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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可以来讲个故事吗？”
“请呀，请呀，谢明·米哈依洛维奇！”
“那么我就给你们讲一讲。这个故事和巴利茨基讲的似乎是没有联系的。也许有联系吧？”他带着那种冲动的样子，那样狡猾地向巴利茨基那面瞅了一眼，使得大家都笑起来了，而巴利茨基本人却指着他威胁道：“你别过分厉害地批评我这方面啊。谢明，你得记住！”
谢明把手一挥就开腔道：“这里的小伙子们谈过形形色色的事儿了。只是没有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鬼’这个问题。有没有鬼呢？有些人会说，这个问题不迫切。那么我来对你们讲个寓言吧。
有一天傍晚，我躺在我们司令部附近帐篷附近的干草上。我闭着一只眼睛在睡觉，而另一只眼睛却按照没有明文规定的游击定的规章在瞧着四周。我的一只眼睛看到，从星星那一边，从天上走近来一个又象是穿着皮袄的看守人，又象是在圣诞前夜化装得象个教会执事似的三岁小牛。那个人影儿向着我一路直奔过来，正好落在我的头边，蹲着开始盘问，简直象在填写登记表：‘您是吉洪诺夫斯基吗？……是从科留可夫卡来的谢明·米哈依洛维奇·吉洪诺夫斯基吗？……在民警局里服务过吗？’
我在想：噢，这是怎么回事，从空中来的，也不亮亮身份证，哪儿来这么一个检查员。我想把小伙子们叫来，但是舌头好像是长长了。这个蓬头的家伙笑了。他说：‘我是鬼。现在我使您，吉洪诺夫斯基公民，陷于这样的状态之下，一直到我们谈妥为止。’
‘可是我不相信您这个鬼。鬼也好，神也好，天使也好，我都不相信！’
那鬼呢，紧凑着我的耳朵边，呼着热气，开始说这样的话：‘谢明，我是被派遣到您这儿来的，有任务要了解三个问题。由于希特勒是我们魔王的老弟，所以他，也就是说魔王，对希特勒的军队展开战术上的成就自得其乐。而你们游击队员在这方面很妨害他。你们不穿制服，鬼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过不了一个月，你们的人便越来越多。这样一来就产生了第一个问题：你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往下听。另一个问题（这时鬼就把手伸进自己的毛皮的什么地方，摸出一张纸来核对一下）：什么是游击队的大胆精神，怎样和它战斗？而第三个问题（鬼又看了看自己的那张纸）：你们游击队在追求什么，你们认为什么是幸福？谢明？您回答了我这三个问题，就可以要求随便什么奖赏。’
我想：‘嘿，你这个该死的间谍。难道你真的认为我会回答你的这些问题吗？你就是来剐我、烙我，我也一句话都不会对你说的。你根本就不是鬼，而是敌人侦察队的新利器！’我是这样在想，而脑海里违反着自己的意志在回答他的问题。舌头一动也没动，而只是在默想。
‘我们是从民间来的，靠人民的觉悟性。而我们的人员逐月在增加，是因为我们的觉悟性在增长，还有党在组织我们。并且象你们一样，也在靠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们在扩大部队。’
我是这样在想。可是没有做声。鬼用绿眼睛——象收音机的电眼一样——瞪着我，并且催促我道：‘您说呀，您说呀！’我却什么也没有说，而只是自己在想。
又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游击队员的大胆精神。我在想，这是人民的苦恼，儿童和妇女们的痛苦。鬼看着我，我看他的眼角越来越窄了，就象刚刚收到一个想听的新的广播电台，‘说吧，说吧，’他推推我的腰眼儿说。‘我什么也不给你讲’，我喊道，而鬼又打起噎来了。
我的念头已经在想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游击队员们在追求什么，认为什么是幸福的问题。
