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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过一位同志，他曾经很勇敢。但一切都精打细算，他说：‘我呀，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接触了自己的死亡，也就是说我的几乎逐次在递减——不是弹着点过远，就是弹着点过近，但说不定什么时候总会打中的。’每经过一次战斗，他就变得更加小心，渐进到这样的地步，有一次在伙伴们中间醒来，嚇得眼前发黑，跳起来大叫‘德寇来了！’用手枪指着太阳穴——于是就完了。我们甚至来不及阻拦他。而那时恰恰没有德寇。
我有时侯听到这样的词儿：‘小心谨慎’，好像游击队员应该是小心谨慎的。但这个与恐惧畏缩的界限在哪里呢？当然，界限是有的。小心谨慎——这是一种念头，人还在想，还在理解怎样卫护自己。恐惧萎缩——这是无意识的逃走，是张惶失措。例如：有一次我们躺在散兵线上，在掩蔽所背后，看到一个德寇的步兵正向我们走来，我们让他接近。突然有一个我们敬爱的同志喊道：‘弟兄们，这是冲锋枪兵！’跳起就跑，于是大家跟着他跑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不是早就知道德寇步兵中有许多冲锋枪兵吗。不，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冲锋枪兵，而在于张惶失措分子的声音使人神经受了影响。
恐惧畏缩是游击队员最凶恶的敌人。至于说到小心谨慎……小心谨慎起着别的作用，它是恐惧畏缩的姐妹，可是很狡猾，它一切都可以理解、可以辩护，逐渐地使游击队员变成胆小鬼。
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指挥员给了任务，游击队员去了，并且看到，很困难，又很危险。这时他已经不是在走而是在爬了，这是对的，应该爬。但是总有时候得站起来啊。单爬是不中用的。而他抬不起头来，好像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把他的头压在地上。他心里可原谅地把它说成小心谨慎，而这种小心谨慎早已成长为恐惧畏缩了。这种游击队员回来就报告：‘指挥员同志，任务完成不了。’并且把一切都那样详细地解释了，使人只有为他的小心谨慎而夸奖一番。而目的呢？目的可没有达到。小心谨慎变成了目的。
所以我们有一条游击队的法则：出去完成任务，你的生命、智慧、心灵、思想、武器，一切都是为了目的。应该以智慧、以计算来行动，甚至也可以施用小心谨慎而完成任务！
从这儿出发，我来谈谈自己发生的事情。也是和其他人一样，谈谈我个人经历的头几天的情形。你们的头几天是在老同志们中间过的，我们那时可没有老同志，指挥员们也都没有游击经验。
一九四一年九月里，有一次波布特连科说：有一座德寇在开工的磨坊，应该把它炸掉，不让敌人磨粮食。他给我的任务是：‘你考虑考虑，给自己选一个小组吧。’彼齐卡·罗曼诺夫、瓦尼亚·波列舒克和我三个人一起出发了。彼齐卡假扮了农学家，瓦尼亚扮成了农民，戴着便帽，而我冒充是人教师：我经常这样去侦察。大车上放着一袋黑麦和一袋大麦，又拿了一束导火线，一些炸药，还有一支冲锋枪。我们把这一切都藏在大车里。
从森林里驶出去，刚到林边，马溜了。我从来没有套过马，我的伙伴们也没有套过。瓦尼亚想跑回营地去。幸亏我们的哨所里有位集体农庄庄员出身的同志，给我们把马套上了。我们也练习了卸下几次，套上几次，然后才出发。
我们来到了阿列克桑德罗夫卡，已是黄昏时分，应该找个过夜的地方。请求了一位女农民，她有个女儿。我们在那里过了一宵。早晨开始套马，套不上。她的女儿嘲笑我们，却给我们把马套上了。
这个时候，老年的女主人问道：‘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呀？’
