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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办了两个党校：文党校由西北局领导，主要培养党政干部，同时培养一部分军事干部。武党校是军政干部学校，主要是培养军事干部。同时，机关各部门也要注意有计划地在工作中培养干部，帮助他们提高文化、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机关中培养一个参谋人员是不容易的。武参谋和文参谋都要有战略战术思想，懂得技术，会作操场动作，作战参谋还要能打仗。一九三七年，我在庄里镇同关政委商量之后，曾招了一批学生进行培养，有的当小参谋，有的分配到“战斗剧社”、《战斗报》，后勤部也办了会计训练班。因为当时供给制度比较严格，接着机关精简，在执行中变了样，把好多干部精简掉了，留在部队的多数成了骨干。抗日战争中，对吸收知识分子做得不够。我在检查晋离工委工作时曾提议炮校、艺专要招生，但搞了几次没搞起来，后来贺彪④招了一千多人。一九三九年，我们在冀中把张萌梧那个训练班接了过来，分配到各部门，现在成了一批高干。但总的来说，我们在内战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吸收知识分子，培养干部工作做得不够好，所以现在到处叫喊缺少干部。
二、关于今年下半年的建军方针和计划
第一、加强干部的培养。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对干部的培养应区别对待，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情况：
第一类，从机关中抽调一部分年青、有发展前途的副科长、参谋、干事和老通信员、老警卫员进行短期训练。学习内容：一是军事，包括组织训练和使用部队，利用地形地物和战术技术；二是政治，包括党政工作、党的方针政策，如供给、金融、贸易等政策，法令、军纪、党纪、群众观点等。
第二类，对优秀的地方党员、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进行训练。学习内容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主要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第一批先培训千把人，以后继续补充。
第三类，对地方游击队和民兵，按老、中、青成员不同情况，分别进行训练。学习内容，也是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
上述三类人员的情况不同，训练的要求不同，通过培训解决问题的侧重点也不同。从思想上说，对机关人员，要求克服平均主义、自由散漫现象。对地方军和民兵，要求克服游击习气。对学生、农民，要求克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意识。这三类人员都是我们的骨干。
第四类，对在乡军人进行训练。有多少就训练多少，训练后能用多少就是多少。西北军在历史上与我们有联系，有的到我们这边来了。
对干部的培养由政治部进行安排，先交军大培训，之后再由政治部审查分配。对一批年大体弱的干部，去野战军干不了的要妥善安置。对技术干部、后勤干部也要进行训练。同时，还要招收一批有文化的青年学生加以培养。
第二、搞好地方军的建设。建设地方军的方针是：稳扎稳打，逐步发展。先打下基础，再逐步发展，发展一定要慎重。首先要解决组织问题，建设好党团组织。党是领导核心，有了党的工作，就有了基础，部队的建设，组织纪律和其他工作才能搞好。比如，这次地方大华纱厂的复工、宝鸡工厂的复工，都是因为有党组织的领导才搞好的。今年，全军区要发展地方部队三个师九个团，配备好营、团、师的全套干部。为此，军区政治部对建设地方军要有一个通盘的计划。明确规定各分区的发展任务，如何发展，学员从什么地方来，怎样培训，训练的内容等。这个计划报中央军委批准后，再训令各分区执行。
发展地方部队，首先要发动群众，吸收积极分子参军，由各分区办教导队进行培训，要反对招兵买马式的扩兵方法。
建设地方军需要武器，各分区对现有的枪支和其他武器装备，要进行认真的清理和统计，包括有多少在民间，把数量和品种搞清楚，并订出装备计划，使班、排、连装备的武器尽可能统一。
第三、分区对敌伪武装的处理。军区政治部要根据过去的经验，提出对土匪、保安队、乡保和地主武装等敌伪人员如何处理，哪些是要消灭和瓦解的，哪些是应该争取和改造的，要制订出一个具体的规定，发到各分区贯彻执行，使下面有个遵循的依据。现在，虽然也有些规定，但是不够明确、具体，下面执行时比较困难。
第四、甘宁青问题。除调回民支队去青海外，现有的回民团、三边的回汉支队，加上另外四个大团，就可以解决宁夏问题。甘肃问题，交野战军负责解决。
第五、关于工作方法问题。我们各部门的工作，都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所以必须彼此通气，加强协调。比如，我们的军事工作，都有政策的内容，都要有政治工作来保证，因此，司令部和政治部必须保持密切联系。司令部组织部队训练，执行作战任务，就要有后勤部的物资保障。打仗会有伤亡和病号，就要有卫生部门保障。所以司、政、后、卫各部门要加强联系，必要时，司令部、政治部可以请后勤、卫生部首长来汇报研究工作。
各级领导对工作要抓住中心。不仅搞好日常工作，还要深入部队，深入基层，亲自下去看看，在上面光看报告是不行的。
各部门要加强请示报告，部门领导外出要请假。比如前方部队对后勤工作有意见，后勤部就召集下面后勤部长来开会，事先也不请示，开会后作出什么决定也不汇报，这种现象必须改变。
召开会议应作好准备。要预先把会议内容通知大家，把文件准备好，或提前发给大家征求意见，然后再开会讨论，这样参加会议的人员就能根据会议的内容和要求，准备好自己的意见，会议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过去大家整天讲要学毛主席的工作方法，实际并没有真正学到。彭老总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学会的。当时，他对毛主席说要开个会。毛主席问他开会的内容，要解决什么问题？并向彭总要材料。彭总说没有材料。毛主席就让彭总写一个材料送给他修改后才正式开会。可见，毛主席的工作方法，就是每做一件事，预先要有计划、有准备。像我们今天开会研究的这个建军计划，事先应准备好材料，发给大家征求意见，经过反复修改，再拿到会上来讨论，才能形成一个成熟的方案，但我们没有这样做。毛主席领导书记处，要把每个人的意见都集中起来，这样就能使大家对工作做到明确、合拍。这种民主集中制的方法不是为了争你大我小，你的威信高、我的威信低的问题，而是要看谁对问题解决得正确不正确。毛主席说过，一百个问题解决得都正确，大家都会信任你，如果有一个问题解决得不正确，就应当作自我批评。这次李卓然同志⑤在去东北以前，毛主席找他谈了四个钟头，讲了两个内容：“要靠自己的进步，靠司令员老资格都不行。”我们西北军区是个兄弟班子，要进行集体领导，互相学习，不能说我是司令员就比大家高明，谁的意见正确，就按谁的意见办，不对就推翻，这是个民主集中制问题。今天我们开这个会，事先没有给大家通气，这种工作方法，今后应改变。
