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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连队的党支部，过去在选举支部书记时，不管政治指导员称职与否都是他。今后党的支部一定要开党员大会，用无记名的投票选举支部委员。如连长、政指被选为支委，应该自觉的尊重选举的支书，如他能力不够，应该设法帮助他，有了工作先民主讨论，然后集中，作出决定，分工负责，交连长、政指去执行，支部来保证。在未决定前，支书领导讨论决定。在行政上，支书受连长、指导员的领导。在党内，连长、指导员受支书的领导。党委会也是一样，一切工作要由党委会讨论，讨论后党委会集中做出决定，然后分工负责。在执行中，党委书记有权督促检查，各部门不断的向党委会反映情况，汇报执行的情况，有了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召集会议解决。常委会要经常不断的开会解决问题，指导工作。在党委会上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论，有保留的意见向党委会声明，但要少数服从多数，做出的决议要坚决执行，不准打折扣，保留的意见可向上请示。
提高部队战术技术的任务放在光达同志身上，你学的东西没有用出来。要把宜洛战斗的经验总结出来，通过上课教育干部。光达同志有大革命的经验，有内战的经验，有抗日战争的经验，还有苏联红军的经验，由你召集大家来研究。我们的干部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战术素养比较差，军语也讲不上来。但我们的干部政治质量高，实战经验多，可惜没有系统地把经验整理出来。所以，提高干部军事理论的任务，光达同志要担负起来。
发扬优良的战斗作风。二、五旅如何培养？两个旅都有自己的特长，各个兵团都有特长，如五团就愿攻坚，不愿野战。要发扬优良的战斗作风，就要按部队的性质培养，但是能攻坚，也要学习野战，其他团既要学野战，也要学攻坚，有意识的培养，不断的进步。只要这样，优良作风才能保持。
政治工作也要进步。诉苦也要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发现新东西，研究创造新的东西，诉苦、三查要不断的向前发展。政治工作不够活跃，如果活跃起来，部队的管理教育就好搞了，对部队的巩固有很大的帮助。
今天的会是团结的会，在会上，同志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缺点要确实改正，这对三纵队的党委、二、五旅党委的建设，有很大的利益。同志们对个别领导的批评，不会减低他们的威信，反而会提高威信。三纵队党委应该有决心和信心，团结一致，多打胜仗。
＇注释＇
①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上旬，晋绥野战军的番号取消，所属部队分别编为第一、二、三纵队。其中第一纵队辖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编成，调陕甘宁边区担任保卫延安的任务。一九四七年三月，第二纵（由三五九旅、独立第四旅编成）西渡黄河，归彭德怀指挥。八月初，第三纵队（由独立第二、三、五旅编成）机关率二、五旅西渡黄河，归西北野战军建制，第三旅仍留在黄河东岸。
②光达即许光达，第三纵队司令员。他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三月入黄埔军校学习。一九二七年八月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回到湖北洪湖地区组织武装，历任红六军团参谋长、师长等职，后到苏联学习。抗日战争时，历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长、教育长、晋绥军区独立第二旅长兼政委、雁门军区司令员、晋绥野战军代参谋长等职。
③朱明，先后任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是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和入党的老同志。
④志远即孙志远，为第三纵队政治委员。
