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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小型歌舞技艺节目——是些愉快而又令人兴奋的节目。懒汉们、胆小鬼们、爱靠别人发小财的人们，简直活不下去了。
我们的宣传工作者和鼓动工作者的主要题目之一，是我们敌人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我们所进行的解放战争之间的区别。
我记得第二中队的墙报上，曾登载过侦察员在俘获的德寇军官身边找来的一封信。
我们有一位画家在这封信上作了一个绿色的、粗体字的标题：打死他！
当然，一般说来，这个题目是对法西斯匪徒讲的。游击队员往往把自己对他射击的或扔手榴弹的，不管是希特勒士兵，不管是军官，在自己的眼中都是视同一律，不分彼此的。“德国鬼子”——就是了。我们痛恨每一个侵略者。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亲人和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过的一切法西斯主义的罪行，一切灾祸，我们把这笔帐都记在作为射击目标的德国人身上。
但是这一回，我们碰到了一个特别的标本。
我们的侦察员们在哥美里到切尔尼多夫的公路上捉住了这个标本。虽然他不过是个中尉，还佩带着军需兵种的肩章，但战士们根据种种形迹便断定抓住了一只高飞的鸟儿。
不论是服装、姿态，或是分外的胆怯，这个中尉都与寻常的德寇中尉不同。他身上的制服、裤子都是新的，是向出色的裁缝定做的。违反常规，他在军装大衣外面还罩了一件有海狸皮领子的、长长的皮大衣。老远就闻到了他身上的香水味儿。我们发现他在制服里还穿了一件有法国商标的精致的绸衬衣。
这个尉官本人却是个四十五岁的人：头发稀疏、个子矮小、一撮小胡子、一副金丝边眼镜，脸上浮着呆板的微笑。他那么想活，说得比侦讯员问得还要快，差不多所有的德国俘虏通常在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的审问之后，才告诉我们，说希特勒是个坏蛋。但是这个无耻的家伙不用我们问他，马上就宣布说：俄罗斯人都是好汉，希特勒、戈林、里宾特洛甫以及他们的全班人马早已只有死路一挑刺，德国的毁灭是必然的。他说：“请相信我，我挺清楚，我自己就感觉到身上有腐败的气味。”他乐意回答一切问题，但是竭力巴结得我们不敢相信他了。
当翻译员从他的大皮夹子里抽出一只已经封上的、发往柏林的厚信封时，中尉好象准备挨打似的蜷缩起来了。实际上，他这封信里并没有什么军事秘密，是写给岳父的。
我应该附带说一句，中尉并不是在战斗中被俘的。他坐在一辆小汽车里，护送的是一个德国平民和一名勤务兵。汽车从大路上滑进了雪堆，在雪里陷住了。中尉的同行人和司机爬出来想推车子，正在这当儿被游击队的子弹打中了。只有中尉一个人还活着。
在到营地来的路上，他用很过得去的俄语告诉侦察员说，他并不在军队里服务。而在司令部里被审问时，他重复说着这样的话：
“我是个商人，是商界的代表。你们明白吗？我是个平民，没有军职，制服不过是为了便于在接近前线的地区来往罢了。我是一个大贸易公司的代表。在占领各国内安排商业上的联系——假如你们想要商业情报的话，这就是我的任务。”
我记得：那封信是写给他岳父的，他岳父是某贸易公司的老板。我们的俘虏显然也是这家公司的股东。他向上司兼家长做报告，报道了占领国家的新闻，娓娓地叙述了自己的一些印象、想法和商业计划。但是主要的事情，是他写得直言不讳，对战时检查毫无顾虑。
“在乌克兰逗留三个月以后，”中尉写道，“我终于明白，我那多年的出世之道和职业经验在这个国家里不起作用。一切具有思想的人都得承认这一点。军官们也是如此。我说的是咱们的纳粹军官，那些懂得战争和个人利益分不开的现代人。”
“首先使我惊奇的是缺乏安乐舒适。在大城市里，特别是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我总是下榻在头等的旅馆里。在那里我能找到够好的、家具精美的房间，里面有地毯、吊灯、高贵的餐具。但是安乐舒适是人造成的。在这个国家里，有钱的人会陷于悲观失望。这里没有造成安乐舒适的人，这里没有受过严格训练的仆役。在法兰西和咱们的柏林，最好的仆人是白俄侨民。我们随军带来的那些白俄用得不是地方。
