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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样儿飞来的？穿的满都是德国的军装，或者就象我们一样，穿着棉袄。”
列娜看了我一眼，突然口吃起来。我一下子还不知道她是为了什么事。
“说下去吧，停顿干么，”我说，这时我才明白姑娘困窘不安的原因：原来我的短皮袄是敞着的。
好像有人喊“立正”口令似的，她身子挺得笔直，双手下垂，并且换了一个腔调继续说：“游击队员同志，您是知道苏联英雄的。我想给您看看……”她匆匆忙忙地解开了钮扣，从棉袄里面的口袋里取出一份纸板封面的团证，又从那里取出一张小照片。“请您看看，您不认得这个人吗？”
姑娘的面容变了样。她显得既是不耐烦，又是胆怯，却又满怀期望。
这是我们游击队员别佳·斯米尔诺夫的照片，他已在上个月英雄地牺牲了。
“您从哪里得来的？”
“您认识他吗？您讲吧，别怕，我从他朋友那里已经收到……他们写信给我说……他已经牺牲了”
“是兄弟吗？”我问。
“不是，我实际上从来没有见过他。你们不要笑！”她几乎喊了起来，虽然我们这边连一个人都没有微笑。“我在梦里倒真的常和他见面，现在也常常这样，我只收到过别佳的两封信，后来他的同志就通知我，说他已经英勇牺牲了。您要明白，我不仅要报仇。我还想去代替他，嗯，还有，呶……”
“你们到底是怎样相识的呢？”
列娜没有回答。
小舒拉说：“她是通过慰问袋才和他相识的。当我们去年庆祝十月革命节寄送礼物时，大家很愿意把礼物送给游击队员。而他呢，就是说别佳呢，收到了她的慰问袋，并且向她‘道谢’，又寄来了一张本人的照相——就是这张相片。后来我们才知道……因为列娜常常流泪。于是我们决意三个人一起去代替他。一个代替不了，三个人总代替得了……请您讲一讲，如果您有权的话，别佳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只是你们的时间大概有限吧？”
我们用汽车把姑娘们送到了工厂的宿舍，一路上把别佳·斯米尔诺夫的情形、他的功绩和英勇牺牲的经过都告诉了她们。同时我们也了解了这几位年青的织布女工是从距飞机场二十多公里的诺金斯克来的。
当我们到她们家里的时候，她们唤醒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领来介绍给我们。她原来就是工厂的共青团组织的书记。
弄清了怎么回事以后，她终于说：“这几位姑娘真的早就申请要参加游击队。但是要知道，她们这些姑娘并不是些小女孩，说起来，她们应该了解这一点……我们的工厂是生产军大衣呢子的，她们三个人每天可以给一百名战士穿上大衣。所以我是反对的。我会反对到底，甚至在共青团中央我也要坚决地提出这个问题：不放她们走，同时要警告她们……”
她忽然显得严肃起来，大概是想不出为什么要给她们警告吧。我们笑起来了，她也不由得微微地笑了。
当我们告别后走了二十多公尺的时候，她很顽皮地向我们喊了一声：“等着吧，也许我也可能到你们那儿来啊！”
不一会儿，我们已经顺着大道向莫斯科急驶。
“柯拉，你瞧见了吗？”我对被爱人留在莫斯科的那位同志说。
“瞧见了！”他回答说。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直到现在还不知道这四名织布女工是不是成了游击队员，或者她们直到战争结束前还在给苏联军队的战士们织造军用呢子。但是毫无疑问：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她们都会很好地完成自己的业务的。
第二天晚上，我们起飞了，不到十点钟就越过了前线。当我们飞仅布良斯克时，看到那儿灯火通明，很清楚地可以看到车站、机车上的头灯和闪亮的钢轨。当然，我们马上想到，假如离前线六十公里的德寇就这样自由散漫，不遵守灯火管制，那么现在党派我们去的那个科维里地区里将会怎样呀！那里是大后方，大概他们根本肆无忌惮了吧。
