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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对那个丫头出生的文盲老太素无好感，且老太在四爹家条件很好，因而坚决反对她的资助。但她总念叨三几年老太曾经借给她几斤米，救过她的命。
母亲是外婆唯一的孩子，但母女间的矛盾却在晚年愈演愈烈。首先在对外祖父的评价态度上就永难共识――母亲仇视那个遗弃她且影响她一生政治生命的父亲，外婆却用沉默甚至隐隐的怀念来对抗着母亲的攻讦。比如她偶尔在评点我时，不经意地会用这样的措辞――哎，你这点很像你外祖父。在母亲听来，其中的含义显然褒大于贬。
当我也走进社会后，外婆感到她的使命已经完成，突然开始强烈的乡愁――每次与我母亲不快时，就会说让我回平原乡下去吧。乡下只有贫穷的远亲，母亲自然不愿满足她的愿望。后来大姐要生孩子了，把外婆接到武汉去帮忙照顾，等一切料理好后，外婆就和姑婆一起跑回了汉川乡下，再也不肯出来了。姑婆比她还大，她们是发小的干姊妹，两个老人竟然都抛弃满堂儿孙，在一个村子赁屋而居，外婆又开始她的裁缝手艺来自谋两老的生路。两家的后人皆很着急，但谁也无法劝说更不能强迫她们回城。
我们只知道担心老人的艰苦和无助，并害怕别人指斥我们的不孝，当时却很难理解老人的内心真实需要。所有亲人都知道只有让我出马了，于是我从山里赶赴平原。我让还在汉川工作的五表叔把两老骗到他家，我一进门就忍不住跪地痛哭――我是真诚地不忍让外婆在乡下受苦――我抱着外婆的腿泣不成声，外婆一见我也泪流满面。姑婆一边抹泪一边埋怨：我就知道平儿一来，你就要动摇。外婆要拉我起来，我说您不跟我回去我就永不起来。外婆显然十分矛盾，最后长叹一声无奈地说：好吧，我跟你回。就这样，我又把已经还乡的外婆接回了她实在不愿终老的深山，现在想来竟是万分惶恐――我这样违拗一个老人的夙愿，究竟是孝道还是残忍呢？
九
我参加工作后，由于出差频繁，和外婆的告别渐渐都不流泪了。1983年的秋天，大姐带着小孩回山省亲，一家人其乐融融。我又要到邻县去开会，早上向外婆辞行，外婆坚持要送我下楼，我忽然奇怪地悲从中来，顿时无语哽咽，外婆也抽泣起来。那一刻，我发现她的腰已经佝偻了，白发杂乱地披拂在鬓边，我竟然莫名地涌出无限哀伤，许久未曾流过的泪水一时间滔滔不绝。后来的事实使我相信，人对死亡是有奇异的预感的，只是当时还不能把握而已。
三天后我回来经过恩施去看父亲，父亲说正要找你，外婆可能不行了。我们急忙驾车往利川狂奔，一路我还抱着幻想，希望外婆还能熬过来。由于我从来没想到过死神会如此突然地降临，总认为自己还有足够的机会去报答养育之恩，当噩运骤然遭遇时，才发现一切都为时已晚。
我冲到病床边叫唤婆婆时，她的神智还残存最后一点清醒，但吐辞已经模糊了。我把耳朵贴近她的嘴，勉强听到她说――平儿回来了？我没事，别哭，我打几个嗝就好了。渐渐就再也听不清她的咕哝了，而她的眼睛则始终没有睁开。
原来那天早上大姐要赶车回汉，妈妈和二姐去送，外婆非要一起去，她好像预感到这是最后一面了。大姐和她依旧是挥泪而别，车走后，外婆急匆匆地往回走，二姐远远看见她步履开始歪歪斜斜起来，急忙追上去扶她时，她正好要跌倒尘埃。医院一看就是脑溢血，马上下了病危通知。
那时的小城医院设备简陋，医术有限，基本没有什么积极手段。我在医院半步不离地守候了十天，亲眼目睹了我的至亲慢慢死亡的全部过程。从浅度昏迷到深度昏迷到瞳仁扩散，我日夜为她镇冰擦背吸痰，哭泣呼喊，对她说话――我相信她一直还有意识。她有时会流泪，有时会叹气，当我说我一定要让您回老家时，我真切地感觉到她粗糙的手在我手中紧握且摇动了几下。
但一切已经回天乏术了，那个早上，生命中最爱我的外婆终于远去。即使在此过程中已经深知这一结局的无法回避，但一个活生生的人真正在你手里呼出最后一口气时，你依然难以接受――你在那一刻无法不痛感人的弱小和不堪一击。我们有谁能与死神相争呢？
十
我亲手将她装进了棺木，亲手去挖了墓圹，亲手去覆盖了头三锄头泥土。我为外婆写了一篇碑文，亲笔书写在石头上请石匠镌刻而成，然后用水泥石头为她砌了很坚固的佳城。起初我本坚持要送她回故乡安葬，但千里蜀道百重关卡，父母是坚决不能同意，只好让外婆在异乡暂栖了。