‘我们在追求什么，这很清楚：是从法西斯资产阶级的压迫、侵略、剥削中，从对劳动人民的一切暴力中追求自由。而在获得了这些以后，将会继续斗争到共产主义完全胜利为止。这将是劳动人民的幸福，也就是我们每一个游击队员的幸福。’
我一瞧——那个鬼的眼角睁圆到一百八十度，这表示着：他失去了无线电台，并且再也听不到、懂不得什么了。
‘嗐，你呀，谢明，’他说，‘把三个问题都给我答复了，只是我不知道怎样把这些答复报告给我们的鬼司令部。’
‘我什么也没有说呀，你扯谎！’
他苦笑了以下，并且摆了摆蹄子。
‘谢明，你不懂我们的技术。我不需要你的声音就这样一切都听到了。不过你的答复根本不是秘密，对我们的司令部也不会有帮助。”
这时我就想：’真的，我泄漏了什么样的秘密啊！叫这些鬼种知道游击军是不可战胜的！
鬼在继续说话：‘虽然你的答复对我没有用处，也不会使我们的魔王高兴，你却已诚实地完成了任务，可以要求奖赏了。你要不要——从这堆干草上起来时，在你胸脯上会有一枚苏联英雄的金星在放光呢？’
他这样诱惑我。
这引起了我这样的感觉：‘嗳，真好！我站起来的时候，小伙子们都会跑来，而我在他们面前，趾高气扬地走过去，并不次于巴利茨基。但又想，虽然小伙子们会得聚集在我的近旁，可是立刻就会开始讥笑我：‘谢明，你从哪里弄到这颗小金星呀？你使十二列军车出了轨吗？’
鬼看透了我的心思，就说：‘这是真的，给你一个英雄的称号，只能给人家笑。那么给你一枚勋章怎么样？’
‘不，’我答道，‘未立寸功，什么样的勋章我都不要。如果我有所建树，我的统帅部和苏联政府不会拒绝给我勋章的。’
‘那么您到底要什么东西，由于您所透露的消息，给您什么奖赏呢？’
‘你的什么东西我都不要，滚吧！’
那么狡猾的微笑把鬼的嘴角拉到了耳朵边，他小声说：‘我给你一个不注目的奖赏。谁也不会知道，但这个奖赏对你是精神上的，就象给机器加油一样……你听，谢明，我给你这样的奖赏：从今以后，大家只会夸奖你，首长也好，同志们也好，谁也不会骂你，谁也不会坏你的名誉，而且你会一直到死从批评与自我批评当中解放出来。你的生活会得那么平静和温暖，使大家看到你就会高兴地微笑。’
这时我沉思了。‘坏吗？我高兴，对别人也没有损耗。无论我做什么，都做得很好。清醒了也好，喝醉了也好，回家迟了也好，妻子总是笑颜相迎。同志们对我都很亲切。嗨，这种生活多好啊！’
我刚这么想，鬼已经猜到了：‘得了，就照你的办！’他跳起来就要飞走。
在这最后的一刹那，我就抓住了他的蹄子，用全力握住了它，喊道：‘把我的愿望还给我！你这个恶鬼，我什么都不要你的！’我摇动它，摇动得我手都发疼。为啥呢？亲爱的同志们，因为我忽然清醒过来，觉得突然过着这样安静的生活是可怕的。如果没有人骂我，没有人批评我，那时我怎么知道做得对不对，使人民乐意，还是根本相反呢？如果只是夸奖我、抚慰我，我就会变成虽然经常微笑，却是任人摆弄的洋娃娃。这个鬼真狡猾，他想夺去我最紧要的生命力——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在要求：‘把我的愿望还给我！还给我！你这个坏蛋，还给我，要不你就要倒霉！’我继续摇动着鬼的蹄子……
由于叫喊，我醒了过来：‘怎么啦，谢明，你疯了！’
我睁开眼睛一看，指挥员站在那里呢。他说：‘你摇动帐篷干么？你想把它推倒在我们头上吗？’
原来我是抓住了帐篷的柱子在使劲地摇动呢。从梦中醒来，我什么也不明白。当我清醒以后，想要讲一讲被派来的鬼，可是没有敢说出来。不管怎样，他总是个指挥员。他会说：‘谢明，你怎么的，共产党员做这样的恶梦吗？！’
他在骂我，而他也在揍我：‘你怎么喝醉了？你怎么跑到这儿来睡了？……你知道，这些干草是给亚当预备的。它已经叫你整整一个钟头，却没有叫得醒你！’
的确，亚当这匹马就站在我跟前，并且叫得活象那个鬼。
指挥员在责骂我，而我呢，认为他在给我饼吃。我在高兴。这就是说，我把自己的愿望从鬼那里夺回来了……
这就是要对你们讲的整个寓言！你听到了吗，巴利茨基！我没有谈到你吧，对不对？这就好了。谁喜欢这个批评呀？它又不是个大姑娘，能爱她。只是，要是严肃地来讲，没有它的确是活不成的！”
