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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再就是阿里乌教派的问题。亚历山大的教士阿里乌（256—336）的学说是导致召开尼西亚公会的危机的根源。最出色的古代基督教历史学家米歇尔·梅斯兰（MichelMeslin）在《宗教百科全书》中解释说：“对阿里乌来说，三位一体中的神既不能相等，也不能被混淆。神性的绝对标志是非创造的，也是非生殖的。可是，只有圣父符合这个定义。圣子因此不能是同样完满的上帝，因为他是圣父生的，是次上帝。他的座次位于最卓越的上帝和造物之间。这样，阿里乌走到了一种严格、绝对的一神论学说……”尽管受到亚历山大教会的谴责，阿里乌的观点还是拥有不少的支持者，也包括帝国中各个基督教团体的主教。
出于对平息不断恶化的冲突的关注和对于主教们要求他解决矛盾的期待的满足，君士坦丁在尼西亚的皇宫召开了第一次“普世的主教会议”。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涉及全球的教会。约有三百名主教参加了会议。会议最终通过了一种信条，即“尼西亚信经”，基督教信经的第一个表达方式是确认基督“与圣父的本质相同”，他与圣父是“同质的”。
君士坦丁放逐了阿里乌。但不管怎样，阿里乌教义仍在帝国中发展，并带来了冲突和动乱。为了平定人心，皇帝试图找到一种妥协的办法。但是，以亚历山大的主教亚大纳西（Athanased′Alexandrie）为首的新三位一体信条的捍卫者们不同意对尼西亚通过的信条做任何改动。于是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皇帝被主教们的不妥协激怒了，他为阿里乌平了反，却将亚大纳西流放！君士坦丁于公元337年逝世，临终前他受了洗——接受了阿里乌的教义。
君士坦丁死后，阿里乌危机并没有平息。君士坦丁的继任者中，统治西帝国的儿子打出了尼西亚会议的招牌，但统治东帝国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却是阿里乌派！最后君士坦提乌斯占了上风，并试图在全帝国确立阿里乌派信仰。反对阿里乌派的主教们被流放。论战在继续，一些人甚至宣布圣子完全不同于圣父，这更增加了混乱。直到公元381年，狄奥多西召集了君士坦丁堡公会（第二次普世的主教会议），才彻底解决了阿里乌教义危机。这次会议多亏了巴西勒（Basile）的神学思考——他是凯撒雷（Césarée）的主教，公元379年逝世——统一了上帝的单一性和圣父、圣子、圣灵的区别：提出了三位一体的信念。在君士坦丁堡确定的信条得到重申并明确了尼西亚信经，同时会议不顾一些人反对，确认了圣灵的神性。这个基督教的信条（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至今没有改变，并适用于所有的基督教教会。但此时，阿里乌教派继续在帝国之外，特别是在日耳曼民族（哥特人和西哥特人）中间发展。阿里乌派的传教士仍在传教。阿里乌教派的真正消亡是在西班牙西哥特国王雷卡雷一世（Recarède）于公元589年改宗之后。
伪经和基督教《圣经》的正典
让我们重读一下《达·芬奇密码》：“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圣经》是由罗马的异教徒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编撰的。”（P？郾214）“基督教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发生了。君士坦丁下令并出资编辑写了一部新的《圣经》。这本《圣经》删掉了那些记叙基督个性特征的福音，而将那些把他描述得像神一样的福音添油加醋一番。早期的福音书被查禁烧掉了……非常有趣的是，所有选择尊崇被禁的福音书，而不看君士坦丁制定的《圣经》的人被称为异教徒。”（P？郾217）
这些说法不符合史实。君士坦丁从不曾编纂一部正式的基督教《圣经》。基督教《圣经》正典的创立经历了一个逐步制定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从2世纪到4世纪，因此是在君士坦丁之前和之后，而且它并没有依靠一个毫无争议的中央政权，就像梵蒂冈转化为罗马天主教教会一样。
以下是创立基督教《圣经》的几个主要阶段。
