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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老四倒有点不好意思，说：“不喝，不喝，我喝过了。”
四斤儿将酒杯塞到他的手上：“你是什么酒量我还不知道，你品品，我这大曲怎么样？”
曹老四一副盛情难却的样子，接过酒杯，先是浅浅地抿了一口，在嘴里细细品味着，接着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说：“这酒还可以，还能喝，还能喝。”其实，曹老四是真正的嗜酒，除了特别差的红薯干酒，他说喝了头痛，其他的酒他根本品不出好坏。
喝完酒，他好像忘了到四斤儿家是来干什么的，对四斤儿说：“你慢慢喝，你慢慢喝，我到后院去看看我的车胎气够不够，明天还要起早。”
曹老四喝得再多，有一件事是不会忘记的，那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一定要到后院检查一下他的板车车胎。拉板车的，最怕爆胎，也怕车胎跑慢气，哪怕是一颗小石子，一枚圆钉或一根大头针，把车胎扎了一个细小的孔，车胎就会一丝一丝地跑气，一夜下来，车胎就瘪了，所以每天都要检查，用手按按车胎，用口水试试气门嘴漏不漏气。车胎一定要在晚上睡觉前检查好，如果到第二天早上再检查，就耽误了一天的工作。有时候，曹老四实在喝多了，翠兰就要去帮他检查一下，反正每天这件事不能省。
曹老四一摇一摇地往后院走，穿过三进的厅堂，再穿过雨廊和通往后院的小巷，就进入了后院。他走到放板车的地方，正弯腰想检查气门嘴，突然板车动了起来，喝得有点多的曹老四大叫：“谁？谁呀？出鬼了啦？”有一个黑影正在推他的大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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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把曹老四吓了一跳的，是住在后院的赵大队长。他说曹老四的大板车挡道，他要把它移动移动。后院除了曹老四的板车，还有孙拽子家的两部板车，几乎把整个后院都占满了，放不好就会挡道。
后院就是齐府的后花园，因为市商业局的办公大楼占用了后花园的一大半，剩下的就不大了。
听到黑影说话，曹老四才知道是赵大队长。他检查了板车的气门嘴，就往家走，一进门就对翠兰说：“操，这山东侉子吓我一跳，还以为遇上鬼了呢。”说着就上了床。
翠兰听他说鬼，紧张地问：“遇上什么鬼了？啊，遇上什么鬼了？”
曹老四迷迷糊糊地说：“没——事，是山东侉子。”
“山东侉子？”翠兰还没弄清楚曹老四说的是什么，曹老四已经鼾声不断了。
宜市地处长江以北，但这里的人都以南方人自居，把北方人称为侉子。老宅里住着两个侉子，一个山东侉子，一个河南侉子，两个人是死对头，而且是革命的死对头。
山东侉子是赵大队长，大名赵铁柱。老宅里的人都称他赵大队长，这是对他的尊称。他本人并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喝了酒以后他会说：“赵铁柱，这个名字我不喜欢，爹妈起的，农村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就是希望我像铁柱一样的结实，其实就是希望我健健康康地活着。在我们北方，往天上扔一个土疙瘩，掉下来肯定会砸着一个叫铁柱的人，哪能个个都健康地活着？”赵铁柱还是喜欢人们叫他赵大队长。
赵大队长是山东胶东人，他把“人”说成“银”，比如说：“你这个银（人），不系（是）个好银（人）。”赵大队长有一副北方人的威猛，就像电影中游击队队长的样子，身材高大，腰板笔直，留着小胡子，说话时两手叉腰，给人一种随时拔枪的感觉。
赵大队长抗日战争时担任过县武工队大队长，解放初期又担任过土改工作队大队长。这两种大队长，手上都有生杀大权。他也确实杀过人，而且不止一个。
