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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团结一致奋勇杀敌的精神，迅速的由防御转入进攻，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获得了极大的胜利，消灭胡马匪军②二十余万，基本上恢复了陕甘宁边区，包括民主圣地延安在内，开辟了黄龙西府广大新区，并且有力地配合了全国备战场的胜利进攻。在这时间，敌人是大大的削弱了，我军是大大的加强了，已经造成全歼胡马匪军解放大西北更好的条件。我后方的党和政府领导人民战胜了严重的灾荒，进行了彻底的土改，发动与组织全体人民的力量，支援前线，基本上完成了对前线的供应任务，西北战场上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一九四九年的西北形势和全国形势一样，将是大发展、大胜利的一年，西北两千多万人民将在一九四九年获得基本的解放，也是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了。
然而胜利不会自己到来，我们要用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去发动和团结广大人民，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向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我们绝不能自满，绝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要以冷静的态度，来观察事物，高举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检查我们的实际工作。过去的二十二个月，对西北党是一个严重的考验。我们军事上虽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胜利，虽然这些胜利是和后方党政军民一致努力支前工作不可分离，但我们在支前工作中，还缺乏应有的组织性与统一性，因而产生了许多不应有的迟延和浪费。虽然我们战胜了严重的灾荒，开始恢复生产，但我们对全部国民经济的组织与领导，还很不够，因而在这方面未能取得应有的成绩。虽然我们进行了彻底的土改，进一步解决了广大无地及少地农民的土地问题，但我们在运动初期，曾犯了脱离群众的某些“左”的错误，因而产生了某些不良后果，后来虽坚决进行纠偏，使土改纳入正轨，但贯彻纠偏及正确的结束土地问题，还有许多实际工作要作，而这些工作到现在还未普遍的系统的进行起来，若干地方对实现党的政策还缺乏适当的步骤和方法。虽然
我们进行了整党，使党内名种不纯现象已大大减少，使党在布尔什维克化建设中，继续前进了一步，但党的思想不纯与作风不纯现象仍然存在，尚须继续进行坚决的斗争。
在我们其他工作中，只要严格的冷静的去检讨，几乎无例外的都可以发现各种程度与性质不同的缺点。有些甚至是带原则性的错误。所以不能因为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胜利和成绩，而且将取得更大胜利和成绩，就感觉不到我们的缺点，或感觉到有缺点而认为不要紧，这是完全错误的。我认为，正是因为我们取得了很多胜利和成绩，特别要争取更大的胜利和成绩，我们就必须更加冷静和虚心，更严格的检讨和正视我们的缺点。只有纠正一切缺点，才能取得胜利并巩固胜利。我们的革命事业，是在胜利和成功的基础上前进，同时也是在不断发现与克服我们工作的缺点中前进。
为了加速胜利与巩固胜利，我们在一九四九年应当做些什么呢？
第一、必须用一切力量来扩大与加强西北人民解放军，动员解放区人民为争取最后胜利而积极参军参战。用一切力量瓦解敌军，并尽量争取解放战士参加我军。动员与组织西北解放区全体人民努力支援前线，为消灭胡宗南、马鸿逵、马步芳匪军，解放全西北而战！
第二、必须动员全党和各级政府，认真的切实的加强对解放区生产及全部国民经济领导，加强金融、贸易、工矿、交通各方面的工作。特别应学会管理工业及作生意，有计划、有步骤的实现毛主席“生产长一寸”③的号召，为解放大西北的人民战争与改善人民生活，建立更可靠的物质基础。同时，必须大夫的提倡厉行节约，以克服我们在胜利中所遇到的一切物质困难。第三、必须大大加强群众工作。不论新区老区，一切任务的完成，都必须依靠群众，而我们在发动与组织群众方面还作得很不够，这是应该深刻检讨的。今后应经过土改、生产、整党各项实际工作，去进一步发动老区群众，加强其政治教育与组织工作，使他们成为更觉悟、更有组织性的新型人民的榜样。在解放不久的新区，更应把群众工作放在第一位，打破一切不必要的顾虑和缩手缩脚的现象，大胆的、放手的、但又是谨慎的、适当的去发动与领导群众，开展并深入进行反封建、反贪污、反恶霸、反特务的斗争，同时把这些斗争与生产建设、民主建设、合理负担、参军参战等以及各种社会改革密切结合起来，以便更充分的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争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第四、必须用大力加强蒋管区城市及乡村广大人民中的宣传与组织工作，使我军所到之处，都能取得广大人民密切的配合与援助，彻底的消灭胡马匪军，解放蒋区人民。
第五、必须在回、蒙、藏等少数民族中，努力宣传我党民族政策。并进行实际的组织工作，提高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觉悟与阶级觉悟，使他们能进一步起来配合我军作战，消灭胡马匪军及其反动统治，争取自己民族的真正解放。
第六、必须加强党的组织性与提高党的政治理论水平，为着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加强党的民主生活，以发挥全党同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同时必须坚决贯彻反对一切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以增强党的组织性。为着这个目的，我们必须提高党的政治水平与理论水平，坚决克服经验主义与一切机会主义思想，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和手工业方式。为着这个目的，我们必须改进我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大大提高工作效能，以保证革命的彻底胜利。
第七、必须大批的培养干部，提高老干部，教育新干部，注意大批培养城市产业工人干部来负担许多新的重要工作。并要改造与使用蒋区各方面的各种人员，以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总之，我们采用适应目前形势和需要的正确的干部政策来完成刻不容缓的培养干部这一重大任务。
以上七项，我认为就是一九四九年我们迎接胜利的中心工作；如果能把这些工作都作好，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注释】①指彭德怀同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
②指西北地区的胡宗南和马鸿逵、马步芳的军队。
