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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炸药和地雷。德寇正在修复铁路，第一批德国军车已经从我们身边驶往前线。是的，联系，无论如何要取得联系！
在战斗中使用训练不足的后备队参加作战，必然会增加伤号的数目。医疗设备的不足是我们最大的弱点。我得承认，在切尔尼多夫组成省支队时，我们不知怎的忽略了这个最重要的部分，只带了很少一点儿药品和绷带。我们到了森林里才发现没有带医师。我们有一位药剂师泽列克·阿勃拉莫维奇·伊西列维奇，还有几名女看护，至于医师呢，哪怕是青年医师也没有。
彼列柳勃支队有位看护长，名叫阿纳托里·叶麦利杨诺夫。我们派他担任联合部队的医药卫生处长。他十分努力，确切执行任务，而且极其细心；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他不是医师，只是看护常，再则究竟还年青。他奋不顾身地照料每一个伤号和病号。可怜的人，夜里也不睡觉。然而伤号们虽然器重他的精神，但首先期待他的却不是善心而是医疗。
在初期，我们在科留可夫卡常常偷走区医院的医师。不错，的确是这样。我们在夜里乘车来到主任医师别兹罗德内依那里，把他用被子裹了，带到支队里来。别兹罗德内依给我们诊断、开方，或者动动小手术，然后把他送回家去。这一切都在德寇眼前做的。别兹罗德内依年纪已经不青，而且有病，森林里的生活恐怕他受不了；但是如果他的身体结实些，年级青些，我们就会想法说服他留在我们这里。
有一次我们企图利用德国医生来效劳。他被我们俘获了。我们叫他取出伤员身上的地雷片来。他要手术工具。我们给了他一些短刀、小刀和刮脸刀。
庞大的队伍是躲不住的，只有在很好的武装的条件下，才能够驻扎在一个区里。
我要求支队、分队的指挥员们替每五名战士弄到一匹马和一辆良好的橇车。这个要求指示出必需的机动性。在任何时候撤退——从德寇眼前开走。
最初几天，这道命令执行得并不好。倒并非单是因为在我们的条件之下，获得马匹和橇车这件事太困难，不是，是因为许多人不了解为什么需要它们，不了解这道命令就是大计划的一部分，而我们的攻势就在这个计划里头。
只有解决了这些最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保证了机动性，安排好和大后方的联系和大大地改善了医药供应，我们才能允许支队作更进一步的、数量上的增长。
我是说“允许”，要知道我们还想建立一个游击师呢。
在对战士们的演讲和谈话中，省委委员和指挥员们描述我们的未来时常常说：“等咱们有了几千人的时候！”
但那时我们还只有几百人，而有些指挥员已经害怕更进一步的扩充了。德寇在这里实际上有几千人。他们在莫斯科附近把击溃以后，占领当局接到了赶快消灭游击队的命令。前线需要补充队。因此他们对我们结集了大炮、坦克和飞机，他们指望我们自行瓦解是失算了，正象指望把游击队从居民中间孤立起来一样。
德寇已经给士兵运来了几百双滑雪板；匈牙利人在伪警们的帮助下学习驾驶橇车；德寇试射的大炮炮弹已经落到我们营房的所在地。占领军的优势是很显然的，所以德寇认为没有必要对我们隐瞒进攻。在他们暗中投给我们的传单——通行证上，向我们提议“停止绝望的抵抗，走出森林来投降”。
我们没有一个同志被这些威胁所嚇倒。反而利用那些传单来做卷烟纸和某些别的用途。
然而，我们明白留在这里是不可能了。我们逗留在这个地方一天天地变得越来越危险了。
在这时候，党的地下省委举行了一次极重要的会议，决定了我们的发展道路。
那时候，党的地下省委究竟是什么呢？
从旁观者看来，它是几百名游击队员中的一小组人，这些人和群众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并不是全体省委都占据着高位。他们在服装上、作风上、生活方式上跟其他的人一样是游击队员。
但是当这组人独处在一起的时候，周围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省委集合了：这就是说，他们正在决定整个部队——或许还不仅是部队——颇关重要的一些问题。问题未必是秘密的，然而一定是重要的，很严肃的。
