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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共济会建筑”专家，多米尼克·斯特泽普方德（DominiqueStezepfandt）则做了几乎如出一辙的“分析”：“贝聿铭的金字塔和它的小妹妹倒金字塔向我们展示了交叉的圆规和角尺的图形，构成了所罗门之印。”这与《达·芬奇密码》完全一样，丹·布朗对我们解释说，据称在罗斯林礼拜堂出现的剑锋的倒V和圣餐杯的V也出现在两个金字塔上，构成了所罗门之印、大卫之星！……但是事情还没完。斯特泽普方德反对“按照一个秘术地理”排列的阿喇戈铜徽章的解释。对他来说，这条“共济会的轴线”是“魔鬼的脊梁”！丹·布朗是不是在阅读多米尼克·斯特泽普方德的有关论述时，得知迪拜看不见的纪念碑的？另外，后者还在他的著作里提到圣叙尔皮斯的日晷、雷恩城堡、墨洛温王族和郇山隐修会。
谁是多米尼克·斯特泽普方德？他的名字印在“事实与文献”丛书封面上。他是这套丛书惟一的作者，丛书的编辑是埃马纽埃尔·拉蒂耶。拉蒂耶是极右派记者，也是亨利·考斯通（HenryCoston）的弟子。考斯通是一个恶毒的排犹分子和患有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人，他死于2001年，享年九十一岁。考斯通在战前创建了反犹青年组织，自1934年起就与纳粹的宣传组织建立了联系。他还是维希政府反犹记者组织的副主席。后来他逃到德国，1946年在奥地利被捕，被判处终身劳役，1951年被免除刑罚。在60年代，他成为否定主义①作品的编辑，写了多部有关“阴谋主义者”的作品（如《主导世界的金融家》、《匿名与漂泊的投资》、《执政的二百个家族》）。特别是邪恶的《化名大全》、《姓氏更迭大全》，没有其他任何的目的，我们能够猜到，就是追捕无论在哪的匿名的犹太人（考斯通主要使用占领时期建立的犹太人和共济会的名单）。他与拉蒂耶合作编写了其中一本字典。后者继承了考斯通的档案材料，继续从事他师父的工作。另外，他也是阴谋文学的专家。他还编辑了一份绝密文件，目的是揭露“为了个人私利损害法国利益者的身份”。
这里完全不是指责丹·布朗迎合拉蒂耶或者斯特泽普方德的论点，即使真是这样，这些论点也不会原封不动地直接转到他手里。这些思想在互联网上传播。它们可能，以多多少少被淡化了的方式，浸淫着其他作者的理论……我们已经分析了神秘学思想（或者伪神秘学思想）是如何偶然转化为最无中生有、最极端甚至疯狂的阐述。同样的一段历史可以被解释得完全相反。例如，布朗以前创作的小说《天使与魔鬼》提到了巴伐利亚的光明派①。这本小说里的人物，化身为学者的兰登教授解释说：“他们在欧洲变得越来越强悍，随后去攻占美国，美国许多领导人都是共济会会员，如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他们运用秘密的影响力建立银行、工厂，以便资助他们的终极目标：建立全球一统的国家，建立一个世俗的，以科学为基础的全球新秩序。”巴伐利亚的光明派是最荒谬的极右派阴谋家最喜欢的题材之一。想一想，他们代表了极端的阴谋——这是为了击垮天主教并且控制世界，渗入到所有其他的秘术团体（共济会、玫瑰十字会或者圣殿骑士团）内部的一个秘密团体！
弗朗索瓦·密特朗，斯芬克斯
当人们打算在某种秘传学的流沙中前行的时候，最好先弄清楚从哪里下脚。既然必须历尽艰辛，我们就再谈谈斯特泽普方德。我们还没有与他了断。我们还没有提及他是如何给他那部不朽的作品《弗朗索瓦·密特朗，全球的建筑大师》加上标题的！是的，他认为，这位前社会党总统任期内完成的大工程，Buren的柱子、巴士底歌剧院、卢浮宫金字塔、德芳斯凯旋门，都是一种异教占星术的“神殿”，这个异教聚集了从埃及到克尔特人的“接受奥义的人”，还包括玛雅人、圣殿骑士、玫瑰十字会成员、犹太人特别是共济会会员……弗朗索瓦·密特朗是一个反基督教和“世界主义”的阴谋集团的首脑。他在为一位必然是恶魔的大君主的降临做准备，而金字塔应该就是“御座”。
