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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有这样的情况，由于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的指挥员们的过失，有时整批的支队和成百的游击队员都牺牲了。
读者已经知道，当我和德鲁日宁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们的联队就已经从克列特尼雅森林转移到切尔尼多夫。当人们说到游击联队“转移”或“改变位置”时，不能被理解为从一个据点转移到另一个据点的一般行军。游击队经常被敌军所包围。依据敌方兵力的大小，在突围时应进行比较轻易或者比较艰巨的战斗。
一九四二年底和一九四三年初，在克列特尼雅森林里的许多部队都扎了营了，其中也包括我们的联队。当时就在那里建立了庞大的游击地区，在那里活动的有白俄罗斯、布良斯克－奥尔洛夫地方部队和乌克兰游击队。正月初，德寇在克列特尼雅森林周围集中了相当于几个师团的兵力。这些师团中的一部分是在红军压力下撤退到这里的，另一部分则是从后方调来的；德寇正在建立新的防线，要消灭游击队，假如不得手，那就把他们从这里赶走也好，这就是德寇所奉的命令。
就在这个时候，波布特连科接到了乌克兰司令部的一通无线电报，命令他回乌克兰去。为了突破敌人的强大包围圈，我们的联队增加了由谢米亚金少校所率领的、基本上是由白俄罗斯人组成的队伍。在作战会议上制定突围计划时，这支队伍和我们的两支队伍——一支是巴雷柯夫所领导的加里宁支队，另一支是达拉先柯所领导的萧尔斯第二支队——的任务是殿后，也就是说掩护后方。
战斗是激烈的。德寇切断了我们的纵队。上面提过名的三支队伍被敌人切断了。在这里就重演了克雷洛夫爷爷早已在天鹅、龙虾和梭鱼的寓言中所描写的故事。当时应该抓紧时机，集中力量去找到敌人包围圈上最薄弱的地方，突破这一点来赶上联队。可是谢米亚金和巴雷柯夫一开始就想起他们的队伍都是白俄罗斯的。谢米亚金向后退避，巴雷柯夫则向侧翼闪开。只有达拉先柯一个人主张必须赶上联队。
结果三支部队都陷入非常混乱的状态，使部队伤亡了一半。
在正规军队中，谢米亚金和巴雷柯夫都是不敢违反命令的，可是在这里他们就自己以为是封建的将军，开始自由行动起来。当然，指挥员之间的不和马上影响了游击队的战斗力。应该怎么办，谁也不知道。由于部队指挥员们的为所欲为，使得某些分队的指挥员们想起他们也是游击队员，前一年还都是独立的。这样就形成了一盘散沙，军纪也松弛下去了。
甚至连首先坚决主张赶上联队的达拉先柯也垂头丧气，带着自己的支队靠近了加里宁支队。真的，他派过四名侦察员去寻找先头部队，却对他们说，他不敢相信这个计谋会有什么效果，也就是说，不相信侦察员们还能找到波布特连科，同时又说总得向什么地方移动。
亏得萧尔斯第二支队率领着这四名侦察员的侦察队长金纳吉·莫先科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经过长期折磨以后，终于赶上了联队。而在我从莫斯科飞回来的第二天，莫先科就把整个支队连它的指挥员一块儿带回来了。
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我永远也忘不掉的情景。
萧尔斯支队走来的那一边，跟我们的营地隔着一大片林中空地。如果有人在森林里走动，在树木背后就不容易看出他们是怎样走的，情绪又是怎么样。他们可以在二百公尺的地方扎了营，然后一个个地或者一小组一小组地走来。可是他们却集中在空地的另一边，大概在那里犹豫不决地踏了十来分钟的步。
他们的骑兵很少，不超过十个人；辎重车队也不大。萧尔斯支队的游击队员几乎全都是步行来的。当然，他们很疲乏，而在这以前，又受尽苦，挨了饿，还喂饱过虱子；这一切我们都很了解，因为我们自己也不只一次地经历过这样的折磨。为什么他们还在那里拖拖拉拉呢？
这时人群中走出来几个骑兵。达拉先柯骑着一匹骨瘦的公马，下了马便迎着我们走来了。如果说达拉先柯有什么事要人原谅的话，那只在于执行命令的决心不够。