当省委召来任何一个游击队员时，不论这个人是党员还是非党人员，他一定打起精神，集中思想，查看自己的笔记本上的意见——如果那里面有他们的话。噢，假如这名游击队员觉得自己犯了什么过失，那就会不胜恐惧……不仅是普通的游击队员，就连指挥员们和剽悍的武士也是如此，知道叫他们出席省委会议，便会丢掉一切事情——无论如何：不管白天或黑夜，远也好，近也好——立刻就动身。
省委甚至能从别的、不归我们指挥的支队里，从根本没有队伍的村子里，从尼真，不仅是从尼真，还从自己的切尔尼多夫叫一个人来。假如叫来的人是德寇的敌人，假如他想要积极斗争，那一定来。他会丢开妻子儿女，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地到当时省委留驻的那座森林里来。
那么这些省委委员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哪来这种支配人心的权力的？
地下省委的委员们就是当时公开的切尔尼多夫省委选定的，他们大多数人后来以党中央批准的资格作为敌后斗争的人民的领导人，不待说，这是有非同小可的意义的。然而，这并不足以说明这些人在群众中间的那种威望和影响。
真正的说明在于极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知道，在沦陷区只有一种力量、一个组织，能够发动千千万万的苏维埃儿女起来对侵略者作英勇的斗争，这种力量和组织便是共产党。共产党员是成千的大大小小的游击队和抗敌小组的指挥员。非党人员领导的支队是屈指可数的。只要一有可能，这些支队的指挥员们便入党了。
甚至在不是预先组织的一些支队里，在突围的人员或是在脱逃的战俘的一些小队里，在受到德寇的使人愤怒的暴行而逃到森林里来的农民中间，假如有了能够领导的共产党员的话，那他们便成为指挥员。
在沦陷的情况之下，一个人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特点，显得特别明显，他对共产主义思想的信仰和忠贞会受到考验。
人民对于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他们喜欢布尔什维克的正直、勇敢，喜欢布尔什维克对拟定的纲领的彻底执行。
关于参加支队的突围的人员和脱逃的战俘，我们一无所知。
哨所上的哨兵并不担负询问外来人的责任。他应该把他们带到司令部值日员那里，或是把指挥员请去。
然而哨兵们简单从个人的兴趣对一切新来的人提出一些问题。而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你是党员吗？是共青团员吗？”
游击队员，甚至非党人员，经常因为得到肯定的答复而感到快乐。他们高兴的是因为得到了一个坚强的、忠诚的同志，同时也因为这答复中包含着勇气和高尚。新来的人要隐瞒党员资格毕竟是很容易的，只要否认就行；而承认是共产党员却把很重大的责任和困难放在自己肩上了。人人都知道接受指挥部的最危险的任务的总是共产党员，万一失败，迎接德寇第一颗子弹的也就是他。
和非党人员比较起来，共产党员的游击队员并没有任何附加的权利或特权。我们连党员资格的形式上的标志——党证——都没有。根据省委的决议，凡是带有党证或团证来到支队的人，都得把党证交给政委。有一处基地里藏着一只保险箱，我们把所有的党证都放在里面埋好。支队党组织的书记库罗契卡同志有一份联共“布”党员和候补党员的名册，乌克兰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基层组织的书记玛露霞·斯克里普卡也编好了一份同样的共青团员的名册。
“在这只珍贵饿保险箱里珍藏着的，除了一切秘密档案外，还有在组织时期发给省游击运动司令部的一些德国货币和珍贵物品。预计他们搞侦察工作时需要的。但后来发现这些东西都无用了，因为侦察员们用不到花钱。——作者注。”
列入这两份名册的，就是承认把新来的人重新当作真正的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了。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很热心地注视着，要设法不从这些名册里掉下来。