当然，丹·布朗和这些胡说八道离得很远。但是，他在书的最后着重指出，卢浮宫的金字塔，“它是20世纪80年代有‘斯芬克斯’之称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构想并委托建造的；根据谣传，密特朗参与了秘密社团的内部活动”（P？郾429）。密特朗是“被授以奥义的人”？这样的谣言传了很久，特别是在极右派分子那里。他们提出的证据，例如，前总统经常去埃及的尼罗河。对他们而言，密特朗是魔鬼的化身，是法国大革命（“共济会的事业”、“圣殿骑士的复仇”）的继承者。但是，谣言和疑问超出了极端主义者的圈子。在索尼埃神父的爱好者中间，仅在1981年，就谣传他在大选前躲开所有人去了雷恩城堡，并坚持要参观贝朗热·索尼埃的产业！一些人很快就做出断言，他是去与某个强大的守护神签订一个秘密协定，尽管当时发表的所有照片都显示陪同他的还有大群的地方议员和大区的官员。十年之后，罗杰…帕特里斯·波拉（Roget…PatricePelat），卷入1990年政治献金案件的一个商人的名字和总统最亲密的一位朋友的名字出现在郇山隐修会大师的（假）名单里。极右派的刊物《Minute》为此捞了一把（刊物说这是“密特朗阴影下的一个秘密组织”，见该刊1993年10月13号）。这份假名单使皮埃尔·普朗塔尔受到警察的搜查，当年负责调查波拉案件的法官蒂耶利·让…皮埃尔签发了搜查令。普朗塔尔受到了严厉的训诫，因为不仅是列奥纳多·达·芬奇，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密友也不是鬼魂隐修会的成员！相反，波拉参加了共济会，但这却不是什么秘密。
数不清的废话抛向了弗朗索瓦·密特朗。或许，也因为他一直——不管怎样——是一个复杂和神秘的人。斯芬克斯的外号就是因为他那几乎与《蒙娜丽莎》一样神秘的、尽人皆知的微笑。有关他喜好神秘事物，他的搅浑线索的艺术，他的“真实的谎言”，人们把话都说尽了。尽管他肯定是抵抗组织的成员，人们还是想发掘他的灰色区域，他与维希政府的一些人的联系。人们强调他对文学的爱好，他对星相学和神秘学的爱好（抽空去雷恩城堡的故事也许就是从这儿来的），他对死亡的迷恋，还有——因为他周围有不少共济会的人，人们有时就会问，他本人是不是也加入了共济会。他的朋友发誓说他没有加入。前外交部长罗兰·迪马，本人是共济会总会的成员，总是说“密特朗看不起共济会”，主要是因为他在主母会中接受的天主教教育。
六百六十六
但是，密特朗懂得玩弄象征符号。他有导演的天赋。我们想起荣军院的仪式。1981年5月21日，密特朗当选总统后的第十天，他拿着一朵玫瑰，只身进了荣军院，对着摄影机镜头，在社会党人让·饶勒斯①（JeanJaurès）、抵抗组织成员让·穆兰（JeanMoulin）、废除奴隶制之父维克托·舍尔歇②（VictorSchoelcher）的墓前鞠躬。对一些人来说，这个仪式更加证明了国家总统与共济会会员的联系（维克托·舍尔歇是真理之友分会的成员，让·穆兰尽管有块根深蒂固的招牌，但绝不是共济会成员）；或者有人干脆说，他在墓前举行了一场秘密仪式！
总之，弗朗索瓦·密特朗令人仰慕，但是也引起对他的大工程政策的闲言碎语。最具有他个人风格而又独一无二的计划，要算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的构思了。他建了一个大凯旋门，一百一十米高的巨大立方体，重达三十万吨。对于诽谤者来说，这个建筑已经成为他狂妄自大的证据。但是，引起世人最大争议的还是贝聿铭设计的金字塔。如今，这座金字塔被认为是无可争议的一个巨大成功。但是，在当年，人们不断嘲笑现代法老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抱负。人们把未来主义的三角形看作“奶酪钟”或者“瘊子”（《达·芬奇密码》的贝祖·法希探长就用了这个称呼）。人们说弗朗索瓦·密特朗把自己看成古埃及的一个统治者，希望建造一座“坟墓”。尽管贝聿铭解释说，金字塔的功能首先是创造一个采光井为大卢浮宫的地下采光，也可以做成一个球形。但是所有这些辩解都没有用。象征符号的力量过于强大。