——查士丁①（Justin）在公元150年左右在罗马写道：人们在那里阅读《使徒回忆录》。我们知道，在2世纪，流传着很多讲述耶稣的事迹、行为和言论的文章，以及假托使徒的书信和启示录。尚没有任何组织确定这些文章是真还是假。
——第一位编辑严谨的基督教经文选本的是马克西昂②（Marcion）。他排除了基督教中的犹太习俗，希望把基督的启示精华集中到《路加福音》和几篇保罗书信里。他的想法后来被认为是异端。但据历史学家们说，这肯定有利于推进在流行的记叙中进行挑选的活动。
——穆拉托里（Muratori）残片。名字来自米兰的一位图书管理员，他在1740年发现了这些属于8世纪的文献。文献参考了公元154年死于罗马的主教庇护（Pie）的意见，尤其确认了当时存在马可、路加、马太和约翰这四部福音书，和冠以路加名字的《使徒行传》以及保罗的十三篇使徒书。穆拉托里残片还提出了选择的标准：文章的古老（必须尽可能地接近原始材料）和与使徒有关（使徒的继承性）。
——在2世纪末，里昂的主教依纳爵（Irénée）列出了四福音的一份清单（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按照他的看法，这个单子构成了“好消息”。他也抨击了异教尤其是诺斯替教派不符合真正的基督的信仰。
——凯撒雷的犹西比乌（EusèbedeCésarée）在他的《教会史》（写于325年左右）中介绍了公元2世纪末东帝国教会中阅读的书：四部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书》和《希伯来书》、《彼得一书》和《约翰一书》，还有正典没有收录的一些作品，如《彼得启示录》、《克雷芒致科林多教会前书》（被认为是没有得到上帝“启示”的伪经，但是不违背基督教教义）。
——在4世纪，人们感觉到有必要一劳永逸地把“受到启示的”作品与未受到启示的作品区分开来。地方的各种宗教评议会都在为此努力。在这个时期，除了上面提到的选择标准（古老、使徒的继承性，所宣传的信仰的真实性）之外，又增加了一条：保留基督教团体中，无论是传道还是典仪，使用最多的经文。公元360年，在拉塔基亚（Laodicée）会议上，对圣典的争议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公元382年，罗马会议提出了一个名单，包括了旧约和新约的经文，形成了《圣经》。公元393年，在希波（Hippone）会议上重新提起了这份名单。公元397年，在迦太基会议上终于确定了这一选择，增加了《约翰启示录》，并决定除了这些“正典《圣经》外，不得以《圣经》的名目在教堂中阅读任何其他的经文”。
尽管我们可以对这一名单的制定和正典经文（接受的）和伪经（被排除的）的分类提出异议，但绝不是布朗的观点——教会在皇帝的鼓动下，很快就订立了基督教《圣经》的正典，并焚毁了所有其他的作品！《达·芬奇密码》的论点中只有一点符合史实：一旦《圣经》确立，诺斯替派的观点就受到系统的谴责——为此也曾血流成河，例如在中世纪镇压清洁派的时候。
还要等到16世纪和基督教改革运动时，基督教《圣经》正典才又重新受到审视。今天，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对《新约》和《旧约》的某些篇章的“真实性”有争议。但是在排除诺斯替派伪经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观点相同，他们觉得诺斯替派伪经的历史价值大于宗教价值。
福音……源自耶稣
再说几句有关基督教《圣经》的事情。丹·布朗写道：“圣杯文献有上万页的资料……据说，那些都是原始文献——包括上万页未经修改的资料，那是由早期的耶稣追随者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罗马之前写的，他们衷心地崇拜耶稣，认为他是全人类的导师和先知。宝藏中的另一部分是传说中的‘Q’文献——那是连梵蒂冈都承认存在的手稿。按照他们的说法，那是一本记录基督讲道的书，而且可能是他亲笔所写……为什么耶稣就不能有一本记载他自己布道的书呢？当时有许多人都那么做。”（P？郾238）
有必要对这番话做一下解释。丹·布朗依其惯例，围绕着一个真实的历史素材做出许多臆想。在这里，史实就是他所说的Q原始文献，其他则是照搬了有关诺斯替伪经《多马福音》中没有根据的谣传。这都是些什么东西？伪经中的一些文章可能与正典福音书出自同一时代（公元1世纪末），都是根据口传教义记录并结集而成的。按照许多历史学家的观点，在库姆兰发现的《多马福音》无疑也属于此种情况。《多马福音》很快就被译成各种西方语言文本，但有一种传言一直认定它包含有让教会尴尬的一些实情。