赵大队长一九三八年就参加革命了，在抗日战争中出生入死，参加过铁道游击队，后来担任了县武工队大队长。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后，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占领了很多城市，这就需要很多干部来建立新政权。于是，从老解放区和部队抽调大批干部，跟随大军南下。因此，在中国的词汇中，多了一个“南下干部”。赵大队长一九四九年四月来到宜市，住进了老宅，就没有继续南下。后来，成立军管会，建立新政权，肃清反革命等等。再后来，进行土地改革，他担任了土改工作队大队长。老宅里的人称他赵大队长，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土改”主要是农村土地改革，简单说，就是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穷苦的农民。赵大队长本身也是穷苦农民，贯彻这个政策是完全彻底的。问题在于，他在“土改”中犯了一个错误，犯的是“生活作风”错误。他“搞”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后来成了他的老婆。至于为什么会因此给他那么重的处分，一直是个谜。有人说，是因为他在老家结过婚，而且有孩子。有人就反驳说，那时多少干部都换了老婆，至今不是仍在高位？也有人说是赵大队长革命意志衰退，经不住引诱，在“土改”中搞了地主的小老婆。但大家更不信，那个让他犯错误的老婆，孩子们喊她赵姨，一直在建筑公司的施工队做泥瓦工的助手，每天往高高的脚手架上挑砖和泥。她长年累月都在露天工地上，皮肤晒得很黑，洗得发白的工作服肩膀上缀着厚厚的补丁，怎么看都像个修红旗渠的铁姑娘。惟一可疑的是，赵姨比赵大队长年轻得多，可能要差个一二十岁。
赵大队长退休前的职务仍然是个大队长，建筑公司施工大队的大队长。可当时的市长，曾经是赵大队长的副手，土改工作队的副队长。所以，赵大队长喝完酒，敢喊着市长的名字骂人。
后院原来是齐府里厨师、粗佣、水夫们住的地方。赵大队长竟住了大半辈子。他在这里生了三儿一女，建立了一个大家庭。他的岳母，以及岳母的大女儿——他的大姨子一家也和他住在一起。两家人像一家一样。
赵大队长毕竟是个老革命，老宅里没有几个人在他的眼里，只有成虎受到他的信任。这天，他穿过那一人小巷，站在巷口，冲三进扯着嗓子喊：“小成，小成，小成在家吗？”
叫了几声，没人答应，住在成虎楼下的月清伸头了，她家有一个窗户朝着后院，直对着那个一人小巷。月清说：“小成好像还没回来。赵大队长你找他有事吗？”
赵大队长嗯了一声说：“是，他回来后，你告诉他一声，让他到我家来一趟。”
月清是个好性子的女人，她说：“好，小成一回来，我就告诉他。”
赵大队长谢谢都没有说一声，转身就回去了。
他前脚走，成虎后脚就回来了。
三进二楼的楼梯紧挨着月清家的墙，月清家的墙是一层薄薄的木板，楼梯也是木楼梯，楼上的人上楼下楼，月清家都能听见。在一起住了几十年了，一听脚步声，就知道是谁。
成虎回来的时候，月清听到了脚步声，就在房间里喊了一声：“小成吗？”
成虎站在楼梯上答应：“是我。”
月清说：“后院的老赵来找你，叫你去他们家一趟。”
“哦，知道了，谢谢你。”
成虎放下包，马上就下楼了。成虎和赵家有一层特殊的关系，他和赵大队长的二儿子赵大志是同班同学，而且非常要好。赵大志在武汉大学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回家很少，总是托成虎代为照顾他们家。赵大队长一家，也把成虎当做自家人，赵大志的弟弟都喊成虎“三哥”，因为成虎比二哥赵大志的生日小。
赵大队长的大姨子，也就是赵姨的姐姐正在后院收衣服，远远地看见成虎，就问：“是小成吗？”
成虎答应了一声：“大姨，是我。”
大姨说：“小成，我问你一件事，来，到我家坐一会儿。”说着，就把成虎往家里拉。
这时，赵大队长听见成虎来了，就喊了一声：“小成来了？”
大姨和赵大队长住对门，赵大队长一家住在东面，大姨一家住西边，中间是通后门的过道。
大姨把成虎拉到家里，问：“小成，你是记者，消息灵通，这老宅拆迁的事，怎么一直没有动静呢？”
成虎说：“据我所知，现在还在规划之中，规划一定，就要调查摸底，然后和原住户谈判，谈判好了才能拆迁啦。”
大姨说：“哎哟，早点拆吧，这房子一天都住不下去了。”