⑤指一九四六年六月我军在晋北战役中，打下朔县城后，有些部队违反了群众纪律。
⑥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三月三日，西北野战军发动了宜川战役，我军参战的有第一、二、三、四、六纵队，在宜川和瓦子街地区歼敌二万九千四百余人。
⑦一九四八年三月五日至四月十二日，我西北野战军发动了黄龙山麓战役，参战的有第一、二、三、四、六纵队，在洛川、黄陵、宜君、韩城等地与敌作战，歼敌三千余人。
⑧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至十一日，我西北野战军发动延清战役，参战的有第一、三纵队和两个旅，在延长、延川、清涧地区歼敌八千余人。
⑨陈毅，当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及华东野战军司令兼政委，共指挥十余个纵队。这里主要是说，华东部队的干部虽然没有晋绥地区的老，因能大胆重用新干部，所以部队发展很快。
⑩指在黄龙山麓战役中，三纵队担任伏击任务，由于内部协同没搞好，未能取得预期的战果。
11在西战场我军转入进攻的形势下，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离开了陕甘宁边区，二十五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到了黄河以东山西省兴县的蔡家崖。
12指胡乔木，当时任新华通讯社兼《人民日报》社社长。
13指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等。
14指《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1200至1212页。
15布尔什维克，俄文的译音，意即多数派。后来逐步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
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我同意彭总报告中讲的三点。今天我谈下面四个问题。
一、后方情况介绍
河东、河西去年一年做了些什么工作？第一是支援前线。第二是整党、土改。第三是金融贸易，财政供给。
首先，我讲讲人力、物力问题。全边区总共四百余万人，我们动员的情况是：河东最低在5％以上，最高超过14％，平均超过7％。我们估计九分区有很多女人，曾想将复员军人安置到该分区，但到中阳一看，好多村庄看不见一个青年的女人和少年，阎锡山把壮丁和青年妇女都带走了。蒲城等地空窑洞就有一万八千多个，群众生活很苦。去年，我们共动员了三万人参加野战军，五万人参加地方军。陕甘宁边区动员了两万青年参军，其中延属分区超过了规定数目，绥德分区完成了任务，陇东分区没有完成。此外，还有很多脱离生产服军勤的。在警备区范围内还可以看到青年，到了青化砭就看不到青年了，大部分土地都荒着没人种。这说明，我们边区的人力已经枯竭。在前年和去年打仗，后方还可以供得上，现在除匪灾外，又遭天灾，仅警备区受灾人口超过四十万，到河东的就有好多万。河东灾荒也很严重，朔县十几万人口，一点收成都没有。神府、平鲁也没有收成。偏关、神池有一部分地也没有收成。岚县最好，也只收到二成。九分区也是很大灾荒，如大宁全县只剩下一万五千人。所以，在物力上，去年也已枯竭，这给保障部队供给带来严重困难。过去市场的物价变化是棉花和布起带头作用，而去年是粮食起带头作用，粮食很贵。
其次，谈一下晋绥的整党和土改问题。毛主席已经做了结论，一九四六年六月的高干会是反右倾；一九四七年的财政供给会议是反右倾、整贪污浪费；所以在地委书记会议以后，在划分成分中犯了“左”的错误。清理经济反革命本来是整公营商店，以后将面扩大，整到了私商头上，其中也包含有报复的因素，特别是一九四七年检查贸易局时，发现白银搞光了，就认为是经济反革命整了我们。在征收营业税时，有好多不该征的也征了。总之，在商业政策方面也犯了“左”的错误。还有打人问题，这是由别的解放区传过来的。我们晋南提出了“村村点火，家家冒烟”的口号，在这“左”的口号下，死了一部分不应该死的人。这次中央到兴县作了检查，晋绥地区有三百多万人口，其中二百万得到了土地。在中央十二月二十五日会议①以后，晋绥开始纠正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征税征错了的退还，成份划错了的重划，有一部分成份划高了的就往下划。这种转变，也引起来一部分贫雇农的不满。他们提出：抗战八年，党和中农是亲近的，和贫雇农是疏远的。以后经过反复的说服教育，检讨了领导上的错误，有的经过争论，才慢慢的把有些农民被划高了的成份往下划了。为什么把划高的成份往下划时就那么困难呢？关键是涉及到退东西的问题，贫雇农不愿意把已分到手的东西再拿出来，特别是对退土地，中农认为拿走了他们的好地，就是挖了他的眼珠，而贫农得到了好地就不愿意退出来。最后，还是经过各方面的调剂才算解决了。