可是德寇的听音兵却没有放松我们，灯光一下子到处都熄灭了。刹那间空中射进了探照灯的透明的利剑。我们的飞机笔直地上升，穿过了浓密的云层。现在探照灯光在云层的下面了：我们能看到一些模糊的大涡影在我们下放的什么地方来来去去。时常从云层下面跳出高射炮弹的红色火球。这样继续了三分钟光景。然后飞机就完全没入黑暗中了。打开了前灯。这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前方还是一片浓密的、白茫茫的气体。飞机稍微降低了一些，这时就可以看到在空中旋舞的雪花。
我到驾驶室里去了。它给很多仪表上的小灯炮照明着。自动驾驶仪在工作着。机长在对着另外一位驾驶员的确耳朵叫嚷着什么，同时死命地做着手势。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
“他们怎样在驾驶飞机，怎样弄清方向的呢？”我想。老实说，我们游击队员常常责备这些飞行员。因为他们投掷辎重时往往不准确，更坏的是连跳伞的人也给投掷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曾经在篝火旁边空等过他们多少夜啊！但是需要多么高妙的技术，怎么样的勇敢，才能在夜间、在恶劣天气中飞行、并且找到游击队的飞机场啊！
很大一部分的民航飞行员已经在战争中擅长于向游击队飞行了。他们给我们运到了弹药、武器、粮食和医疗用品；还给我们运来了新战友，并从我们这里带走了多少伤员。他们多少次在最后关头救了我们啊！
这时机长站了起来，看到了我，睁着大眼，好像在说：“您到这里来干么！”我急忙退到了门口。机长——一个魁梧的人，全身裹着皮毛，除了眼睛以外，几乎什么也看不到——叫我站住，把一只手按在我的肩膀上。我就在一口什么箱子上坐下。他呢，便坐在我的旁边。
由于我感到自己的过失，刚想要对他说说其他飞行员并不如此严格，允许我到他们那儿去，这时机长在我的耳边说了一句：“往回飞……”
我没有听懂，耸了耸肩膀。他重复说：“飞回莫斯科去。反正我们看不见信号。”
我刚才还赞美这个人的勇敢呢！我站了起来，也只说了一句话：“不行！”
“怎么不行！这儿谁是机长？”
“我是游击联队司令员，根据命令我应该……您知道吗，前三天我们就已经应该……总而言之，我没有必要向您报告。您的任务就是执行命令。看不见着陆的信号——那我们就跳伞。”
“我们在目标上空已经盘旋了十五分钟。看不见篝火，也看不见火箭。遍地是雪。您了解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除了我以外，这里没有第二个机长。您懂得规矩吗？我本来可以不跟您讲，到莫斯科您就知道了。”
“您是说——我们在目标上空盘旋吗。您从哪里知道的？”
“我们有计算，有仪器。”
“好得很，那就跳伞。”我站起来，去给自己的同志们下命令。
“辎重以后再投吧！”我对机长说。
“不许您开门。住手！”
我想喝一声：“怕死鬼！”或者痛骂一阵。不记得我怎样沉住了气，又回到客舱里来了。
飞机作了一次急转弯。很明显，它在转身往回头的方向飞行。我们又在向莫斯科飞行了。这是我一生中不想到莫斯科去的绝无仅有的一次。
我曾经说服自己：不要紧，我想，没有法子，只好顺从了，不能掀起一次反对机长的骚动啊。我尽往别处想，但思想总还是回旋到这个问题上来。
只要想想：我们的游击队员们正在我们下面的篝火旁边值班守候。当然，篝火堆旁坐着的有波布特连科、诺维科夫，还有尔凡诺夫。我还鬼打架给他们拍发过无线电报，说我给他们带来了奖品呢。他们一定在那里东猜西测、坐立不安，他们还在等待信件：瞧，他们给我们大伙儿的一袋信件就在我的旁边。这还不要紧，可以忍耐一下——更坏的是在下着鹅毛大雪。虽然我不懂得气象学，但是连我都明白，天气就要暖和起来了。谁敢保证明儿天气不会更暖和呢？
