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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我是偶然从父母的一些感叹里，隐约的知道一点幺叔的旧事的。而且随着运动风暴的冲击，也逐渐能够感受那种作为地主子女的原罪。
一天，我幼稚的问幺叔――乡下的生活比你过去要苦多了吧？幺叔缓缓咽下一口苦茶，仿佛自言自语的说道――人一辈子，原无所谓富贵贫贱，怎么样过，都是活法不同而已，但苦乐却是基本一样的。生老病死，人皆同苦。――他沉吟片刻，又指着面前的田畦溪流和远处的青山白云，继续说道――我在这些自然的世界里，快乐并没有减少。尽管我在你这样的年龄时，曾经享受过一些荣华富贵，但是现在这样的日子，却也别有滋味。人生在世，许多变故是不由自主的，但若时时随遇而安，都能做到知足长乐啊。
我当时也许并不足以理解他所感悟的真谛，但那一刻的画面却深深的植根于我的心中了。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见远村的炊烟渐起，又袅袅散入暮霭之中，一如人世的一切功名利禄，都这样转瞬云烟。归鸦背日，倦鸟投林，一头耕罢的老牛，旁若无人的在田埂上啃吃野草――多么简单的生存啊，在向晚的风中，竹叶飘潇于地，浑如一幅随心所欲的书法，在记录着那些亘古不变的道理。
在我沉浸在他的高尚趣味而混沌欲开之时，他忽然又苦笑回头对我说――当然，你还小，还不必要在意我说的这些。我这是一种甘居平庸的活法，你还是要做个有理想的人，还是要争取出类拔萃。
但是，他已经为我隐约打开了人生的另一门径，似乎再也难以合拢了。若干年过去之后，我才明白，正是这一次无意中的讨论，使我从此根深蒂固的染上了一种莫名的颓废情绪；在面对一些事功的选择时，总是抱持着一些古旧的态度，因而也总是显得与世相违。
九
回头我必须要说说他三哥的故事――一个太戏剧的家庭，一个世纪中国的悲欢缩影。
他的三哥的名字，我至今仍然不知道是否解密，于是只好姑隐其名。他的三哥早在燕京大学的时候，就离奇的叛逆了他们的家世，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至于以后他怎样利用他大哥和子侄的社会关系，从事着无间道的使命，这，肯定不是晚辈的我们所清楚的惊险故事。
1949年国军败退即将撤往台湾之际，三哥的公开身份是国军的一个上校，他唯一的单线上级命令他随军前往台湾，作为共军的特工计划长期潜伏，配合攻打台湾。
尽管一个特殊组织有他极为严格的纪律，但是任何个人都会在剧变的历史面前考虑自身前途和命运。我们永远无法确知三哥在临上船的那一刻究竟是怎样考虑的了，也许是担心一去难返，也许是害怕身份暴露，也许是想享受打下江山的胜绩，总之，他在那一刻，竟然自作主张的选择了退却。但是他在战乱中无法联系上他的上级，只好自顾自的脱下军服，私自开溜跑回了利川。他也许只想等待天下底定后，再出来找到组织，作为功臣效命新政。
但是，历史真是一个巨大的玩笑。他很快被解放利川的共军当作国军的逃亡军官抓获，相传要判处死刑。这个高材生在临刑之际，袒露了自己的秘密身份，并要求政府去寻找他的上级某某证实。好在那时此类现象很多，利川政府还是慎重的通过中央找到了那位仍然领导隐秘战线的上级，那个上级一听三哥违令没去台湾，不禁大怒，总算还念旧日私情，通知地方刀下留人，但要作为自动退党人员处理。
可怜这个老地下党员，精通几国语言的高级特工，就被安置在利川县城的红星餐馆，开始了他烧锅炉的生涯。1977年恢复高考时，利川外语教师缺乏，民间才想起这个燕京大学的高材生，纷纷把他请来帮忙辅导孩子，而我也曾是他短暂的私淑弟子。
他到底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知道各种****的消息，他立马开始了他的秘密上诉。所幸他的老上级还劫后余生，在经历了各种极左运动折磨之后，也开始理解了他当年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侄儿――原重庆号的舰长牟秉钊――那时正好当上了台湾海军的总司令。大陆的统战工作开始恢复，国家终于想起了这个奇人，立刻来人把他安排到了香港。
