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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观察第二个版本。确实,这次天使乌列不用食指去指施洗者约翰了!特别是,现在耶稣有了一个光环,很容易辨认。可是根据艺术史学家的说法,如果第二版本更符合教理,并不是因为列奥纳多·达·芬奇屈从了协会的命令。弗兰克·佐尔内(FrankZ?觟llner)在《列奥纳多·达·芬奇》一书中说,画家和信徒们首先争论的是价钱,甚至为此打了几年的官司。最终,第一个“异端的”版本可能卖给了一个出价更高的艺术爱好者。给协会画的、比较晚且更合规范的第二版本可能出自列奥纳多的学生之手。
但是所有这些都解释不了乌列的手势。列奥纳多为什么在他的第一版本中描绘了一个固执地指着施洗者约翰的天使呢?
对此,专家和列奥纳多的爱好者提出了多种假设。
1。谨慎的假设。施洗者约翰是方济各会的守护圣人,订画的协会属于方济各会。因此在画中突出施洗者约翰并不奇怪。再加上施洗者约翰俯身于基督面前,基督在给他祝福:两者之间的尊卑是合乎礼仪的。
2。大胆的假设。列奥纳多参考了《Apocalypsisnova》,这是葡萄牙的圣方济各会修士阿梅迪奥·门德斯·达·西尔瓦(AmedeoMendesdaSilva)的文章,该文章支持《旧约》不把人们引向耶稣,而是引向马利亚和施洗者约翰的观点。这位葡萄牙的圣方济各修士很受米兰大公斯福尔扎家人赏识,在1454年至1457年间可能客居在方济各修道院里。列奥纳多手里可能有他的文章,反正,他的一个笔记本的背面记着LibrodellAmadio(为阿梅迪奥·门德斯·达·西尔瓦)的字样,好像人家给过他参考意见。《岩间圣母》有可能忠实阐述了《Apocalypsisnova》的内容。这个新的观点见于皮耶特罗·玛拉尼(PietroMarani)所著的《列奥纳多·达·芬奇:画家的生涯》中,他是研究列奥纳多的一位知名专家,玛拉尼了解1999年对《最后的晚餐》①的修复工作;在修复过程中,他可以接近,并用X光技术手段观察其他一些作品。
3。中庸的假设。这种假设更多关注列奥纳多的个人天分。当时,画家们在涉及重大宗教题材时都是在神学家严格的监督下工作的。为了证明这一点,只需看一看米兰的方济各会和达·芬奇签订的绘制《岩间圣母》的合同:“我们希望圣母的裙子用红色油彩,贵重的锦缎衬里。”在文艺复兴的早期,意大利的绘画仍受拜占庭风格的影响:人们绘制东正教式样的圣像。而列奥纳多终生寻求摆脱旧规矩的束缚。所以他拒绝了合同所要求的红色绸缎、描金以及传统的小天使的轮舞。塞尔日·布朗利解释说,在卢浮宫展出的《岩间圣母》“第一次描绘了没有光环的耶稣,列奥纳多对艺术发起挑战:他希望不求助惯例而让人感受到神性。他设想了其他的方法。请看四个人物:耶稣、马利亚、约翰和天使的手。它们在空间构成一个完美的十字”。列奥纳多希望用一些新的手段“表现上帝”。例如,我们在他的画作中常常看到一种开着蓝色和粉色花朵的植物——耧斗菜属,拉丁文是aquilegia,意思是收集水的植物。在中世纪,这种花习惯上与圣母联系在一起。明确地说,在艺术家的画作中出现这样的象征性符号,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如丹·布朗所说,是像秘密信息一样被加密了。相反,这些符号对于当时的信徒而言,必须是完全能够表明含义的。
最后要明确的一点是,丹·布朗在小说中给出了一个极其异想天开的提示:“列奥纳多·达·芬奇一生都知道圣杯藏在哪里……有人声称,《岩间圣母》那山峦连绵的背景,好像画的与苏格兰境内一连串有着隐秘山丘的地形相符。”(P?郾158)我们在《蒙娜丽莎》和《圣母与圣安娜》中都可以见到的这些岩石是画家最基本的东西。这是他的家乡——芬奇——的杂乱的岩石。
《最后的晚餐》:坐在桌前的抹大拉的马利亚
《最后的晚餐》是达·芬奇在1495年到1498年间画的。按照《达·芬奇密码》的说法,这是一个“秘密的关键”: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组成了一个家庭,就在这幅为米兰的圣马利亚教堂所绘制的壁画中。
