。二是并非所有重要人物都有原型。即使有原型的人物，也不能将作品中的事实一一坐实，那样只会使自己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因为作家会将生活中观察到的许多其他人的某些特点加到这个人的身上，使他（她）成为艺术形象。正是由于《红楼梦》与曹雪芹的家世有一些关联，所以有些读者便不由自主地去找原型。这倒罢了，因为有的看起来确实有点像曹家的某人。但是非要事事坐实，那就不免捉襟见肘，漏洞百出了。作为小说，《红楼梦》有的人物可能有原型，但是绝大多数重要人物没有原型，至少现有的材料不能证明。不必费力地去为每一个人物寻找原型。所谓原型，也只是取其某一点而已，不能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原型等同起来。我们前面已经论证了被有的读者称为破解《红楼梦》秘密“总钥匙”的秦可卿没有原型，至少她不是什么废太子之女。也许曹雪芹写这个女人时有过一个原型，咱们不知道，后来修改了，即使有，也和原来的不一样了。曹雪芹之前清代已经建立一百年，要从文献中找出个把人来在某一点上相像并不难，别的作品要找也会找到，但是哪个作家会这么费事去“隐藏”？有什么必要？这样做怎么创作？
就拿《红楼梦》来说，贾宝玉是第一主角，胡适说“贾宝玉即是曹雪芹”，“此书的著者——即是书中的主人翁”，这个说法还比较笼统，并没有事事坐实。有的学者走得更远，一一对号入座，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自己陷入难以自圆的尴尬局面。曹雪芹的生卒年红学界至今没有定论。不过卒年分歧不大，因为脂批提供了权威线索，可以确定死于1763或1764年，误差不超过一年。而生年则可能差七八年！按照曹雪芹的好友敦诚的两首挽诗中的说法，“四十萧然太瘦生”和“四十年华付杳冥”，曹雪芹活了四十岁左右。而曹雪芹的另外一位朋友张宜泉则说他“年未五旬而卒”。中国传统文化在死者年龄上历来取长不取短，因为取短对丧者和丧家是非常不敬的。即使时至今日，大家平时都用实（周）岁，但对于死者则往往用虚岁。比如某人生于1916年阳历12月下旬，死于2005年1月上旬，悼词或简历往往会说某人“享年九十岁”，而不会按实足年龄说“享年八十八岁”。其实这一进一出几乎差两年。所以有些学者不赞成四十七八岁说，而认为四十出头比较可信。我支持这种说法，我认为曹雪芹只活了四十一二岁，不可能超过四十三岁。也就是说，曹雪芹大约生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前后，雍正五年（1727）曹家被抄时他大约虚岁五岁到七岁。
主张曹雪芹活了四十七八岁者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曹雪芹如果没有亲身体验过当年的繁华生活和抄家，就写不出这样伟大逼真的作品来。这种看法是违背艺术规律的，因为不一定非要亲身经历过才能创作出优秀小说来。难道写犯罪，作家就要亲自犯过罪么？许多作家的作品都很好地表现了自己出生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的故事。何况当时曹雪芹的祖母、叔叔（或父亲）、老仆等都活着，他也可以从中了解当年自己家族的许多事情。于是一些重要素材成为《红楼梦》的重要内容，其中包括某些人可能成为原型。曹家在北京还有许多亲戚，有的地位相当显赫，这些必定也会成为他创作《红楼梦》的素材。
即使把生年放到最宽，曹雪芹活了四十八岁，他应当生于1715年，1727年被抄家时他也只有十三岁。从史料来看，康熙晚年对曹家已经很不满意，多次警告；雍正即位后对曹家的厌恶溢于言表（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曹家在南京的日子已经大不如前，抄家回京以后就非常艰难了。《红楼梦》中无论是贾宝玉还是贾府的许多事情，也和曹雪芹的生活对不上号。
除了贾宝玉，还有林黛玉和薛宝钗，还有袭人和晴雯等一大堆重要人物，她们是不是也都有原型？也许有，也许没有。到底有没有，要靠材料说话。但决不会只是生活中某个少女“原型”的简单艺术化。别的姑且不说，这几位都是一组一组对照着写的，生活中怎么会这么巧？
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强调，搞学术研究必须遵守学术规范。学术规范不是哪一个人制订的，而是在千百年的长时期中约定俗成大家都遵守的一些基本和普遍的规矩。比如说，不能违反逻辑常识，不能只用看来对自己有利的材料而对自己不利的材料视若无睹，对于某些材料不能随心所欲地改造，等等。
胡适有一句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因此学术研究可以以假设为前提来推导出某个结论，但必须通过小心求证来证明这个假设的正确性，否则这个结论就只有可能性而不能完全成立，更不能将这个没有经过证明的结论来作为新的前提。这是学术研究最起码的规矩。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胡适这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名言，从语言结构即形式角度来看，是个并列结构，但是从内容角度审视，实际上是个偏正结构。胡适强调的重点显然是在后面，是说“假设”可以大胆，但是必须“小心的求证”。我们不能在解读《红楼梦》时非常大胆地假设这样，假设那样，忘记了只有把前面的假设求证了，才能进行新的假设。否则，这些假设必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经不起推敲。
在学术研究中“大胆的假设”后进行“小心的求证”，从逻辑学的角度而言，前提必须是真实的，不能偷换概念（这和品德无关，纯粹是学术错误，是很多人都容易犯的）；逻辑链不能断裂，不能只有大前提而没有小前提；全称判断与特称判断不能混淆；要注意必要条件与充足条件的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