他有两个儿子，应他之求，国家同意带走一个，于是他的长子至今仍然留在利川。但是台胞和港侨的身份，已经足以改变三哥一家的全部政治经济生活了。
幺叔三哥的传奇，我也只能讲到这里为止。
十
80年代中期，我在县委宣传部奉命下乡，终于回到阔别许久的汪营。
我在变迁的坊肆之间，寻找我童年的老屋，我看见我家那临街的木壁被拆开成了一个柜台，里面赫然坐着我久违了的幺叔。
幺叔并未重操旧业，而是零售着乡村社会必须的针头线脑肥皂火纸，生意清淡得恍如隔壁的花圈铺。幺叔拉我进去喝茶，他说终于落实政策，将这栋祖宅发还给了他。我在那些烟熏火燎的墙壁上，还能依稀发现我童年的手迹和贴糊的报纸。
那时，幺娘已经谢世；艺华哥举家去了宜昌，亚华姐在平原，只有幺叔像个孤老，还在这个他经历喜怒悲欢和爱恨情仇的小镇，平静的生活着。
他依旧家无长物，衣饰朴素而整洁。他拿出许多家族照片给我看，都是他三哥转来的。其中有侄儿牟秉钊以及他的孩子们，在加拿大和台湾的豪华别墅前的许多合影。我看着那些依旧荣华富贵器宇轩昂的人们，再转顾落寞清贫的幺叔，怎么也无法想象这是同一个家族的传人。
牟司令给他的信，仍然恭敬的称呼幺爸。两岸的隔离和沧桑，对幺叔而言，又岂止是恍同隔世。幺叔平淡的说，他现在衣食无忧，也无须他们的资助，只是喜欢看看那些侄孙的照片，看看牟家熬过一个世纪之后，依旧没有衰落，内心就非常幸福了。他还指着那老屋说，都快朽了，梁柱都被蛀空了，他就要把他卖了，去和宜昌的艺华哥一起生活。
我突然看见他卧室的床头，还挂着那把我熟悉的二胡。我充满怀旧的取下在手中摩娑，但是琴弦已断，蛇皮已破，满身覆遍了时间的灰尘，再也无法发出呜咽的声音了。
薄暮时分，幺叔送我于古镇小街，默默无言的静观着这正一点一点消逝的古老街景。相去四十年的生命，相同背景下成长的少年，各怀一份感伤，揖别着那些隐痛的往事。而这，竟是我和他――一个似同血缘的幺叔――的最后一面。他最终还是离开了祖居地，死在了异乡。而汪营的牟家，再也没有高升堂的这一支人了。一个家族的荣耀与悲辛，必将风化在历史隐蔽的书缝中。
坟灯——关于外婆的回忆点滴
一
我似乎活到1983年才真正认识到什么叫做死亡。那年我21岁。
在那个秋天，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外婆――也是一生给我影响巨深，爱最多的亲人，终于走完了她68年的艰难岁月，忽然离我而去了。在那之后的若干年里，我几乎仍然沉浸在那种巨大的悲痛中难以自拔。
那是在鄂西边城利川，外婆按照土家族的丧礼备极哀荣，在孝歌唢呐的颂唱里被埋进了一中背后的关山。风水师将她的坟头调向东北，在迢递山河之外是江汉平原，那里有她的故乡――她再也无法活着回去了。
那时土家的丧俗还保留着古老的礼仪，在入土后的七七四十九天里，每到黄昏，亲人要到坟前送灯――意在为逝者照亮那漫长的冥路。那是怎样一条黑暗的甬道，其尽头究竟是什么样的世界，我至今仍无从知道。父母是所谓干部，刚获“解放”未久，还不敢遵守这种隐含迷信的礼制。我担心外婆的孤独行程，遂在每个薄暮点亮灯盏，黯然行进于那墓碑林立的山道上，去为外婆送上一盏坟灯。
那时的我仍然不相信死亡是不可逆转的旅途，我独跪在坟前烧纸鸣鞭，匍匐在坟头痛哭，总想唤醒沉睡中的外婆。每次我都要将耳朵贴近新土去谛听，孩子般的幻想外婆会从棺木中传来呻吟，那我立马会用十指去刨开那些泥石，以救出我无人可以代替的至亲。
坟灯在晚风中无声摇曳，次第点燃小城的坊肆烟火。那时的小城是寂寞萧条的，我坐在半山上仿佛达到一个死亡的高度在俯瞰众生，年轻的我终究无能参透生死的奥秘。每在夜色中依依惜别外婆的孤坟时，总要频频回眸遥看那盏星火，我生怕它在我转身之际就熄灭，我需要它照亮外婆的异乡长夜，更需要它永远照亮我此后的黑暗命途。
二