讲到这里，谢明便结束了，不知怎的甚至皱起了眉头。
大家望着巴利茨基笑了一会儿。他也紧张地微微一笑。然后刚要向篝火旁边迈一步，甚至深深地呼了一口气，好像要讲什么似的；可是他把手一挥，走开到昏暗中去了。
由于巴利茨基的发言，在我们这里留下了不愉快的渣滓。看样子他是号召人们做好事：赞扬着对死亡的蔑视，赞扬着无限的勇敢；但他是不是过分依赖了幸运呢？
吉洪诺夫斯基正确地看到了巴利茨基的一些自尊自大、不爱批评的性格。看来，他心里正在成长着一种对指挥部暗暗不满的情绪。固然，它暂时只表现在企图走开，变成独立自主的……
我很不愿意放走巴利茨基。他毕竟是个最有经验、最勇敢的敷雷手，并且是个真正的游击队指挥员。
“看吧，时间会证明一切的，”我想了想……
捷米扬·谢尔盖耶维奇在我们联队里住了好几天，没有一个中队甚至分队他没有去过。他跟侦察员们作过长谈，参加过我们的炮手和迫击炮手们的射击训练，出席过党、团的会议，爆破工作也使他很感兴趣。有一次，他详细询问过伏拉季斯拉夫·克洛科夫至少一个半小时，询问怎样安置地雷，怎样卫护战士们掩护爆破手们，怎样实行接近目标。谈话过后，捷米扬又请求把这一切表演给他看看。米沙·格拉索克和帕伏洛夫带着一小队青年战士在我们的‘儿童铁路’（我们这样称呼演习用的窄轨铁路）上把全部破坏工作的情景都表演了一下。
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认识捷米扬同志。我想，对大多数普通的游击队员来说，在他们当中有位党中央的书记已不是个秘密。但是在公共场合中，在老百姓中间，对柯罗特琴科同志只称为‘捷米扬同志’。
在这儿出席乌克兰共产党（布）地下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同联队指挥人员的联系会议已经筹备好了。
后来还没有过这样集中的游击力量。下面我们来概括地列举一下会议期间驻扎在这个地方的游击连队和支队。
联队有：柯夫帕克、费多罗夫、萨布罗夫、别格马、舒什帕诺夫、马里克；独立支队有：科如哈里、米尔科夫斯基。此外还有几个当地的白俄罗斯支队。他们虽然没有参加我们的会议，但是如果有大规模的战斗，当然会和我们一块儿行动的。
可以说，不用夸大，集中的游击队员决不少于两万两千人。如果德寇想要粉碎我们的力量，那就得召来几个师团。可是，他们曾经好多次调过三、五个师团来消灭游击队。读者已经知道，他们从这里得到了什么后果。
我和德鲁日宁很不安心——我们能不能完全完成捷米扬·谢尔盖耶维奇所给予的任务：侦察并且总结一下有关德寇农业经济‘政策’的一切材料。在渡过德涅泊河以前，还在我们切尔尼多夫的地区时，我们有系统地收集过关于农民生活的情报。但是在自己寄给乌克兰司令部的汇报里，我们很少把这些情报列如——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总结。只有一个结论，我们是完全清楚的：早在一九四二年末，侵略者在经济的、首先是在农业的战线上，遭到了全盘的失败。许多集体农庄，就象我已经描写过的一样，被保留下来了，把它们叫做‘公社’。占领当局认为从这些公社的集体农庄里，会比从分散的小型农庄里更容易‘抽税’，这就是他们保留集体农庄公社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借助于赋税和形形色色的苛捐杂税，他们搜刮了落到公社的仓库里的一切东西。
新兴的富农和乌克兰地主们的情况稍微好一些。这是早已失掉阶级性的蛮族，是些对管理丧失了鉴别力、与土地疏远了的人。种子是他们在一九四二年春天从德寇仓库里赊购来的。但他们所以等待着改换政权，并不是为了自己来工作，自己来耕地播种。到哪里去找雇农？到哪里去弄马匹或者拖拉机？到哪里去拿犁耙和其他农具？仍要依靠本来就被战争破坏了的集体农庄。而集体农庄又从农产管理部长那里接到了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