那时我在单位的卧室里就能看见外婆的坟，许多个丧魂落魄的黄昏，我就会散步到坟边去枯坐。两个多月后，这座坚固的坟竟然奇怪地开裂了。母亲认为是石匠没封好，又买来水泥等请人重修完整。但几个月后，坟头又裂开了一道更大的缝隙，连碑石都将倾倒。我对母亲说，这肯定是外婆想迁回故乡的表示，母亲深知其母的愿望，但她实在无能为力。我遂用黄裱纸给外婆写了封信，我发誓一定要在十年后把她移回平原，希望她理解，祈祷坟头不要再垮。我把信在坟前跪着烧了，再把坟修缮好，之后竟然神奇地再未垮过了。
外婆走后，我再也无心在山里呆了。一年多后，我顺着她来时的路走向了平原，以后走得更远更坎坷……等我十年后重返巴山深处时，父亲已逝，母亲失踪，外婆的墓木已拱，而我则是一个空空行囊的牢释犯。我无法还这些至亲的债了，但我一定要来偿外婆的旧愿――我要破坟开棺捡拾她的骨殖，背负她的遗骨回平原。
我钉了个小木箱，带着几个朋友上山。这几乎是破天荒的事，没有人知道入土十二年的人现在会变成怎样。我跪在坟前哭泣焚纸，洒酒祭拜，望空祈祷――婆婆啊，你如果想随我回乡的话，就请您变成骨头吧。――当年的棺木实在很好，我实在担心万一尸身完好，我如何能够将她运回呢？间关千里，岂是等闲之事。
我和朋友们惴惴不安地刨开坟墓，在启开棺盖的那一刻，我不敢目睹我亲手放进去的外婆，遂站在一边等朋友报告。棺盖一开，所有现场的人都闻到风中飘过一阵檀香，无不感到意外。直到朋友说：没问题，来捡骨头吧。我才敢亲眼去看我的外婆――在完好如初的棺木中，外婆干干净净地只留下了一副骨架，她的肉身和衣饰皆已消散远去。我把她的骨头一截一截地捡进木箱，然后终于带回了平原，我实现了我对外婆的誓愿和感恩。
十一
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会从一些异乡残梦中哭醒――我又看见了婆婆或者父母。梦破之际，泪干之余，总不免幻想，假设在人间之外真有一个阴间，那该多好啊。在这个世间走失的亲人，还能在另一个世界重逢，那死亡就变得毫不恐怖了。那些爱过你的人，只不过是在下一站等你，等你赶去时，还能和他们相聚一家，彼此再次开始生活；你在此间欠下的情，正好在彼处补偿，那一切都能得到救赎，该是一个怎样美好的情景。即使还要重新经历贫穷、苦难、迫害和伤痛，但仍然有那些至亲和你一起，生生世世，不弃不离，那还有什么不能面对呢？
但死亡又确实如同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没有人真能告诉我彼岸的消息。那些先我而去的亲友都像失信的人，他们饮过忘川之水后，或者都已经记不得我们这些被拉下的孩子，使得偶尔的托梦也变得那么难以置信。这个世界有无数种宗教教导我们怎样去认识死亡，如果没有一种给我承诺――我还有机会与我的亲友劫后重逢，那它即使许给我一切功名利禄，于我又有何用？
许多见过我外婆的人，偶尔见到我还会感叹――好人啊。可是好人却从无好命，这几乎已经是这个罪恶世界的潜规则。这些好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承担磨难的；他们像一粒糖抛进大海，永远无法改变那深重的苦涩，也许只有经过的鱼才会知道那一丝稀有的甜蜜。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亲情故事，每个墓碑下都埋葬着一部惨酷长篇。真正掘开之时，这些苍白的文字又何以能承载那无数的往事？如果没有在天之灵，你的写作不过是在给自己的心灵埋单――你在今世欠下的许多，都该在今世把它埋下而已。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改变这个世界什么？
组织后的命运
——大伯的革命与爱情
一