外婆1913年出生于汉川县田二河镇的一个中等人家，她是长女，取名叫成凤林，家里人都唤她凤林哥。几岁时她的生母就病逝了，其父是个读书人，正忙着要东渡日本求学，就把她送到了武穴姨妈家抚养。曾外祖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修了八年法科，回国后被民国政府委为甘肃高等法院院长。外婆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受过私塾启蒙，放足较早，但脚弓则仍然是折断而弯曲的。她有过怎样孤独或者委屈的早年，于我则已不详了。我只知道在我童年时她每提起她的童年，总要老泪纵横。
外婆在23岁左右时由其父许配给了天门县干驿镇刘家的三少爷。刘家的老爷是从河南商水县长的宦途中退隐的，在干驿古镇新修了显赫的大宅。大少爷做商贸，二少爷办纺织，三少爷――我的外祖父则成了黄埔8期的士官生，他名叫刘纪律，字雪舫。四少爷是学生，后来成了地下共产党，新中国首批留学苏联的学者，现在则是国内最权威的玉米专家，博导。他叫刘纪麟，我们唤作四爹。
刘成两姓的联姻，在当初虽因长辈的同年之谊而起，却也不乏门当户对的政治因素。曾外祖将要带着续弦和儿子到塞外赴任，他想把这个缺恃无怙的爱女托付给一个可以放心的人家，却未想到在一个战乱频仍的国度，他的这一抉择竟埋下了我外婆一生悲剧的伏笔――这，大约就是命运。
外婆住进了刘家大院，一年多后生育了我的母亲，外祖父赐名为刘凌云――其中不乏一个新式军官对孩子的豪情期许。那时的刘宅除开老爷，几乎所有的男丁都在外打拼世界，阖家则都是女眷和孩子。外婆是否有过新婚的甜蜜，外祖在军阀混战中能否抽身回家眷顾，这些遥远的往事家慈一生不肯言说，我们已然无从知晓了。但外婆一生再未生育，则大抵可以想见她的全部生活多是在倚门守候，在含辛茹苦中抚大我的母亲。
三
外祖父的一生至今对我仍是一个秘密。外婆和母亲对此都三缄其口，在她们去后多年，我才从新修的刘氏族谱和一些族戚的回忆里，逐渐厘清他的大致生平。在我深陷危机的年月，虽然也有黄埔同学会的长辈来表示扶助之意，但他们并不认识我的外祖，只不过表达对一个学长的情义。
我只听说外祖曾经做过蒋介石的侍卫官，刘家悬挂过他一身戎装站在蒋公身后的合影。抗战时期他曾经是邱清泉部的参谋长，湖北光复后他大约是接收武汉的少将警备司令。1948年他被调往鄂西恩施担任最高军政长官，从巴东舍舟上岸，乘吉普经建始县鲁祖坝附近的一个峡谷时，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伏击而死。
从1927年到1945年，整个中国都是一个乱离的时代，没有一天治平。多数豪门望族都在这些政党、阶级和民族战争中毁于一旦，刘家也概莫能外。太爷去世，分灶吃饭的各房更见凋敝，外婆收不到外祖的任何汇款，只好靠捡棉花纺纱和为人缝补度日。【关于那八年的故事详见拙文《江上的母亲》】她坚信她会等回她的丈夫，她18年的坚贞相守，只为换来河清海晏后的团圆幸福。却未想到和平降临之时，带给她的却是噩耗――外祖以为妻女早已死于战乱，已经在后方新娶并有了两个儿子。母亲的大闹使外祖备受舆论攻击并为此受到党纪处分，外祖只好回来和外婆强行离婚。外婆放弃了外祖的补偿，成全了外祖的功名家庭，在按完离契指印后哭昏过去。
刘家的所有族人皆知“三嫂”的贤德令名，无不谴责三少爷的薄情寡义，但在那个时代，这一切又于事何补？被弃的外婆依然被合族挽留住在了已近废墟的刘家，她开始了她长达一生的寡居。外祖被击毙后，灵柩运回武汉，外婆竟然没有一丝怨恨地亲往扶柩而归，将外祖埋进了刘家的祖茔。她似乎始终坚守着刘家媳妇的身份，不仅侍奉着太爷最后所收的一个上房丫头――那个比她要小的名义“公婆”，我们唤作老太；还时常周济着读大学的外祖的四弟，我母亲唯一的叔叔。
四
外婆凭借她的裁缝手艺省吃俭用地供养着我的母亲在武汉读完中学，母亲回到乡下教书以分担外婆的艰辛。这一年湖北易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