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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驰过了雪白、平坦的田野，然后轻灵地脱离地面，兜了几个告别的圈子向东飞去了。
射击手兼无线电报务员拉进梯子，砰地一声关上了机门。我冲到窗口，却只来得及瞥见火光一闪。发动机咆哮起来，飞机开始在高低不平的场地上碰装跳跃：我们的飞机场究竟离完善还差得远哩。再过了几秒钟，响声停止了——我们脱离了地面。
我们已经离开了小天地，离开了游击队的天地，假如飞行员的话可以相信，再过三小时就将在“大陆”——莫斯科了。
这件事是难以置信的。
即使在现在，虽说飞机已经凌空，而高出的寒冷愈来愈顽强地钻进我的怀里。
可是，寒冷事小，我体验的感觉却要复杂得多。这时各种感觉交织在一起：又是热狂的欢欣、又是孺慕的深情、又是沉思、又是害怕。
我不是害怕当前可能有的灾祸和死亡，不，我害怕的是可能飞不到莫斯科。我一合上眼睛，许多图画立刻在想象中描绘出来：红场、大剧院、高尔基大街，你怎么走去，怎么打开办公室的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从桌边站起身来迎接你……也许是另一个办公室的门开了，斯大林向你伸出手来……这一切目前都是幻想：心里害怕突然会发生什么事故，而这依然还是幻想。
凭良心说，我非常羡慕柯夫帕克、萨布罗夫，总之，我羡慕所有那些在八月里到过莫斯科的游击队司令员。我知道，我也曾列入被邀参加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游击队司令员会议的人们之中。读者已经知道，那时我们和中央已失去无线电联络。中央委员会会游击运动司令部先后派了两个小组带着特别任务到德寇后方来寻找费多罗夫支队。其中一组落在敌人的驻地里英勇地牺牲了；另一组在森林里徘徊了好久，到十月底才找到我们。这批同志带给我们一架新式的、可携带的无线电台，也就是他们告诉我们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八月会议。但是即使联络员们即使到达，我还是不能飞往莫斯科：那时德寇正那么紧逼着我们，我们是不敢让飞机降落的。
当然，象我的全体同志一样，我曾被这个消息大为激动。联络员们自然无法把这个会议的任何细节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很明白，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和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因为和我们失去无线电联系，以及缺乏我们的情况和活动的报告，都感到不安。我们也明白，党和斯大林同志、赫鲁晓夫同志本人都在等待着我们的详细报告。
我们全都了解，过一两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一有可能，飞机便会从苏联后方飞到我们这里来，带走重伤的兵士，或许还带给我飞往莫斯科去述职的命令。
果然，过不了两个星期，我已经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了。
在我膝上放着的沉重的军用挂保重，我带着一份给党中央的关于我们地下省委的战斗活动和政治活动的报告。最近两星期以来，在艰苦的行军、在和围攻我们的扫荡队不断接触的情况下，省委会经常会晤。有时夜间在村庄边的农舍里，有时在田野里的篝火旁，我们长久地讨论了报告的每一页。有一回，在一辆被抛弃的意大利式带蓬大车里躲避秋雨的时候，我们沉入了幻想……是的，正是幻想，虽然是在起草报告。那时我们已经知道柯夫帕克和萨布罗夫已从斯大林同志那里接到了某项新任务。我们懂得，这份报告不仅是过去的总结，而且是对未来的瞻望。决定将来可能把什么任务托付给我们，要看党怎样评定我们的战斗活动、怎样评定我们对群众的工作。
我打开了军用挂包，翻阅报告，在它的言简意赅的字里行间，体现了我们的全部思想、情感、希望、理想……我又想到了莫斯科，一想到飞机可能发生什么事故，又感到害怕了。