成虎说：“恐怕不会那么快，牵扯到这么多住户呀。”
大姨又问：“小成啦，像我们家和老赵家，能分几套房呢？不会把我们算成一家吧？”
这是大姨的一块心病。她二妹和赵大队长结婚后，她们全家都跟着住到老宅的后院来了，所谓全家也只有姐妹两人和她们的母亲。直到现在，在房管所的登记上，只有赵铁柱一个人的名字，而没有大姨和大姨夫的名字。所以她一直担心拆迁后只还给他们一套房。
大姨说：“唉，老太太死后，我们就是两家人啦。老赵家三儿一女，全都成人了，房子怎么还不够住，不会把我们和他们家算成一家吧？”
成虎抬头看见墙上挂着大姨的母亲、赵大队长岳母的照片，这位老太太善良一生，却没有善终。大姨的话，他都没听见。
赵大队长与他的岳母年龄相差无几。“文革”中，赵大队长受到冲击。赵大队长所在的建筑公司，是造反派闹得最厉害的单位。有一天成虎上街，看到建筑公司的造反派把公司里所有的“走资派”都押在大卡车上游街。每一个人胸前都挂着一个大牌子，牌子上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罪行，名字上还用红笔重重打了叉。
成虎看见赵大队长也在车上，他胸前的牌子上写着“道德败坏的赵铁柱”。在成虎的心目中，赵大队长可是一个英雄人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的老革命老八路。
成虎小时候喜欢听两个人讲故事，一是听曹老三讲武侠故事，一是听赵大队长讲战斗故事。曹老三讲的是武侠书上的，是别人的故事，赵大队长讲的则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更吸引成虎。夏天乘凉的时候，成虎看到赵大队长身上有好几个伤疤，印象最深的是他右腰上的枪眼，从前面打进去，从后面穿出来，一前一后两个圆圆的紫色疤痕。成虎还看见过他的军功章，有十多块。他对赵大队长充满着崇敬。就是像赵大队长这样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今天的新中国。今天，怎么会把他们五花大绑着游街？
游街的车开得很慢，成虎一路小跑地跟着，眼睛直直地盯着赵大队长。尽管成虎那时才十来岁，可无论赵大队长胸前的牌子上写着什么，无论高音喇叭里怎样控诉他的罪行，成虎根本就不信。他一直就这样跟着，赵大队长看到了成虎，又无奈地把头垂得更低，汗水一滴一滴地掉下来。成虎难过得直想哭。
可给成虎更大的冲击是游行结束以后。成虎跟着卡车进了建筑公司的院子。他看到了揭发赵大队长的大字报，感觉一股鲜血直冲到头上，人都有点蒙了。
大字报上说，赵大队长和他的岳母胡搞，最后又娶了人家的女儿。后来造反派还把大字报贴到了赵大队长家的窗下。赵大队长的岳母，这位六十来岁的老人无法自辩，她用自己的方法处理了这件事。
那天早上，她给家人烧好了早饭，脱下身上那件半旧的棉袄，盖在熟睡的小外孙身上，走出后门，撕光了墙上的大字报，扔进后街的公共厕所，然后在厕所里上吊了。这是成虎第一次真真切切地看到一个人的死。他陪着赵大志给外婆送葬的时候，大志怀里抱着那件旧棉袄，他要给外婆穿上，他说外婆上路的时候太冷。大志一路凄惨地喊着外婆，在坟地久久地跪着不起来，成虎也一直陪着跪着，泪流不止。
老奶奶死后不久，赵大队长就被放了回来。他那原先黑黑的小胡子全部变成灰白色的了，像挂在嘴唇上的一串鼻涕。
一九八八年，赵大队长早已落实了政策。听说后来还补了他在“文革”中被停的工资，待遇上也有很大的改变，但没有给他解决新房子，他们一家，或者说两家仍然住在老宅里。赵大志那善良的外婆，如今只留下一张照片挂在家中的墙上，而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是挂在大姨家里。
成虎看着老奶奶的照片，心里感慨万千。
这时，赵大队长走了进来，他要问成虎的和他大姨子一样，也是拆迁的问题。
老宅里还有一个河南侉子，叫孙拽子，住在后花园旁由过道改成的屋子里。孙拽子早先是个国民党军官，跟共产党打仗时掉了一只胳臂，后来成了历史反革命，坐了十几年牢。刑满释放后，又回到老宅，在搬运公司拉板车，每天在赵大队长家门口来来往往。
早先，赵大队长看到孙拽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