丹·布朗没有忍着不说，他写道：“在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明确要求下，这个金字塔正好由666块玻璃构成。……他们说666恰好是撒旦的代码。”（P？郾17）“凡是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圣经·新约·启示录》ⅩⅢ，18）说密特朗要求金字塔必须秘密地带有撒旦的数字不仅虚假，而且荒诞。这个说法在《弗朗索瓦·密特朗，全球的建筑大师》一书中被充分论述过：“金字塔是献给一个统治者的，这个统治者是圣约翰的《启示录》选定的那只怪兽”，它“完全是由六这个数字构成的”。当然，斯特泽普方德指出，资料来源不同，玻璃的数量也不一致：在设计者的正式宣传册子上是六百七十二块菱形玻璃，几页之后又两次说是六百六十六块。另外一本手册说“六百零三块菱形玻璃和六十块三角形玻璃”，而另外一本又给出了一个新的怪兽的数字。最后斯特泽普方德说：这些矛盾的说法是为了把“被授以奥义的人”的注意力引向金字塔的撒旦的重要意义上！在一点上，他没有错：我们自己找到的数字也都不一样。1988年2月24号的《Télérama》周刊写道：“人们最终安装了六百六十六块菱形玻璃。”但是，十年之后，《解放报》说是“六百七十五块菱形玻璃，一百一十八块三角形玻璃”。而《共济会的巴黎指南》最终的结果是“七百九十三块菱形和三角形玻璃”。
最后，我们询问了卢浮宫博物馆的宣传部门，他们告诉了我们最终的数字，同时，他们也强调说这是一个“纯粹技术性的解答，与解释《达·芬奇密码》毫无关联”。（博物馆的领导部门不愿意听到谈论这本书，因为这是一本魔鬼的书。）“金字塔共有六百七十三块玻璃，六百零三块菱形的，七十块三角形的！”我们相信这个数字，我们拒绝爬上建筑去核实。至于为什么错误的数字在流传，这个问题还有待解决。或许，这又是一个让神秘爱好者们慢慢磨牙的东西。
…15…
对话 第一部分
网友：夫人，您好。我没有读过您的著作，但是我昨天买了《达·芬奇密码》并在纽约至巴黎的旅程中读了。书十分“精致”，但是太无聊——甚至根本站不住脚。安伯托·艾柯（UmbertoEcco）和他的《傅科摆》比这本车站文学强百倍，说到《傅科摆》，我希望您拨正所有这些蠢事……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丹·布朗的作品的确不是传统文学的杰作，安伯托·艾柯在这方面远胜一筹。但是，《达·芬奇密码》迷们在这本书中寻求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欣赏真实与虚假的巧妙混合。我们希望在自己的书中澄清这种混乱。《达·芬奇密码》具有教化意义和趣味性，就像是一场线索游戏，那里的一切都被加密了。相反，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真实的！
网友erikh：这本关于历史事件的书质疑了我们对基督教的认识的根基：当今的信仰从质疑社会、文化、宗教的现有知识中，即从质疑一个明显丧失了精神的社会中汲取它的可信度。这种现象难道与这本书的畅销没有关系吗？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完全正确。如果说我们对这本书作了一次调查，这也是因为我们觉得非常有必要严肃地对待“《达·芬奇密码》现象”。它揭示了什么？它的深层次动力是什么？这本书在全球拥有一千五百万读者，法国拥有超过一百万的读者，这可不是小事！这不单纯是一次成功的市场运作。正像您所说的，这本书顺应了人们所谓的质疑传统的宗教教育（天主教）的潮流，同时，也顺应了对象征、神圣和神秘需求的潮流。一些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如弗雷德里克·勒努瓦（我的合作者）已经正确地分析了这一现象。他们把这叫做“套装宗教”。每个人最终都在借种种信仰，或者借流行思潮中适合自己的那些内容修补自己的信仰。《达·芬奇密码》的伦理就是：人们相信的东西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有寻找，只要追求神秘就……
网友erikh：在这本书的背景里，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