关于工商业政策问题。毛主席在碛口、三交亲自作了调查研究。他到兴县问我们是不是能够退出来？我们认为，有三千石粮食就能退。退赔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步，退还小摊贩的东西，这得到一些干部的同意。第二步，退第二等商人的东西，又得到干部们的同意。最后，退大商人的。直到毛主席过兴县，经过了一个说服教育和解释过程，最后才把干部的思想搞通了。这次毛主席在晋绥讲话时，用群众的话做了总结说：“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封建了，再也不敢厉害了，再也不敢贪污了。”②
我们在去年的土改中，虽然犯了“左”的错误，但由于把富农多余的粮食都拿了出来，还挖了地主的浮财几百万元白银，其中用一百多万买了粮食，支援北线的绥远，又用几十万元给贫农团、摊贩买粮食，救济了老百姓，因此，就使很多群众没有饿死，今年就有人开垦荒地了，三、九、十分区的灾荒也解决了。只是神木的领导对榆林地区的粮食估计过高，所以灾荒仍比较严重。
第三，战勤任务繁重。去年一年，河东的抗勤任务就超过抗战八年的总和。在榆林作战中，第一、二、六、九、十分区都全部动员背粮，仅临县，三个月就动员了六十九万人次，其中妇女占三十二万人次。绥德有部分粮食还是从河南省运来的。晋南也有万数人运粮，运粮的牛车络绎不绝。如果不是经过土改和整党，要完成这样繁重的战勤任务，是很困难的。因为，在土改和整党中，把一部分坏干部整掉了，培养了八到十万的新干部、新党员，他们不脱离群众。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土地问题，在义合开了一次会议，主要是反右，但没注意防“左”，这一祸水流到了农村，犯了“左”的错误，死了一些人。但反右是否收到了成效？今天尚无材料证明。义合会议对土地情况是不了解的，所以在老区也来了个平分，结果搞“左”了，但时间很短，很快就纠正了。边区的土地问题，除三边、陇东尚来完全解决外，总的说已经解决了。—九四八年的营业税也免了，所以群众支援前线十分踊跃，今年已做了几十万双军鞋，把自己的口粮拿出来支援前线。如刘家川附近林主席住的村子里，有一个农民，家中虽然只剩下一斗粮食，他也要拿出来支援前线，因为他希望解放军打下榆林后就可以收复延安，他相信公家一定能解决他们的困难。河西的灾情很重，但河东还有粮食，只要我们组织力量运过来，就可以减轻河西的饥荒。
现在，后勤部门的工作中，河东与河西不够协调。联防军后勤都是新成立的机构，工作仅限于发电报、写信和批条子，不会去很好的协同河东与河西的关系，因此，对支援前方就增加了困难。卫生部工作也存在宗派观念。晋绥军区、西北野司、联防军各有一摊，互不协调。如联防军第四医院没有X光机，而河东晋绥军区卫生部却放着几架X光机不用，这样给诊治伤病员增加了很多困难。
由于后勤工作不协调，对军工生产也有影响。现在一颗82迫击炮弹需要一千五百多斤粮食。照我们边区的情况，一个中农全年的生产收入只能用来生产半个82迫击炮弹。按我们目前军工生产的能力，如找到一百五十万斤硝，在六月份我们可生产山炮弹五百发，七月份还可以增加。我们有四个手榴弹厂，只要有原料，组织得好，今年可以保障我们野战军的作战需要。这些工厂是延安主动放弃以后搬过河东的。我们几千名职工努力工作，对支援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后勤工作不协调，影响了军工生产能力的充分发挥。
另外，对战争动员教育工作做得不够，战士到了前线就开小差。据边区统计，共有六千人开小差回了家。现在联司以张参谋长③为首，已组织归队委员会，分区进行工作，六、七、八三个月可以让开小差人员归队集中，如把这项工作做好了，就可以减少野战军兵力上的困难。为了更好的支援前线，做好后方工作，我想开过这个会之后，在延安还要开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