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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五日，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人部部长。
七月六日，张静江以患足疾为理由辞职，蒋介石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这样，蒋介石握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国民党的第一号人物。
七月九日，广州东较场人头济济，十万军民云集那里，举行北伐誓师大会。蒋介石头戴大盖帽，一身戎装，在万众欢呼声中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发表就职演说：“今天，是国民革命军举行誓师典礼的纪念，亦是本总司令就职的日子。本总司令自觉才力绵薄，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负如此重大的责任，惶恐万分。但现在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已来重重包围我们、压迫我们了，如果国民革命的势力不集中统一起来，一定不能冲破此种包围，解除此种压迫。所以本总司令不敢推辞重大的责任，只有竭尽个人的天职，担负起来，以生命交给党、交给国民政府、交给国民革命军各位将士。自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一天，成了蒋介石的“登基”之日。随着传媒的广泛报道，蒋介石的知名度迅速上升，“蒋总司令”之称由此而起。而此时此刻，毛泽东并不为人所注意。
国共依然保持着合作。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党员并肩北伐。苏联顾问亦在总司令麾下效力。蒋介石率八个军，十万兵马，向北推进。九月三日，蒋介石在武昌城下涂家湾指挥攻城，毛泽东则从广州前往黄埔军校，发表演讲。毛泽东演讲的题目是《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关系》。
十一月，毛泽东接中共中央通知，偕妻杨开慧及二子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到沪后，毛泽东出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久，毛泽东挈妇携子经武汉回到老家湖南，写出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列为《毛泽东选集》第二篇的著作……在中共内部，陈独秀并不看重毛泽东，倒是瞿秋白非常赞赏他。一九二七年四月，瞿秋白为长江书店所印毛泽东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书作序，指出：“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第一部分：最初岁月蒋介石陷入国民党内群雄纷争之中
就在这时，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凌晨四时，上海响起密集的枪声，显示了蒋总司令手中枪杆子的威力。蒋介石下令“清党”，大批逮捕、枪杀中共党员，史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走了三步棋：一年前的“三二○事件”，只是初露锋芒的他实行反共的“火力侦察”；接着，《整理党务案》的通过，表明他决心从国民党中“分共”；这一回，已经立稳脚跟、大权在手的他，以武力实行“清党”，亦即反共。外电急急报道：“在中国，‘KMT’与‘DP’火并，彻底决裂！”“KMT”，国民党的英文缩写；“DP”，共产党的英文缩写。“DP”目前自然斗不过“KMT”，因为蒋介石手中有着枪杆子。萧楚女、陈延年、赵世炎等，一个个倒在血泊里。毛泽东倒是从中悟明了一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虽说有人挖苦毛泽东是“枪杆子主义”，毛泽东却不悔。一九二七年秋天，毛泽东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然后带着兵马上了江西西部的井冈山，走上了用枪杆子对付枪杆子的道路——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叫做“武装斗争”；用斯大林的话来说，那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蒋介石呢？虽说他在“清共”、反共方面步步得手，可是他在国民党内不孚众望。他独揽大权，引起了不满。那个汪精卫，依然是他在国民党内的劲敌。虽然汪精卫被迫远走法国，但他的“影子”仍威胁着蒋介石。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至十七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召开。会议掀起反独裁运动。蒋介石、张静江拒绝出席。毛泽东作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倒是出席了会议。此会推选尚在国外的汪精卫出任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裁撤了原由蒋介石担任部长的军人部。这是蒋介石上台后头一回受挫。于是，四月一日，汪精卫兴高采烈地从法国回到上海。汪精卫成了国民党左派领袖。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一切职务，通缉拿办。一时间，蒋介石声名狼藉。不过，到了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也实行“分共”，又跟蒋介石走在一起了！就在这时，蒋介石率北伐军在与军阀孙传芳作战时败北，受到各方指责。八月十三日，蒋介石宣布下野，辞去总司令之职——这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头一回跌到最低点，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时间不过四个月而已！一个多月后，蒋介石出走日本……挤走了蒋介石之后，国民党内又爆发了汪精卫跟李宗仁的争斗。汪、李相持不下，不得不提出请蒋介石复职。一下子，蒋介石“行情”看涨，从日本返沪。一九二八年二月上旬，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跟一年前的二届三中全会截然不同，这一回蒋介石由落到起，由沉到浮，他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手中的党、政、军大权失而复得！于是，人们对他的称呼，从“蒋校长”、“蒋总司令”，变为“蒋主席”。这年十月八日，蒋介石又兼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集三“主席”于一身。另外，他还兼任海陆空军总司令。