他走到我跟前，立正，敬了个礼，开始报告。他脸上显出非常疲倦的样子：眼圈发黑，皮肤湿润，两腮下垂。我跟他握了手。他的那些人员马上开始走近来。
在这里我只报道一件细节。这一细节使我清楚地体验到这些人经历了些什么，他们心情已经到了怎样的地步。
很多游击队员已经撕掉帽子上的游击队红带儿，不过迹印依然还在。大伙儿走来的时候，都自己用手遮掩着帽子。他们以为别人不会注意——没有看到别的游击队员也是这样做的。
“朋友，你瞧，”我跟在我身边的比沙拉勃说，“他们把肩章都扯下了。红帽带——就是咱们游击队的肩章。斯捷潘·费法诺维奇，你对这件事有什么说的呢？”
他什么都没有回答，吐了一口唾沫，猛地转身就走了。
“喂，斯捷潘，回来！”波布特连科喊他。“亲爱的，你还要和我在一块儿作战呢，而你的理论我是知道的。斯捷潘，你瞧！”
“没有什么瞧的！”比沙拉勃回过头来说。“这些人是七拼八凑的，都是一九四三年的游击队员——伪警和雇用的……”
“算了吧，斯捷潘，别说废话了，”我打断了他的话。
问题是在于我们很久以前就决定：对参加游击队的伪警是严禁提起他们的往事的，也不准用这些往事来和他们开玩笑。如果他的罪行很大——我们就用游击队的法律来制裁。如果我们饶恕了他，吸收了他，而他又打得很好——当然，他就与其他的同志没有两样。但是毫无疑问，对那些过去曾经是动摇分子或者是一切“原先”的新人是应该提高警惕的。
达拉先柯的支队里有很多新人。而现时在到联队来的中途，他又吸收了一百多人。当然，那里的成员并不都是伪警出身。有些是脱逃的俘虏，有些是在战争时期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有些是从被德寇烧毁了的乡村逃出来的老头儿。因此就要对他们做很多工作了。虽然如此，经我们讨论以后，还是决定将萧尔斯第二支队带去袭击。
现在叫他们去洗澡。我们尽可能给他们换了服装，给另一些人理了发，让他们的外衣也经过了消毒蒸锅。
加里宁支队留在契契尔斯克森林里，它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谢米亚金支队被切断后，陷入了德寇包围的最深处，只有一小组、一小组地突围出来。脱险的人并不多。
毫无疑问，这是自治主义、游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结局。
由于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任务总是不一致的，使我们对于自然界的感觉也就大有差别。还有什么能比春天更美好、更使人快乐啊！特别是在游击的情况下。当时我们在叶林诺宿营地集合了三千人左右，由于知道不会在这里长待下去，所以也就没有建造地下室，而只是在使用几座旧的，只把它们修理了一下。游击队员们得按自己的力量来安顿自己：有的架起帐篷，有的用树枝搭起小棚，而大多数人则住在橇车上，或者睡在露天的草垫子上。由于我们准备出袭，在这里还禁止生篝火。当然喽，春天给生活上带来了一些方便；可是我们并未因此感到快乐。温暖的春风和可爱的阳光都在挨我们的责骂。上年我们也是住在这儿附近。那时严寒的冬天并未准备退却，在和德寇搞同盟；今年，自然界好象又是怀着恶意地在反对我们了。
三月九日早晨，有人向我报告说，寒鸦已经飞来了。这件事使我们司令部大吃一惊！
尔凡诺夫发狂地说：“赶快！赶快！”
德鲁日宁和我整天巡视了各支队，视察他们准备袭击的情况。晚间，我们把全体指挥员召集来了，宣布在后天早晨出发。
“应该是明天！”尔凡诺夫怒吼起来了。“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夜里，要不就要糟了。侦察员报告：德涅泊河上的冰已经布满了裂纹。”
“是的，当然应该，”德鲁日宁说。“不是明天，也不是今天，甚至还不是昨天，而是一星期以前就应该出发。但是在出发前，我们还要举行一次全军党团员会议。这个会议非开不可。”