机窗外是漆黑一片，机舱里是一些小灯泡的朦胧的光线，我听到伙伴们的微弱嗓音。其中有人碰碰我的肩膀，问我……我叫喊着什么来回答他……
我时常瞧瞧夜光表面，却看不出已经过了多少时间。我竭力想记住另一次的时间，可是当我再瞧时——发现已经忘了在这以前是什么时候。我闷得慌，而且觉得很冷。驾驶室的门打开了。副驾驶员通知我们，说是正在前线上空飞行。
我走进了驾驶室，突然瞧见了战场。我们是在四千公尺的高空飞行。这是个明朗的夜晚，但是没有星星。最可能是我没有注意到它们：因为地面上正闪烁着许多鲜明的火光。我想，鸟瞰的范围大概有四十公里。绿色的、红色的、紫色的、黄色的火箭正在四面八方掠过暗空。长条的光线顺着地面向不同的方向爬行……我没有马上想到这就是汽车的前灯。忧虑的感觉消失了，赞美替代了它。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烟火。大概莫斯科的胜利礼炮比这还要更加光辉灿烂，但是那时关于礼炮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而最后的胜利却还远着呢。
副驾驶员凑着我耳朵叫了些什么，而在同一刹那，整束的光箭射进了天空。探照灯的光柱开始在我们四周搜索，我们的飞机的银翼一闪，许多红球便开始十分接近地爆裂开来，不是稍微高一点，就是稍微低一点。发动机的喧嚣、劲风的号叫和呼啸压倒了一切声响。我瞧着这些红球散心有好一阵。然后我突然了解：这是高射炮弹呦，正是我们必须最最害怕的东西。
飞机显然正在攀高。寒冷变得不可忍受。我回到统舱里，跪在窗洞边。除了重伤的人以外，大家都把脸紧贴在玻璃窗上。不久，爆炸变得稀少起来。我们设法交换着感想。我的呼吸轻松些了：飞机正在急剧地下降。我的心脏已经不那么很快地跳动，可是觉得筋肉疼：原来我在这整段时间中紧张过分了。
四十分钟过去了。驾驶室的门又打开了，副驾驶员报道，说是快到莫斯科了。
飞机场的光线很暗淡。陌生的面孔包围着我们。有人和我握手，我吻了个不相识的络腮胡子，接着迎接的人们让开了路，一位穿军服的女子伸手给我。她的握手是急剧而有力的。她高声介绍自己道：“格列索多博娃中校。”
之后我们顺着一条微微撒着雪花的林荫道走去。一道门给打开了……里面灯火辉煌，几十张白色的确桌子，一大群穿着联合服和毛皮短外衣的人……大家都和我们握手。我们吃东西，干杯，谈话，回答了很多问题，纵声大笑。
这是莫斯科近郊飞机场的飞行员食堂。原来并不是特别为我们预备吃食的：远航归来的人们不论日夜随时都能在这里吃到饭。
早上六点多钟，格列索多博娃中校告诉我们说床铺已经预备好，可以休息了。我问她，我们的伤员安排得怎样了，想去看看他们。但是格列索多博娃说：他们早已全都在飞机场医院里睡着了。
我在小房间里脱衣服，在两条白得惊人的床单中间躺下。我明知道躺下也不会睡着的。但是我很快乐地伸直着身子，吸着清洁的床单的气味。于是，我突然放声大笑起来：在椅子上我看见了稀奇古怪的军装：一顶横着红带的大帽子、一件背心——华丽的匈牙利厚羊皮的短外衣、皮大衣；在一切东西上面，还放着一支冲锋枪、四只备用的弹盘、一支毛瑟枪、一支德国式连发手枪……
一分钟以前，这一切全都在我身上，大概不下十五公斤重吧。正因为如此，我现在觉得这么轻松了。最近我几乎一直没有取下所有这些装备。
我们等候着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部的代表们。格列索多博娃同志说，她已经用电话和莫斯科大饭店取得联络：那里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房间。汽车马上就来接我们。
但是汽车没有来。我们躺在那里闲聊了两个钟点。后来沃洛丁提议不必等候，我们自己趁电气火车去。他是莫斯科人，到处都熟悉。
这个意见配我们胃口。我们很快地穿好衣服，跟好客的飞机场主人们道别后上车站去了。
起初，火车里并不拥挤，跟我们同时走进车厢的只有几个妇女和学生。接着一个老工人坐在我身旁。
一个八岁光景的小孩子指着我们这一边。后来，当人们陆续来到时，我们才发觉好奇的眼光都在盯着我们。