现在这个建军计划要重搞，计划中要明确规定老区、新区各发展多少人。对晋绥地区可先和李井泉同志⑥商量一下，我看不是发展，而是要结束的问题。宁夏、甘肃、青海怎么搞，搞多少部队？请大家研究。这个计划由王维舟和马明方同志⑦抽时间抓一下，作为对外向民主人士谈话的内容。具体做法可以分头搞，司令部由张参谋长⑧组织座谈，政治部由杨尚高、谭生彬同志⑨负责；后勤部由陈、周部长负责。去年，毛主席就对我说搞一个材料，任弼时同志对材料要求也很迫切，我们把材料整理好后，就上报毛主席和党中央。
＇注释＇
①即习仲勋同志，为西北军区政治委员。
②即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晋绥分局书记林枫，在日本投降后先后被调去东北。
③谭政原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日本投降后调往东北，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
④贺彪为晋绥军区卫生部部长。
⑤李卓然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和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后调往东北工作。
⑥李井泉为晋绥军区政治委员。
⑦王维舟为西北军区副司令员，马明方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
⑧即西北军区参谋长张经武。
⑨杨尚高为西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谭生彬为组织部长。
晋绥军区自卫战争以来的工作情况
－－（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一、军队建设问题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一二零师在中央军委指挥下，基本上完成了创建与巩固晋绥解放区，坚持并配合了全国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任务。同时，粉碎了阎锡山反共、反人民的进攻，壮大了自己的部队。这是在党中央、晋绥分局和军区领导下，全区军民艰苦奋斗、牺牲流血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从解放战争以来，我区部队在配合友军，解放山西、绥远战斗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在西北战场上起了决定的作用。
在八年抗战的伟大成绩中，有几件事特别值得提一下：这就是对敌斗争、生产运动、练兵运动都是有成绩的，创造了对敌斗争、生产、练兵三者结合的经验。在对敌斗争中，挤退了敌人，保持和巩固了根据地。在生产运动中，解决了部队的经费，一般自给率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练兵运动中，贯彻群众路线的练兵方法，提高了技术与战术，对战斗及各项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由于过去长期处于敌后分散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在教育上对阶级教育做得不够，没有把民族教育与阶级教育统一起来，在生产运动中还存在某些缺点。因此，当由抗日战争转到自卫战争，由游击战转变为正规战，尤其在经过八年抗战后，根据地在更加困难的情况下，使部队在思想上发生了许多新的问题。
首先，在思想认识上存在一些糊涂观念。有部分干部、战士对于由抗日战争转变为人民解放战争，作战对象由日本侵略者变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阎锡山等反动派，在思想上认识不清。如有人说：“打日本有我的一份，打蒋介石没我的事。”幻想和平，不愿斗争。一部分干部想进大城市享受，有的战士想回家，认为日本被打败了，就应该回去。还有的认为，“打日本打了八年，打内战还要多少年呢？”所以，有些干部在战斗中犹豫动摇。如六分区XX团主要领导，对完全可能打下的奇村据点放弃不打。二十七团二营营长在集宁战斗时，放弃卧龙山阵地，投敌叛变，使这次战役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当然，上述这种现象只是少数，绝大多数的同志都是很好的，因此在这段时间的各次战役中，表现了坚决、顽强与自我牺牲的精神，取得了许多胜利，出现了大批战斗英雄和战斗模范，克服了缺乏粮食、担架和各种物质以及寒冷的困难。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是极为宝贵的。
其次，由于晋绥连年支援战争，加上敌人的破坏，解放区生产下降，财政上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况，使部队的物质生活感到很大困难。在抗日末期，提倡自力更生，解决部队困难，获得极大成绩。但在执行中，也产生了许多流弊，如有的部队、机关的生产脱离群众，违法走私，违犯政策等。某些部队在打下一个城市之后，由于本位主义思想作怪，发生了严重的违犯政策纪律，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甚至乱没收、乱拿物资，引起了部队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不团结，并使某些贪污腐化分子有机可乘。这暴露了我们部队中残留的军阀主义、官僚主义、游击习气等恶劣作风的严重性。同时，由于“七大”精神没有来得及在部队中进行传达，军区首脑机关又几乎完全到了东北，对于整个工作有一定的影响。军区领导回到晋绥后，忙于在前方打仗，各个部队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但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些问题。根据毛主席的建军思想，一九四六年分局召开的高干会议，提出了反对部队中的军阀主义，反对各种不良倾向，恢复红军时代的三大任务；提出改变连队政治形势（官兵关系）、“窑洞政治形势”（军民关系），强调了全党建军，所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