‘到磨坊去。’
‘唉，你们哪！怎的什么都不会做呢。怎的你们三个人却带着两个袋子呢！’
‘这只是我的袋子，我是教员；这只是彼齐卡的袋子，而这位是我们的赶车的。’
她带着笑问：‘为什么三个人去磨两袋子粮食呢？’
她教我们学会了先见之明。我们理解到很容易被人识破。女主人很好，她丈夫在前线。我们请求她再给我们一只袋子，把粮食分成了三份。
我们带着三只袋子继续前进，下午五点钟，到了区中心米纳。我已经到这里来侦察过。我在想：‘万一有人看出我们呢？’我们停好马车，自己走进了磨坊。门口有一个德国兵，另一个在机器房里。可是不需要通行证，准许进出。我们很有兴趣把机器房炸毁。这座两层楼的、辗压式的磨坊在给德寇机关做粮食加工。但也给农民磨面，每普特扣付四公斤，外加一个鸡蛋。
我们走进磨坊，闻了闻面粉，在脸上沾着点儿，特别是瓦尼亚，满脸都粘满了面粉。我走进机器房去，那里有两个德国人在工作，一看到我，他俩就讲了些什么。我从口袋里取出一大块面包来咬嚼，好像没有注意到他们。
机器房是可以进去的，但如果给爆炸了，回头就走不出来啦。只有一个办法——把炸药放在口袋里同归于尽。
我走到自己弟兄们跟前说：‘如果要炸磨坊，那就只有牺牲。’
他们没做声，在打主意，已经有人在疑心我们了。从磨坊院子里有个人直接对我们指指点点。
我决定：‘同志们，我们要逃开！’
我们乘车走开了大约六百公尺，路旁有一带小树林，听到有人追来，就拐进林子里去了。听到追得更近了，我们把冲锋枪端在手里，手榴弹放在口袋里，撇下了马匹就跑。
他们对马匹不感兴趣，开始对我们射击。而马什卡这匹马平安无事地自顾自走。这时天色已经转黑，并且下起雨来。我们大概已经跑了一公里。射击停止了。马什卡怎样了？我们跳上大路，伏在路基边的沟里。真见鬼，马什卡在走呢。它在树林子里拖车不方便，就走上了村道。我们一看，什么人也没有，就坐着马什卡的车子走了。
虽然跑脱了跟踪的，可是这样任务却没有完成。你们要知道，用最恶劣的话来咒骂自己，这是多么难受！但这样也不轻松啊。我们想：怎么办呢？
我们在查巴罗夫卡村问：‘这里到铁路远不远？’原来只有三公里。有了个主意！到铁路上去——不管怎样要带着成果回去。
离桥梁大约三十公尺的地方，有一座砖头造的大岗棚。那里有警卫队，后来我们知道是十八个人。靠近桥梁的两边有两个木头的亭子，里面有哨兵。他们每过两小时换一次班。桥梁又高有大，假如能把它炸毁，一切往来就断绝了。
为了要看清楚一切，我们向桥梁爬得更近一些。手掌和膝盖都给泥土弄得黑黑的。洗了洗手，准备了几根木棍，以便使炸药固定在桥身上。雨下得愈来愈大了。马在草地上走着。我们把车子放在小树底下……时光在行进着，等到天色一片漆黑，雨还是不停。我们虽然湿透了，可是下雨甚至对我们更有利——天色更黑暗。
我们开始准备炸药。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来了一些挖马铃薯的姑娘。
我们走近去，姑娘们问道：‘你们不想和我们认识认识吗？’
‘不，干么呀。我们是修建工作队，要修理这座桥梁。’
我们开始帮姑娘们的忙。雨停了。我们燃起了一堆篝火，烤些马铃薯来吃。这里离桥大约一公里，而我们应该好好知道一下钢梁形式是怎样的。我们没有好多炸药，应该爆破接联的部分。所以要使炸药紧贴着适当的结合处——那时爆炸力会更强烈。
这样我们就爬去了。那里是一带高高的土墩。应该在哨兵的鼻子底下溜过去，然后比软体虫更没有声息地用膝盖顺着桥梁爬去。
使任务发生困难的原因是在桥梁上不能擦火柴，应该用烟卷儿来点导火线。而桥梁是长长的，烟卷儿会烧尽。我们三个全准备好手卷烟。一个人抽完了，就让另一个人接着火，然后给第三个人。可是黄花烟是那么坏，是大粒子的，走动的时候，就从卷儿里散出来。抽起来也非常不方便——两手不得空，不可能休息休息，你很容易咳嗽起来。
终于爬到了桥中心。我跪在桥梁的边沿上，连身子也悬空在水面上了。摸索着把炸药绑在桥梁上大铆钉最多的地方。弟兄们卫护着我，并且轮流抽着烟。