老头儿第一个和我攀谈起来：“孩子，你们这些人从哪里来的？”
“你说这些人是什么意思，老爹？”
“谁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呢——你们挂着这么多武器，就好象要去打仗。可是从衣着看却又不象士兵……”
有个肮脏的技工学校的学生用响亮的嗓音插进来说：“他们是游击队员。”
“你怎么看出来的？”雅列明科问。
“德国的冲锋枪，小胡子，还有带子。每一个有知识的人都捉摸得出。你们一定是把胡须刮掉的，对吧？”
话就这样谈起来了。过了一会儿，我们便给人们围住了。别的车站上上来的乘客们也向车厢中间挤来。我们成了大家注目的对象，问题纷纷而来。
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越过人们的脑袋大声喊道：“你们中间有一位叫莫罗索夫的吗？维克托尔·尼古拉耶维奇·莫罗索夫。据无线电里广播，说是在游击队里服务，至于在哪儿却没有说起。”
大家很感兴趣。当我们弟兄们中间有人发言时，车厢里顿时变得肃静无声，就象在听演讲一样。我们给人们的关心所鼓舞和感动了。我们发现，莫斯科人对于游击队所遭遇的危险有一种过于夸大的概念。
当我们竭力设法打消这种恐惧时，听众便反对道：“这是你们谦虚。我们知道……”
我告诉技工学校学生说，在我们支队里，有二十多个象他那样年纪的小伙子。起先，这个孩子情不自禁了：“我真能够报名参加吗？我真想去。我已有两个哥哥在前方，我要帮助他们！”
四周的人都笑了。他窘得涨红了脸：“不，我懂得，”他望着窗外说，“各种各样的人都需要……”
“说得对，”我邻座的老头儿证实道。“你得做个英雄。我的孩子，游击队员是一种特别锻炼的、坚韧不拔的人。你我还没有吃够饭呢。”
其实，这种把游击队员当作某种神话里的巨人的概念，是一种十分有害的概念，但它已被报纸的特写作者和文艺工作者们打进人们的心坎里去了。往后，我在莫斯科看了一阵报纸和杂志以后，发现那些关于游击队的丰功伟绩的故事，往往是夸大其词的。这些特写里的英雄们都是那么无限勇敢和特出，甚至使人问心无愧：你为什么不这样呢。自然，一般读者会想：“我怎么能和这样的大胆汉相比呢。”你瞧，关于恐惧心的克服就写得很少。然而这是最重要的。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作家的队伍里，没有人能够真实地叙述最平凡的人们怎样在森林里工作和学习，英勇精神怎样成了必要性，也就是说，怎样成了共同的纪律和觉悟的一部分。
我们也被看到的一切事物所惊奇。我细瞧着一位戴眼镜的瘦长妇人，样子大概不很客气。她肩上靠着一把套在纸夹里的象枪一样的铁锹，甚至锹柄的周围还缠着带子。她微微一笑道：“您这样瞧着我……”
“老实说——不是瞧您，而是瞧铁锹……”
“当真吗？可不是，假若您没有看惯，这一定是很可笑的。可是您且看看四周吧……”
我依了她的话，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许多人都带着铁锹，有包在废布里的，有包在纸里的……而且，差不多全体乘客——在膝盖上、肩膀下、手里——都有一个装得满满的麻袋和钱包。
“马铃薯是我们的养育人，”一个年青的女工认真地说明道。“游击落队员同志们，我们是铁锹英雄……你们以为怎样，”她兴奋地接着说，“干么笑啊？我想这儿每个人就是用这些铁锹到莫斯科的四周去挖战壕的……”
在任何情况下衷心地、朴直地谈话，苏维埃人的这种本事是极好的。经过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的交谈，我们已经彼此十分了解，就象认识了好几年一样。
“可惜，德国的火车走得不是这么快！”巴拉贝叫道。
不仅是我们，差不多所有的乘客都了解这句话，并且哈哈大笑了。
“大概，您教会德国鬼子慢慢地走吧！”女列车员很懂事地插入说。“用这样速度走的话，要是有地雷，就一塌糊涂了。老爹，您说是不是？”她向我说。
我很高兴地瞅了她一眼，她无论如何不会在三十岁以下。
“我做您的爸爸还早着呢……”
“您多大年纪？”
“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