首先,坐在耶稣右侧的人物可能不是男人,而是一个女人。不是使徒约翰,而是抹大拉的马利亚。请看,丹·布朗写道:“那人长着一头飘逸的红发,两只手纤细白晳,乳房的轮廓隐约可见。”(P?郾226)确实,圣约翰有清秀的年轻人的相貌,一张没有胡须的面庞。但是他的胸部干瘪,手同其他使徒的手没有区别,并且他也不是惟一留长发的人。其实,圣约翰长得很漂亮,他最终有与耶稣相似的风度:这是艺术史上的一个常见手法。这是为了强调基督与他最喜欢的弟子,福音书所说的“耶稣的最爱”的接近。美丽可以不带女人气。但是应该承认,列奥纳多的圣约翰并没有十足的阳刚之气。有一种传言:为了画耶稣的宠儿圣约翰,列奥纳多从他的一个“宠儿”的身上汲取了灵感!或许就是从那个叫什么克利斯托法诺·卡斯蒂那里得来的灵感。列奥纳多在笔记中说,他“长了一个漂亮的头”。我们从列奥纳多的手稿中可以看出,画家为了找到他的那些模特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如果说,米兰的《最后的晚餐》被看做是一幅重要的作品,那是因为这个题材还从未如此真实地被描绘过。每一张脸的表情都经过仔细的研究。达·芬奇跑遍全城,在酒馆、妓院、公共浴室寻找合适的模特。他可以整天地追着一个人研究他的相貌,或者去观察被判处死刑的人的“手势”。犹大的脸让他花去了整整两年的研究时间!(这让等不及壁画完成的僧侣们十分不耐烦。)达·芬奇解释说:“我天天都去犹太区,首都的全部恶棍都住在那儿,但我还是没有找到符合我的想象的一张阴险的面孔。一旦找到这张脸,只用一天我就能完成这幅画。”大师威胁说,如果把他逼急了,他就用不断打扰他的修道院的修士当模特!
丹·布朗为了论证《最后的晚餐》是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成婚的加密的喻意画,提出了第二个论据: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之间的空间构成了一个V,他说这是“圣餐杯,女性子宫”的象征符号(P?郾227)。还有,两个人物在桌前的位置构成了抹大拉的马利亚的M。我们当然可以看到这两个字母。我们使用这类方法,可以在成堆的绘画作品中发现成千上万这样的东西。丹·布朗把绘画的神秘的几何学理论简化到了可笑的地步。在我们看来,这些理论与这类幻想毫无关系。然而,正如许多艺术史学家所指出的,基督与圣约翰之间的空隙是相当“精彩的”。例如达尼埃尔·阿拉斯(DanielArasse)提出了与《达·芬奇密码》完全相反的一个说法:这个空隙表现出了无法估量的距离,它区分了人与神的双重本质,区分了基督的本质和他最喜爱的弟子仅具有的人的本质。列奥纳多希望表现基督是上帝之子。
丹·布朗提出的最后一个论据:在米兰的《最后的晚餐》中,使徒彼得,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嫉妒者——“画上的彼得恶狠狠地斜靠着马利亚,他的手像刀刃一样横在她的脖子上”。而且,“有一只手从那群门徒中间伸了出来——这就是那只握着匕首的手”(P?郾230)。
但是小说家忘了说,列奥纳多只是照搬了《福音书》中所说的这顿最后的晚餐:彼得就耶稣刚刚说的话向约翰询问(《约翰福音》Ⅷ?郾14)。而耶稣刚说的话是骇人听闻的:他宣布坐在桌前的某个人出卖了他。
在列奥纳多之前,其他的艺术家都是以静态的手法表现这一场面的。通常是所有使徒有规律地沿着桌子分布,处在同一平面上。在大部分的画中,犹大在一边,与其他人相对,他是惟一没有光环的人。列奥纳多打破了传统。他构筑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戏剧情节,就像在舞台上(依照透视法画的背景就像是一个舞台布景)。壁画毁坏了,经过多次修复(通常是非常拙劣的)。不管怎样,我们似乎看到了众使徒为背叛的消息而活跃起来。一些人悲伤地起身,或是以他们的爱和他们的纯真来表示反对;其他人在严肃地讨论,或者似乎在等待主解释他的话。恰恰只有约翰好像是接受了主的信息且明白了。达·芬奇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画草图。他甚至做了声学方面的研究,以便弄清楚说话声的反射对人类激动情绪的影响!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Gombrich)在《影像的生态学》中说:《最后的晚餐》是“一句话(宣布背叛)对一群人造成的冲击”。达·芬奇的画作涉及各种心理特征:吃惊、怀疑、气氛、恐惧、否认……到底谁要背叛主?