③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至十三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以“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为中心议题。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
*本文原载一九四九十月二日《群众日报》。
对西北军区地方部队建军计划的意见（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
－－——在军区党委会上的总结发言（要点）
在今天这个会议上，我先谈一点个人意见，然后整理出一个材料，发给大家补充修改，再提交下一次会议讨论决定。我今天主要讲两个问题。
一、关于军区机关过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仲勋同志①提出，军区机关首先要总结经验教训。这个意见很好。我认为，检讨军区机关过去的工作，主要有下面三个问题：
第一、不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彭老总曾讲过：没有督促检查总结，就是没有群众观点。我们军区机关各部门，在过去黑天白日忙，做了大量工作，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一套工作方法，就是没有及时地、系统地把它总结起来。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西北军区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央的路线，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如军队建设、发展生产、屯兵开荒、整风审干、新式整军、拥政爱民、贸易政策、金融政策、供给政策以及处理大公小公等方面，都是按照中央的路线方针做的。这不仅改变了历史形成的“当兵吃粮”的制度，而且除了自给自足外，还向上面交公粮。一九四七年投资农业生产达九十万现洋。
在军队建设上，我们坚决贯彻了毛主席提出的关于发展的方针。因此，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小的游击队，升级为地方兵团，再由地方军，升级为野战军，有了一套完整的做法。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根据中央指示，我们晋绥向东北输送了一万多人，西北局去了两个书记②，军区政治部、卫生部差不多走光了，晋绥几条川的骡马也拉走了，兵站一直设到阳高，还让谭政同志③带去了一大笔经费。对这些，我们只做不讲，始终没有举行很好的总结，写出一个有价值的材料来。军区司令部在部队组建、作战训练和保障前方野战军作战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都没有进行系统检讨和总结经验教训。不是没有总结报告，就是报告中没有具体数字，这样使领导对一些单位有成绩的没有根据表彰鼓励，有缺点的无法批评，有错误的不能及时进行纠正。政治部也作了许多工作，如召开了政工会议，对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建设地方军起了很好作用，但也没有很好总结经验。后勤部在保障部队日常的被服、粮秣供应、战时的武器装备和弹药的保障上，作了大量的工作，但从一九四七年至今，我始终没有看到一份这方面的总结报告。卫生部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干部、医药用于保障西北野战军的作战，为抢救伤病员，日以继夜的工作，也未见到反映这方面的情况。总之，我们过去做了大量工作，在各个历史时期，对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有比较完整的一套，如现在西北野战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就是过去河东的那一套作法。我军每打一仗，对俘虏兵先进行教育，再补充到自己的部队，五六天就能拿枪同敌人打仗，在运城、灵石、临汾等战役中就是这样做的。我们这个经验，在全国各战场都在应用。所以，今后军区司、政、后、卫各部门每做完一件工作，部队每打完一仗，就要及时进行总结。只有及时总结工作和战斗中的经验教训，才能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和错误，使自己提高一步。
第二、工作中缺乏组织计划性。军区机关各部门有科长、参谋、干事，工作要有分工，要把大家的工作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既是个组织工作问题，也是个工作作风问题。工作缺乏组织性和计划性，在力量分配上，就会出现忙闲不均，有的人忙死，有的人没事做。在工作上，就会出现脱离实际。有计划没有检查，有检查没有总结，许多事情就做不好。比如今天这个会议，就是缺乏组织计划性的证明，开会之前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司令部和政治部对建军计划也没有共同研究，拟定出一个全面的规划供开会时讨论，这种没有经过组织准备的会议，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希望要从中吸取教训。今后对任何工作，都必须加强组织计划性。
第三、有计划的培养干部做得不够。我们的党和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关键是干部问题。现在要打倒蒋介石，改变社会制度，也是干部问题。苏联从第三个五年计划，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恢复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很注意干部的培养。所以，我们今后取得政权，转入经济建设，仍然也是干部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过去我们有计划的培养干部虽然也做过一些工作，军校前后毕业了两千多人，但从总的方面来看，与战争形势发展需要相比，还是做得很不够的。其他解放区培养了两三万干部，我们才两千多，实在太少了。如果我们从日本投降开始，就注意有计划的培养干部，那么这几年就会培养出很多干部来，就不会出现像今天这样到处喊干部不够的现象。
现在各个区域都说我们这里干部老，老干部多。说干部老是正确的，而要说干部多，只是表面现象，实际只是一层皮，揭去了就没有了，因为下面接不上来。我们过去在土改和其他运动中，对培养干部做得很不够。为了提拔新干部，培养新知识分子，甚至还斗争了一些同志。把知识分子派到连队当指导员，几天就被送回来了，说他们只能做文化工作。但王震同志注意培养干部，他搞了两千多名知识分子，悄悄地对我说：“他犯了个小纪律。”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也未能有计划地把地方干部向部队调，再把地方下级干部和新知识分子补充上来。因为当时晋察冀正在搞精简退役，有的军分区把电话员都减掉了，司令员自己守电话。所以，我们认为，大家在精简，我们搞补充，就会发生矛盾，于是就没有搞。党的“七大”召开以后，形势有了很大的转变，特别象东北、华北条件好，搞游击队、地方兵团，部队很快扩大了好多。而我们这里没有这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