（用手走路：意指苏联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截然不同，对一切都得反着看、倒着看。）
在这里，一切都是荒谬绝伦的。要明了发生的事情，你必须用手走路。在法兰西、比利时和波兰，军队开过了两天，你就能找到一些生意人——一批聪明机敏的商人，懂得时机紧迫、资金不应该放着不动。法兰西人、比利时人、挪威人或者波兰人可能心里是个爱国者，象恨德国人一样地恨我；但是假如他是个商人或是工厂老板、银行家，或者甚至简直是个官僚，你总可以和他情投意合。
他需要我，正象我需要他一样。我表示愿意出卖一批农民用的服饰品，由我设法沿铁道运进。我问：你能卖些什么给我们的公司呢？他表示愿意给羊毛或者油料，或是终于象我们的同事在雅典所遇到的那样，合股开设一家军用妓院。
在俄罗斯，没有人向我出卖什么。我找不到商人，找不到工厂老板，甚至也没有兼营商业的官僚。我设法推销我们供农民用的服饰品。没有一个钉契约的人。这简直是闻所未闻！我既没有发现一个俄罗斯的批发伤，也没有发现一个资本家。在这三个月中间，我没有遇到一个规规矩矩的俄国人——咱们公司可以给他开帐户的那种人。俄罗斯或者乌克兰当局，象他们认为在这里必须这么称呼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军人吸收来参加行政机关的人，嗨，个个是猪猡！
这是一批流亡回来的、或是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刑事犯和土匪，全体或者几乎全体都说自己过去是财主，有些人还自称是贵族。但是他们中间只有年纪最大的人才懂得咬去雪茄烟头；其余的人都一下子把雪茄烟塞在嘴里，当他们不能接火吸烟时，我总是取笑。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在自己家里招待一个规规矩矩的人，都没有家。这是一伙饥饿的弟兄，百分之八十是酒鬼。他们身上发出一种不好闻的气味，穿的是棉布衬衣和线袜。”
中尉兼商人还给他岳父写了很多关于各种类型的卖国贼、从农村的伪村长起一直到 伪省长职位的竞争者的事。他对于所写的问题十分熟悉，恶毒地讥笑了他们。他未必理解自己在做什么，他对在我国沦陷地区所遇到的情况给予社会的、“阶级的”评价。他的观察给他德国资产阶级的岳父和纳粹党的领导者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来作出极为暗淡的结论。而我们以外地得到了一个间接的证明，是在二十四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生的巨大经济的和社会的改造里流出来的。
中尉写到领土委员们在驻地安排农业生产、准备春耕、向本土组织源源不绝的物质洪流的挣扎情形。
这个中尉兼商人同好几十个农业管理部部长和地方农民部部长会过面，也和德寇归还了他们土地的“地主们”和富农们会过面。
他作出了悲惨的结论：“我们在领土指挥官公署举办了卡片记载制。这可能是很好的办法。会有秩序了。一切都登记：房屋呀、奶牛呀、半毁的拖拉机呀、男孩女孩呀、鸡和鹅呀。但是，这里根本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的。房屋在燃烧，老年人和儿童们死于饥饿，或者死于我们的炸弹之下。您要问：我们的炸弹为什么在离开前线几百公里的地方就爆炸呢？请您相信我吧，这是必要的。这些村庄给我们空军的青年们做了极好的瞄准目标。把这些抵抗的温床毁灭得愈多愈好。鸡、鹅和小猪一天天减少了。我们的军官、士兵和官员们都在吃；我也每天吃。军队把乳牛抓来做菜；居民为了不让我们弄到手，都拿来宰了送给游击队。你瞧，统计告吹了。虽说我对制度是尊重的，但我有相当远大的眼光，足以不因糟糕的统计而十分发愁。我们可以用行政的手段来跟这些缺点进行斗争，经过一年半载，就会安排好再生产的。但是什么也不会成功，绝对不会成功。您已经知道，为什么卢森堡拒绝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农村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我们一开始也答应配给土地。我们在所有的传单上写着，每一个农民都会得到土地；但这件事是不是办不到的。这里没有掌握大批粮食、牲畜、家禽的私有者。没有地主，没有有钱的农场主——这里所谓富农。请您想象一下吧，为了要从几百万户最小的所有主那里收取粮食，帝国该有多么庞大而呆笨的采办机构啊！于是就保留了集体农庄，只是把名称给改了。在农村里照旧是集体劳动，因而照旧有日常的群众往来和游击队的宣传鼓动。”