存在Q原始文件的假设出自1832年德国圣经学者弗雷德里克·沙伊尔玛舍尔（FriedrichScheiermacher）。他对被称为“对观福音”，即记述了相对应的内容的马可、路加、马太这三部福音书做了深入的比较工作。他认为，《马可福音》早于《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路加和马太可能使用了《马可福音》的材料，另外还使用了另外一份材料，这份材料已经失传（因为有许多路加和马太共同记述的内容没有出现在马可的书中）。这个原始材料（德文为Quelle）的假设受到当代许多圣经学者的重视，但是，这仍是一个有争论的学术问题。弗雷德里克·沙伊尔玛舍尔设想，这个假定的文件是一本耶稣语录。《多马福音》内含一百一十四段耶稣的话，与这个假设文件形式相同。一些人就断言这是同一个文本——尽管《多马福音》完全不符合圣经学者们研究的对观福音的相应标准。
至于耶稣有可能亲自撰写了自己的教诲的观点，这种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它还有许多异议。天主教教会现在也承认福音书的作者有可能是假托（以权威的名字为文本署名）。这些文本反映了与他们关系密切的那些社团所承认的教诲。我们甚至不能肯定正典中收录的《使徒行传》是否完全出自保罗一人之手。基督教史学家们指出，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深刻地影响着1世纪（包括2世纪初）的基督教徒。在这种对来世的期盼中，人们几乎不大可能在基督死后就忙着撰写他的生平和教诲。因此这是写于他生前，甚至是他亲自写的……
反对神圣女性
丹·布朗的书中人物对君士坦丁和天主教教会的主要指责是反对神圣女性，以推行一种纯男性的宗教。这是教会排斥伪经的主要动机。他们认为，伪经揭示了抹大拉的马利亚在早期教会中的地位以及她与耶稣的婚姻。“郇山隐修会认为，君士坦丁大帝及他的男性继承者们通过将女性神灵邪恶化的宣传活动，成功地将基督教转变为男性统治的宗教，将女神的地位从现代宗教中抹去了。”（P？郾115）“女性曾被认为对文明开化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发挥了与男性同等的作用，但世界各地的神庙却将她们抹去了。犹太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中都没有女性神职人员。就连每年产生春季生殖力的圣婚——巴比伦生殖神塔模斯教派的宗教仪式，即男女通过肉体上的结合实现心灵的融合——也被视为是羞耻之举。曾经把与女性进行性交融视为遵从上帝旨意的男性们，现在则担心这是性冲动魔鬼在作祟，而这些魔鬼的最好帮凶就是——女人。”（P。116）
尽管论证充满了七拼八凑、似是而非和纯粹简单的臆造，但这个神圣女性和古代基督教对她压制的问题却是毫无疑问的，是丹·布朗提出的最中肯的问题。在继续谈论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有关崇拜伟大女神和古代异教中女性地位的历史。
从伟大的女神到男性的上帝
史前学者一致认为，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从原始石器时代到史前巨石文化时代，欧洲人和中东人崇拜着一位极其重要的伟大女神。这位女神的母性功能有时还夹杂着一种情爱因素。在一些无可否认地属于祭祀场所的考古遗址中，都发现了表现这位女神的石刻或者雕塑（参见让·玛卡尔《伟大女神，神话与圣殿》）。在原始社会中，女性孕育生命的能力被看作是神圣的，是一个巨大的谜。这些社会大部分属于母系社会，使用月亮历法，时间更是被看作是循环的，而不是线性的。
在西欧，女神崇拜大约结束于公元前数千年。当印度人从东方入侵时，他们带来了对男性的崇拜。女神崇拜逐步融入对男性神的崇拜中，从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异教（异教这个词指的是克尔特人、日耳曼人、罗马人、希腊人、埃及人、巴比伦人等的古代多神教）。苏美尔神话讲述了公元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