“假如德涅泊河开了冻，”赫鲁晓夫警告说，“你们就有完成不了任务的危险。要赶快渡河，一天也不要迟疑！”
这时在我的脑海里涌现出一种新的想法。我跳起来了。怎么以前没有想到这件事啊！我又往机首部分去，敲了一下驾驶室的门。
机长冲着我走了出来。
“嗯，什么事？”他并不瞧着我的眼睛说。
我用几句话，当然不敢泄漏机密，把我们行动的本质给他说明了一下。然后我拿手向左面胸前拍了拍，那儿短皮袄里面有一张叠成四折的命令状。
“就在这里……机长同志，请您把飞行帽解开。您靠近一些，我不能大声说……我这里有一道命令。根据这道命令，我们应该强行渡过一条大河，向西前进。您自己已经告诉我们，现正刮着西南风。请您弄清楚，如果这条河开了冻……”
没有等到我的答复，飞行员就把领航员叫来了，和他热烈地争论起来。然后给副驾驶员和无线电报务员兼射击手下了一道命令。他回到我跟前说：“我们再试一下看。指示是禁止这样做的……冒一下险吧。假如飞机的腹部钩住了树木的话……那您自己也明白。”
这样我们就开始寻找。我们兜了一个大圈子，逐渐地降低。把头灯都熄灭了。可是我们聚精会神地看去——什么地方都看不见一点儿火星。沉重的飞机在震动，轧轧作响，时常在气坑①中沉落。
突然间有什么东西一闪。模糊的绿色斑点透过了雪幕。第一发火箭，第二发，末了我们终于看到了预先约定的游击队应摆的篝火图形。
【 ①气坑：这是航空名词中的一个误用的名词。有时飞机在航行中突然下堕若干尺，使人发生跌落的感觉。原因是相对速度突然减少。例如逆风飞行，风势忽然静止片刻，空速消失少许，便能使飞机下堕。通常在下堕的时候，忽又吹来一阵狂风，飞机又突然上升。】
高度计已经指到一百公尺的高度，并且还在继续下降。
“跳伞不行，”我在想，“那就降落吧。”
飞机在逆风飞行，并且开始降落。我们看到了游击队员们离开篝火跟着飞机奔跑，用手、用帽子、用树枝在摇摆着。
我们平安无事地着陆了。
我和德鲁日宁出差有一个多月。在这一时期，我们联队从奥尔洛夫地境回到切尔尼多夫的叶林诺森林里去了。同时也发生过许多事件。我们虽然感到非常焦急，而且累得要死，但是扎睡觉这件事却连想都没想。
关于命令，暂时还没有宣布。我和德鲁日宁决定，如果马上宣布的话，同志们就会顾不得给我汇报情况了。可是，波布特连科、尔凡诺夫和诺维科夫根据某些特征，便确定我们已经带来了紧要的命令。
有这么个说法：“新闻满天飞”，也就是说，已经感觉到原先的情况不会再存在，应该有一些重大的变化了。
同志们也同样地感觉到，司令员和政委一定从莫斯科带来了改变整个生活的命令。
重大变化的预感当然不是凭空发生的。大家都知道，红军在这一冬季已经迈进了一大步。德寇在斯大林格勒附近被击溃以后，在我们红军师团猛攻下动摇了。整个北高加索和乌克兰的许多城市都已经解放，哈尔科夫又是我们的了。红军正在向基辅、切尔尼多夫……进军。这就意味着游击生活快要结束了。也许，要把游击队的拳头合起来从这一方面进行攻击，就会加速跟红军的联合吧？
联合起来，就会和我们整个苏维埃国家过同样的生活，和亲属们自由地通信，假如有假期的话，或者还可以会会妻子、母亲、兄弟和朋友。很少有人能象我这样运气好。从战争的头几天起，成千的游击队员不仅没有会过自己的亲人，而且几乎连信都没有通过。战争拆散了家庭。一部分人撤退了，另一部分人参加了军队，第三部分人滞留在沦陷区，第四部分人牺牲了。要知道，他们想要很快地知道……
几十个游击队员挤集在司令部的地下室门口。各支队的指挥员和政治指导员——甚至早已进入地下室。问了个好就走到以便去，坐着或者甚至站在一边听——只担心错过什么重要的东西。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别折磨我们啦！”
但是在宣布命令以前，我还是要求他们至少向我汇报联队里面一些最主要的情况。
波布特连科开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