“哦，这些游击队啊！”他在另一处写道，“您要问：我们英勇的陆军难道到现在还没有镇服他们吗？我的回答是：游击队变得越来越多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在抢掠。我们是到处抢掠的，不能不抢掠。兵士究竟为什么来打仗呢？不，这里面整个的不幸是我们不能和人民中间某些有声望的人取得一致。一切还是老调。我们在别的国家和所有主们情投意合，他们把一部分自己的股份送给我们。真简单，是不是？在法兰西和比利时，在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我们掌握了一些政客来主持政府和充任市长，他们都是些路人皆知的庸夫俗子。议员们和前任的部长们都劝导自己的百姓服从我们。但是您设想一下，假如共产党员们——这些没有财产的政治家们——在法国当政，难道能叫他们来管理占领区吗？难道他们会和我们勾结吗？我们的占领当局既找不到一个受人欢迎的俄罗斯人，也找不到一个声名洋溢的政治家来和我们合作。苏维埃代表们和党的领导者们不是从事地下活动，就是参加军队，或是带领游击队。我们号召他们，允许给他们田地和房产。但是这些人都是轻视财产的：只能消灭他们！我瞻望将来，并且不由自主地回顾到过去。不论是在印度的英国人，或是在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或是在菲律宾的美国人，谁也没有遇到过那些在战后落在我们同胞们身上的问题。和俄罗斯人做买卖呢，还是使俄罗斯人殖民地化？这是空想。我们只有一条路：消灭他们。让几十个俄罗斯人留在禁区里。让一切事情都象美国的印第安人所发生的那样。这是问题的最好的解答。”
信很长，墙报上登载的只是摘要。家庭的温情、问候、抒情的偏向，当然都给编辑部删掉了。
中尉在信末幸灾乐祸地写道：“我们的奥托和马尔提的丈夫是在莫斯科附近的雪地里极其痛苦地死去的。我目前在俄罗斯的另一个古城——切尔尼多夫的附近。圣诞节一过，菲谢尔将军的部队就要开始无情地歼灭当地的游击队了。他们的主力部队和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一起被围在森林里已经两个星期了。在这段时间中，天气冷得没有一天不超过零下三十度的。将军告诉我，篝火只是苟延他们的最后挣扎而已。他对我肯定地说，切尔尼多夫游击队没有冻坏手脚的，剩不了一千人。将军说：‘我很高兴他们不投降。否则我就得在他们身上消耗一些弹药，然后掩埋他们的尸首。地面冻得太坚硬了，会给我们的士兵许多工作。在森林里他们自己埋葬那些冻死的人。”
中尉的信的最后几行是这样的：“啊，为了要看看这些必遭灭亡的人在雪地里干些什么，我要付出许多代价呢！！！”
他真的企图“付出许多代价”。这位商界的代表为了求得释放，表示愿意付赎金。他肯定说，他的岳父差不多是和克鲁伯家有至亲关系的。
在枪毙了这个中尉的半小时以后。我们的一小队战士从远方侦察回来了。他们是按照西南战线给予的任务去侦察的。现在我们几乎每天都用无线电给他们转告敌军的调动、德寇机场的建筑和许多其他的实际材料。
率领这一小队回来的是谢明·叶菲莫维奇·加京斯基。他说，他们在归途中一面躲开敌人的追击，一面钻进了浓密的树林；但是不能生篝火，怕引起敌人的注意。
“我脚上穿的是皮鞋，”谢明说，“可是天气冷得不得了。我们在小松树底下坐了一夜。我跳了起来，开始在原地方跳跃。我请求弟兄名：“你们数到一千跳，我也许会暖和过来。’
后来我又躺下，开始睡着了。我记得一再做着同一个梦。我好象在一间讲究的、有糊壁纸的房间里，中间放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