我把炸药绑定，安上雷管，从弟兄手里拿烟卷儿把导火线点着了，命令他们：‘好了，走吧！’
弟兄们往回爬，我想要起身……却起不来，支不起腿来，在该死的钢板上麻木了。我被工作吸引得没有感觉到这点。这样的情况可真糟！弟兄们已经爬远了，不能叫他们回来。牺牲吧，就一个人牺牲好了。这样的一幕苦恼的景象。你们要知道，当想到要同这个地雷、这座桥梁一块儿炸毁的时候，神经系统是怎样在起作用啊！
如果把导火线和雷管拉开——就不会爆炸了，但那时全部的劳动就白费了。不，我竭力设法站起身来，或者哪怕是这样爬着走也行。我用全力来摩擦两条腿，没有工夫想到导火线。腿儿慢慢地开始动得了，我撑起身来，接着脚也能走了。我站起就跑，只觉得一会儿就要爆炸。我膝盖发抖，可是仍然跑着。觉得终于到了桥头。脑袋向下，顺着土墩翻下去。我刚滚下，那里就炸开了，气浪把我冲倒了。
四周又打枪，又放火箭。我们跑了大约八百公尺，没有去找马。
走着走着，过了三、四个小时才在一个小农庄里停下来。
我们敲了敲门，出来了一个老太婆。真是位再好不过的老太婆。
我们松了口气，吃了顿饭，问道：‘怎么样？’
‘现在开始爆炸了，夜里爆炸得真厉害——炉子都震动了。’
她说的时候看来是那么骄傲，好像在说：‘可要记住我们哪！’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奖励。我们很高兴地听了老太婆的话。我们象跟亲人一样跟她告别了，虽说她当然无法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她只能猜到我们是谁。
青年的游击队员同志们，我对你们讲的是我死亡之中的一次。而我有过二十二次死亡。我自己所觉察到的是这些，而我脑袋的四周又有多少子弹在乱窜啊！
从这里可以作出怎么样的结论呢？作为年青的小伙子，你们当然可能不知道革命以前劳动人民的歌曲。有一首歌词是这样开始的：同志们，勇敢地齐步走！在战报中振作精神！这是两句很正确的歌词。我们正是在勇敢的战斗中坚强起来的。我们变得越坚强，死亡就越难了结我们；不论是偶然的死亡，或者特意给我们预定的死亡。这是我的生活经验和游击斗争教导我的。
还有另一个结论。这里有我们很多青年同志在学习怎样悄悄地接近铁道，怎样在轨道下面掘洞、安放弹药等等。但这些都是笑话，因为在这里没有真正的危险，也没有为自己生命的惊慌。我们要跟你们一起实际去袭击火车。我们要偷偷爬近，可是为了要以后站起来射击。爆破手和敷雷手的主要武器就是勇敢！而勇敢是这样的东西，在理论是很简单的，而在实际上却比随便什么技术的新东西更复杂。
我不反对机器，当我们的社会主义机器是为了人民的时候。但是当所有的机器只是敌人的、当从树背后看到火车在胜利地咝咝发响，运送着对付我们军队和苏联人民的子弹或者残暴万分的法西斯匪徒，在这种情况下，我宁可自己躺在那里，只要能阻挡它、消灭它！
你们中间有几个人不久就要和我一起到铁道上去了。我们会带着小箱的炸药。可是要知道：打从我刚才对你们讲过的第一次事件开始，我一次也没有把炸药带回营地里来。你们要记住这件事。我们也带着小心谨慎，但就是小心谨慎也只能领着我们向前去完成目的。达到了目的，完成了任务，那时我们才是人，那时我们才会唱着凯歌回家！”
大家很注意、很尊重地倾听着巴利茨基的讲话。当他结束时，大家都沉思起来。接着请谢明·吉洪诺夫斯基演奏手风琴。他没有推却。他是劳动组合里的人，好打诨，很快乐，从来也不推却什么。虽然他属于经济工作队，但在战斗中不仅从事收集战利品。
他立刻拉起了俄罗斯舞曲，开始叫人出来跳舞：“喂，姑娘们，小伙子们，谁来跳……嗨，如果我不爱惜靴子的话，我自己也来跳了。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给您拉个波尔卡舞曲吧……”
但是大家没有跳舞的情绪。谢明明白了这一点，把手风琴放在一边。
“我也可以来讲个故事吗？”
“请呀，请呀，谢明·米哈依洛维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