彼得为了说悄悄话而走近约翰,因为犹大就在旁边(这是丹·布朗忘记指出的主要因素)。所有专家一致认为,正是彼得握着象征性地指向变节者的匕首。这把匕首也影射了稍后在客西马尼园(Gethsémani)里,彼得为了不让卫兵抓走耶稣而抽出的剑。
还剩下一个《达·芬奇密码》没有提及的重要问题:既然列奥纳多如此确信抹大拉的马利亚在基督教中的重要性,为什么他的任何一张画都没有表现她呢?丹·布朗的信徒可能会说:因为教会驱逐、压制了她,因此禁止在宗教艺术中表现她。错了。抹大拉的马利亚是一个经常被表现的人物。艺术家们喜欢在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上表现她。艺术家可以描绘她而表达痛苦。散乱的长发、胳膊夸张的动作,她是哀伤和绝望的一个逼真的隐喻。在文艺复兴之前,仅在意大利,她就出现在乔托①(Giott)的一幅壁画和一处表现圣母与圣婴的多折画屏中;也出现在西蒙·马尔蒂尼②(SimoneMartini)的一个耶稣受难十字架上;还出现在皮耶特罗·洛伦采蒂③(PietroLorenzetti)的一幅耶稣降架半卧图中。在文艺复兴时期,多那太罗④(Donatello)创作于1455年的非常著名的雕塑作品深刻地影响了佛罗伦萨。几乎就在同时,哭泣的抹大拉的形象出现在马萨乔⑤(Masaccio)画于佛罗伦萨圣马可修道院的一幅耶稣受难壁画里,出现在献给彼埃罗·德拉·弗朗西斯卡⑥(PierodellaFrancesca)的阿雷佐(Arezzo)的穹顶画中;波提切利和拉斐尔在他们的耶稣降架半卧图中也描绘了哭泣的抹大拉的马利亚。是的,抹大拉的马利亚,基督的门徒或“妻子”,次次都在哭泣,只有在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绘画作品中是个例外。
看起来很清楚,丹·布朗小说情节的主要区域超出了史实的范围。郇山隐修会出自20世纪的一个阴险人物的想象;列奥纳多·达·芬奇并没有在他的作品中隐藏被教会隐瞒的巨大秘密——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婚姻。我们的调查,读者朋友们,也应该胜利结束了。
可是,即使布朗的情节纯属虚构,但是他提出来的问题仍然是中肯的:教会为了建立一种典型的男性宗教,真的决定消除存在于古代异教中的神圣女性吗?抹大拉的马利亚到底是谁?这个人物竭尽全力地出现在《约翰福音》中,可她又奇怪地,在新生的基督教社团的早期记载(《使徒行传》或《彼得书》)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她会是耶稣的情人或者妻子吗?他们会有后代吗?
对某些信徒来说,这些问题是异端邪说。自打《达·芬奇密码》出版后,全世界众多的天主教徒已经表示了他们的愤慨。我们怎么能够提及基督的性生活?当这些愤怒是冲着小说的主题本身,而不仅是冲着小说的论据的时候,就表明这个话题是很多人的禁忌。但是,我们弄不清楚,他们,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为什么对有人关心耶稣的性生活问题感到愤慨?性是人类本性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像任何人一样——这里无须知道这是否也是神的本性——耶稣也不可避免。为什么耶稣的性就被抹去了?要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有一种看法,哪怕这种看法是出自对他的信仰。
我们打算在后面的几章中审视《达·芬奇密码》所引述的论据。我们先从抹大拉的马利亚复杂的人物形象着手,这点在四福音书和口头相传的教义中均有描述。
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
…6…
第一章 从米丽亚姆到马利亚
福音书中的抹大拉的马利亚
抹大拉的马利亚是福音书中多次提及的一个人物:玛大肋纳的马利亚的姓名的誊写。马利亚(米丽亚姆)是当时很常见的名字,在福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