在整个游击斗争期间，在参加支队时隐瞒自己党籍的，只有两回。通常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一被编进支队，便立刻到基层组织的书记那里去申请登记。
我们为此曾规定了相当复杂的手续。照例，外来人都是没有党证和团证的。这不该责备他。但是为了要证明自己的党籍，这位同志就必须找到三个证人——能够证实他真是属于某一组织的党员。
有一天，第一分队的四名战士带着奇怪的控诉来找我。
大家一块儿走近来，其中的一个这样说：“费多罗夫同志，我们是来向您控诉伊凡·马尔特扬诺维奇·库罗契卡的……”
“可是库罗契卡并不是你们的指挥员呀。他什么事为难了你们？”
“我们是来找您省委书记的……”
四个人全是非党人员。我原以为他们会谈起营地里的缺点，个人的一些压制或着粗鲁行为。不，他们是专为党的、甚至还是为党内的事情来的。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您认识吴拉先柯吗？”
“我知道有那么个人。是机枪手吧？”
“正是他，一点不错，从卡尔波夫卡来的彼特罗·吴拉先柯。”
“我们是同村人，”第二个战士加入谈话道。“他来到支队已经快一个月了，被编在我们的小队里，并且住在我们住的那个地下室里。我们注意到——吴拉先柯神色十分沮丧地踱来踱去。一天过去了，第二天还是那样的情绪。即使在作战时他也不象以前了。我们以同乡和朋友的身份仔仔细细问他了：‘什么原因呀？也许你需要多喝一些，喝一份不够吧？也许女炊事员马鲁夏使你梦魂颠倒吧？’他摇着手，央求我们别纠缠他。但是我们终于知道了底细。他说：‘弟兄们，你们记得吧，我早在一九三九年就被批准入党的，这你们大家知道吧？’嗯，我们当然记得这件事。‘现在，他们不承认我是党员了。库罗契卡拒绝给我登记。我在突围的时候把自己的党证埋掉了。我要到那里去找，可是足足有三百公里的路程，只多不少。’”
第三个战士热心地凑和道：“库罗契卡官腔十足，存心拖延，这是很明显的。”
“他应该考虑到这件事使一个人受了委屈，费多罗夫同志。我们证明他真正是党员。他在村子里表现得很积极：常在会场上鼓动宣传；常给菜园工作队讲解时事；而且待人接物，细心周到。例如，我自己在战前便见过彼特罗在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我们作为证人把一切都对党组织书记库罗契卡坦白说了。但结果更糟了。”
“他不承认吗？”
“不。他说：‘你们没有这种权利。要是彼特罗·吴拉先柯果真是党员的话，决不会跟你们非党人员请教这种事情。’”
我打断了控诉人的话头：“不过你们究竟不了解事情的实况啊。吴拉先柯在军队里耽过，可能在那里犯过错误，被开除了党籍呢。”
一直沉默着的第四个战士，现在认为必须插进来说话了：“我和他一起突围出来的。我同吴拉先柯同属于一个排。我没听见过关于他被开除党籍的事。费多罗夫同志，这件事您推测得并不正确，吴拉先柯什么警告也没受过。”
我感觉兴趣的是，同志们为什么对吴拉先柯的事情这么热心。
“第一，这个人焦急不安，我们同情他。”
“好，那么第二呢？”
“说到第二层，这是主要的。我们小队里连一个党员远没有。费多罗夫同志，您想想，这对于我们不是相当重要吗？第三，是公道问题了。”
我把共产党员列入名册的规定制度告诉了控诉人。
“遗憾得很，同志们，这件事情我无能为力。我无权破坏省委规定的制度。”
我似乎没有把他们说服。他们去了一定很不满意。过了五分钟，和吴拉先柯一起突围出来的那个同志回来找我了：
“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请您告诉我，如果我入了党，我可以替彼特罗辩护吗？”
“你光是为了这件事想入党吗？”
他对我惊奇地看了一眼，接着十分严肃地答道：“我想，您是在开玩笑，费多罗夫同志。只为了这件事申请入党该是愚蠢的。我早在团队里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