任何一种语言，大约总有一些词汇会让我们感到沉重。这是只能神通而难以言喻的某种感觉——这样一些语词仿佛与生俱来地具有特别的质量，一如陨石般破空砸下，让多数被击中的心灵感到一阵颤栗，甚而荡漾起如许莫名的痛楚。比如此际，当我拟出这样一个标题时，我忽然张口结舌手足无措——我在大伯已然成灰的18年之后，依旧如故地感到失语的疼痛，感到我被这样一些词语压迫得艰于呼吸，甚至流不出眼泪。
我似乎看见大伯躺在四块黑铁般的词语之间——一头是命运和革命这两个古典词汇，一头是组织和爱情这两个现代词汇，它们的冰冷凝重更加显出大伯蜷曲一生的微弱。我又恍惚回到二十几年前的冬夜，那是在珞珈山下武大的一个简陋平房中，大伯几乎百听不厌地再次在昏昏灯火下按响贝多芬的磁带。他指着咚咚咚冻轰鸣的四个音符对我说——你听，这就是命运之神在敲门。
那时年轻的我，还不谙命运的颜色，以为只要插紧锁钥就可以阻挡无常的脚步。以后在熟知大伯的往事之后，尤其在身经自己的坎壈之后，我方才明白，冥冥中似乎真有某个神秘的组织或者力量，在暗中编织着个体生命的运数。人在这样的社会中，如同等待植入软件的机器，终有一些莫测的编程员，在随心所欲地决定你的命途去向。你甚至会在一些失梦之夜，隐约听见那些黑暗中的狞笑。
二
我唤作大伯的这个人名叫张志超，实际是姑婆家的长子。姑婆是我外婆的干姐姐，她们情同手足，于是两家从民国至今，一直保持着珍贵的情义。大伯的祖父在上个世纪初，是湖北汉川县田二河镇著名的剪纸艺人。祖父带着儿子【大伯的父亲】在世纪初年，一路剪纸剪到了圣彼得堡。据说他们父子神奇的手艺，在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城乡，曾经赚到过许多金卢布。后来十月革命爆发，俄罗斯陷入战乱，父子避祸返国的途中，在乌苏里江翻船，行李和钱币皆付之东流，他们仅得生还。
大伯的父亲名曰张怀宽，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可谓最先沐浴过欧风俄雨的前卫青年。他在俄乡的漫游旅程中，竟然无师自通地瞟学了西医知识，回到田二河镇之后，开办了汉川县的第一个西医诊所。也许由于他曾躬逢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不免也怀抱着一些激进的社会理想，当董必武在湖北发展中共组织时，他成为了最早的一批党人。他一直以医生的身份从事着中共的地下情报、交通和武器医药供应工作，鄂省的黄麻苏区和洪湖苏区，乃至抗战时期的新四军，都曾经从他这儿得到过许多的帮助。最后终于因为叛徒出卖，他被民国政府定罪处决于1940年。湖北省人民政府于1951年颁发烈士证给予认定。
大伯出生于1919年9月。身为当时罕有的西医之家的长子，他自然从童年开始，就接受的是当年最新式的教育。几乎在中国乡村多还不知体育和西洋音乐的时候，他已经率先踢足球和学习小提琴了。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潜移默化地受着各种新思想的影响，还时常参与其父向“匪区”运送物质的冒险行动——虽然其父并未明告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大约是在1935年，16岁的大伯考进了湖北省立高中。头角峥嵘的他买舟东下，沿着汉水的古老航道，一袭青衫飘到了省城武昌——他那时似乎意识到自己的人生终于启航，甚至幻想着此后云帆直挂，横济海沧。然而那个年代的中国，民国政府还只是半壁苟安，东三省早已沦陷，军阀和赤潮仍旧割据和席卷着大地，而更大的灾难正即将到来。对于他这样一个先天中就蕴含着左翼血液的青年，则此后的命运也必将卷入这个灾难频仍的国运之中。只是他当时并未足够的认识到，自家两代人头颅相许的事业，最终竟成为他一生的玩笑。
三
从残留下来的旧照来看，大伯当时确实还算一个风流倜傥的新式青年。他不仅成绩优异，相貌清奇，还会钢琴提琴，甚至西洋绘画，传说还有一个不错的歌喉。这些特质使他很容易就在省高的同学中出类拔萃，很快就成为学生社团的领袖人物。
那时，大革命失败未久，在武汉曾经锋头很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