一九二九年三月，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三全”大会，胡汉民又与蒋介石合作，在会上致开幕词。大会通过了《奖慰蒋中正同志案》，大有“大树特树”蒋介石“最高领袖”权威的味道。汪精卫则拒不出席会议，指责会议代表百分之八十由蒋氏“圈定和指派”，“所谓代表者，已完全丧失其意义”。之后，蒋介石下令软禁胡汉民于南京汤山。“三全”大会加深了国民党内部的纷争，新军阀们纷纷反蒋。先是桂系反蒋，爆发蒋桂战争；接着，阎锡山、冯玉祥又揭起反蒋之帜，爆发蒋、阎、冯大战。一时间，打得好热闹。反蒋派拥戴汪精卫为领袖，另立中央，选举汪精卫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再度成为蒋介石的对手。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展开大战。好不容易，蒋介石战胜了对手。这时，蒋介石才腾出手来，坐镇南昌，对江西的朱（德）毛（泽东）红军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围剿”。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担任立法院长的胡汉民，不再与蒋介石合作，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猛烈抨击蒋介石专制独裁，又爆发蒋、胡之争。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胡汉民被骗至蒋介石的总司令部，遭到软禁。消息传出，舆论哗然。
汪精卫看准了时机，第三次跟蒋介石作对。汪精卫举起了“救护党国”、“打倒独裁”之旗，联合反蒋派，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汪精卫任主席，向全国发布《反蒋宣言》。于是，蒋介石调兵遣将讨汪，爆发了宁粤之战……看来，在四分五裂、群雄并存的国民党里，蒋介石欲成为最高领袖、“绝对权威”，也并非易事。
第一部分：最初岁月国共分别确立了“蒋汪体制”和“毛张体制”
就在蒋汪对抗、宁粤冲突之际，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时，沈阳北大营响起了炒豆般的枪声。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发动突然袭击，炮轰沈阳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绝对不准抵抗”。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导致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三千万人民的东三省，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落入日军之手！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激起全国上下的愤慨之情。汪精卫借此机会，猛烈抨击蒋介石，坚持要蒋介石下野。国民党的四分五裂，此时达到了高潮：国民党的“一全”大会，在孙中山主持下召开；国民党的“二全”大会，在汪精卫主持下召开；国民党的“三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眼下，竟然有三个“四全”大会，分别在南京、广州和上海举行！在南京，蒋介石主持了“四全”大会；在广州，孙科主持了“四全”大会——理应由汪精卫、胡汉民主持，会议开了一半，胡汉民回粤主持；在上海，汪精卫主持召开了一个“四全”大会。
国民党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日军侵略，民怨沸腾，而国民党的“三巨头”又如此分庭抗礼！无可奈何，蒋介石不得不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发表《蒋主席辞职电》，宣布下野——这是蒋介石平生第二回下野！口中嘟嘟囔囔着“娘希匹”，蒋介石回奉化溪口老家去了。总算蒋、汪、胡三派合一，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下旬在南京召开。蒋介石“下野”于奉化，汪精卫“称病”在上海，胡汉民也说自己“血压高”，留在广州。“三巨头”都没有在四届一中全会上露面，会议由于右任主持。会议作出了折中的方案，即由蒋、汪、胡三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委，轮流担任主席。此外，改组国民政府，推举空头元老林森为主席，由孙科任行政院院长。没有“三巨头”出席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毕竟缺乏权威性。就在四届一中全会结束半个多月后，一场重要的幕后交易在杭州进行：已经“下野”的蒋介石，从老家奉化来到杭州，住入澄庐。他写了一封密信，托陈铭枢、顾孟余赴沪，面交汪精卫。一直“称病”的汪精卫见信，立即精神抖擞，百病皆无，赶往杭州。于是，这两个多年来互为政敌的巨头，在澄庐通宵密谈，“相见甚欢”。这次密谈，变“蒋汪对抗”为“蒋汪联盟”。消息不胫而走，胡汉民气歪了鼻子——因为汪、胡有密约在先，两人联合反蒋，谁也不与蒋单独密谈。如今，汪背弃了胡，胡也就决心独力与蒋、汪对抗。蒋、汪携手，返回南京。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汪精卫接替孙科，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主持政府工作；三月六日，蒋介石复出，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掌握军权。从此，人们对蒋介石改称“蒋委员长”。从此，国民党形成了维持多年的“蒋汪体制”，形成了“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共同主党”的格局。胡汉民则在两广主持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跟蒋、汪保持半独立的状态，但毕竟在中央失去了地盘。在蒋、汪之间，蒋掌兵权，实力胜于汪……
在中共党内，斗争也颇激烈：连任五届总书记的陈独秀，因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下台；取而代之的瞿秋白，又因“左”倾盲动错误而下台；接替瞿秋白的李立三，犯了“左”倾冒险错误而遭批判；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他的得意门生王明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又开始实行“左”倾教条主义……这一右三“左”，折腾着中共，走马灯似的改换着领袖，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到博古……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共党书》，以讥诮的口吻，论及了中共的党内斗争：“中国自有共产党以来，没有一时一刻不在错误路线当中。“十五年、十六年（引者注：此处指民国纪元，即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下同，
不另注）有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十六年、十七年又有瞿秋白盲动主义的错误；十八年六次大会（引者注：指中共“六大”）又发生了农民问题及职工运动的错误；至于所谓立三路线的破产，邓中夏退却路线的荒谬，都是你们自己所宣告的。以此推论，你们便再若干年，也无非是一个错误的环境，这种铁的事实是在雄辩着共产主义不能施行于中国，即共产党不能存在于中国。”“无论你是什么策略，什么路线，左的，右的，折中的，总之是此路不通，迟早要寿终正寝……”《蒋介石先生告共党书》，载中统局内部编印的《转变》一书，二九九至三○○页，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版。
蒋介石说这番话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