会议在第二天举行了。讨论的不是一般的事情，也不是大家早已知道的游击任务，而是准备工作中十分具体的细碎事情：大家的靴子和衣服是不是都准备好了；马掌钉好没有；马匹的装备准备好没有；全体战士乘坐的橇车够不够；武器该怎样分配。问题是在于出发袭击的两千名游击队员当中，有六百名除了刀子就没有任何武器。昨晚上有两架飞机给我们投下了炸药、几挺机枪、十枝冲锋枪；可是这点儿显然是不够的。虽然他们答应，还恳切地答应在今明两天内再派五、六架飞机给我们送辎重来，我们却没有权利再等下去了。
在最近的这些党团员会议上，我们着重地提出了要在居民中进行群众性政治工作。因为我们将会通过人们还不知道游击队的、或者无论如何没有看到过强大队伍的许多村落和地区——在这些地方，我们要给他们带去快要解放的消息，鼓动苏联人民起来和占领者进行斗争——我们现在已经用新的轻便印刷机印刷传单了。
读者一定要问了：“德寇怎么啦？难道这样他们还不知道面临着袭击吗？为什么他们会允许你们安安稳稳地准备这样重大的游击攻势呢？”
这个问题是合理的。我们自己也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不，德寇的侦察队当然不会呆着不动，可是我们的侦察队也没有睡觉。
首先，我们预先采取了造成准备向前移动的形色，散步了游击队打算去迎接红军的许多谣言。这些谣言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德寇甚至开始把兵力集结到诺夫哥罗德－谢维尔斯克和卡罗波之间的一些居民点里。我们得到的消息说，这些兵力企图在德涅泊河一开冻就把我们挤到河边去消灭掉。其次……
关于这个“其次”，应该讲得详细一些。赫鲁晓夫同志交给我们的关于袭击和进入沃伦省的命令，原是十分秘密的。但是从我们一开始准备行军，我们在大小会议上对游击队员们谈到达面临的艰难的途径以后，这道命令的秘密就仿佛已经公开了。现在已有几千人知道这道命令，在这几千人当中可能还有个别的、敌人的坐探。占领军的侦察队到底怎么会完全迷惑了视听，而游击队的群众又怎能保守得了秘密呢？
回答是这样的：关于内部的侦察，或者通常是把它称为反间谍工作，在我们这里与其说是个别地派定从事这种工作的同志们，不如说是由群众自己进行的。游击队的警惕性，变得格外敏锐了。在敌人的阵地里，我们都是侦察员，也都是追踪者和观察人心的能手。各种形式和品质的卖国贼，从职业的间谍到神经衰弱的通风报信者，游击队员都会很快就发现。亲身体验过占领者的秩序以后，我们的同志们由最小的特征就能发觉每一个新来者的底细。
他们要理解、查探、问个明白，这些事都是带着愉快的心理、有说有笑地进行的。这是不带疑心的警惕，不带有密告和私语的揭发，首先是根据一个人的举动、生活方式、在战斗中的表现、在篝火边所讲的那些故事、怎样吃、怎样睡，才决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是的，是的，凡是敌人派到游击队里来的人，他的吃饭和睡觉也都是与众不同的。
读者主导，把我们判断敌人的方法教给人家，这并不在我的任务以内；但是我要说明一点：成千上万的人精通这种方法，群众精通这种方法。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正因为如此，占领者的间谍网才无法捉摸到我们袭击式进攻的主见。
三月十日晚上，我们告别了。
当然，我们也流了些眼泪。这不仅是女人的眼泪，男人的、同志感的眼泪也流了不少。有些同志流泪是由于多喝了几杯，可是大多数同志并不是由于这种附加的刺激而流泪的。我不想来计算在三月十日晚上和十一日早晨有多少人接了吻。俄罗斯人的这种习惯——久别的接吻——是一种很真挚的好习惯。可是我们有位极严肃的同志，他不仅吻了男同志和女同志，还吻了几棵树。他并没有喝醉，只不过喝了一点儿……
我问他：“你这个古怪人，干么呢？难道除了杨树以外，就没有别的人可以拥抱了吗？”
“嗨，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他把手一挥，回答道：“您的心肠真是铁打的，您不明白跟家乡告别意味着什么。也许永远也见不到它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