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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吃了不少苦，为的无非是想要很光荣地、抬头挺胸地做一个蒋家之後，但是他想回蒋家的愿望，一直到临终，都未能实现，这是他最大的遗憾和不甘。後来孝慈在荣总临终时，我看见他眼角挂着一线泪水，我含泪用手将它轻轻拭去，我晓得他心中挂念的是什麽，我也清楚，那一线眼泪是为何而流。面对孝慈没有血色、苍白的脸，我告诉他请安心地走，归宗的事，我不会放弃！
心碎北京行
在飞往北京途中，友菊坐在我右手边靠窗的位子，一路上不发一语，仅短短一两天，她像是成熟了许多，显得那麽懂事。飞机快降落时，因为已是寒冬，她自己悄悄地拿出手提袋里的毛衣、围巾、手套、一一穿上，看得我好辛酸，心里想，这麽乖巧的孩子，父亲却可能快要走了，不能再照顾她，不能再替她披上毛衣、不能再对她嘘寒问暖了。孝慈若是有知，该多麽痛心？
下午四点半自北京机场驱车抵达孝慈卧病的中日友好医院，门口挤满两岸及国际媒体；我由左副院长引导，随即前往病房探望孝慈。进到病房前，申德把我拉到一旁，单独谈了十几分钟。她说医生告诉她，孝慈是脑干出血，无法动手术，她心里有数，他几乎没有好转的可能，若只设法维持生命，也将成为植物人。孝慈从前曾在无意间告诉过她和孩子，将来若有什麽意外，他宁愿选择安详地结束生命，不要变成植物人云云。我点点头表示了解，但总要再尽力看看，万一不成，则尊重孝慈的意愿。
五点多，进入加护病房，孝慈躺在病床上毫无知觉，我轻声唤着他的名字，他双眼紧闭，没有任何反应，嘴、鼻都插着各种导管。看到从小一起长大的孝慈，竟然变成这种景况，心都要碎了，我泪流不止，一下子想到了可怜的外婆、母亲……，如果她们天上有知，该多麽心疼。申德望着孝慈，淌着泪喃喃自语地跟我说：“孝慈一生到现在，从来没有真正快乐过，一直活在压力和无奈的情绪当中，唯一能让他高兴的，只有由他自己一砖一瓦独力建立起来的家庭！他爱孩子，孩子更爱他……”
桂林祭母祈愿
我想到葬在桂林的母亲，不管是否迷信，我觉得一定要去一趟，求母亲能够保佑孝慈好起来。我和申德商量後，便由李庆平和*奇陪同，於第叁天十八日上午飞抵桂林，经安排在下午叁时，驱车来到离桂林仅二十分车程，座落在市郊凤凰岭的母亲墓地。
我含泪将我和孝慈两家九口的照片放在墓前，随即焚香祭拜。这是我第一次回到桂林，也是第一次向母亲上香，却是由於孝慈发生意外重病而来，心情激动万分，跪在墓前，低声祈求母亲务必帮助孝慈苏醒过来，能够继续为祖国服务、为家庭子女打 ……我早已满面是泪，难以自已。
在我这次到桂林前不到一年，一九九叁年九月五日上午九时，孝慈依照当时有关规定，辞卸了“国大代表”及国民党中央委员等党政职务後，以单纯的大学校长身份，获准赴大陆扫墓，来到母亲坟前。当时，也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与报道。孝慈抵达当天，天气非常晴朗，隔天扫墓时却乌云密布，倾盆大雨。当孝慈哭着跪在地上，念着亲自撰写的《祭母文》：“……两家九口独我来斯，外婆吾父魂应相随……”顿时倾盆大雨，衣服湿透，脸上泪水和雨水混杂难分，在场不少人跟着掉泪。事後很多人都追忆说，孝慈的孝心动天，老天都陪着落泪。
北京方面对孝慈的医疗照应，是尽了全力。中央高层领导指示中日友好医院立即成立医疗小组，包括来自协和、北京等一流医院二十多位脑神经科权威，由左焕宗副院长为首，於十四日当天中午十二时为孝慈举行会诊。荣总派来协助的吴进安医生都认为，这已是最强大的阵容，也是北京能够动员的最大能量。
我在陪伴孝慈期间，就听到有人说，孝慈所受的诊治和待遇，是国家领导人的高规格了。在医院外好奇围观的民众也知道，有一位从台湾来的要员在接受治疗，但叫不出名字，有的便说：“是蒋介石的一个孙子在医院里。”申德以及劲松、友菊对北京方面的协助和努力，都认为没有话说，也非常感谢。
相濡以沫兄弟情
我一口气专程飞了二十五个小时从美国来到北京，只有一个意念，就是要在孝慈有难的时候在他身旁，不管他听不听得到我的呼唤、晓不晓得我的焦虑，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孤独地躺在北京的医院里。一想到先母在桂林医院临终前孤独无助的一幕，就是要付出再多的代价，我一定要陪孝慈走完最後的一程。
我和孝慈很少分开过。最初，还有外婆依靠，外婆过世後，两个孤孤单单的双胞胎，几乎像弃婴一样，被放置在漫漫的人生大海上闯荡，虽贵为蒋家骨肉，却无法在最需要的时刻，得到最起码的关心或呵护；两人只有相濡以沫，相互扶持，一起在苦难中成长，感情就格外浓郁。对於新竹那段艰苦岁月，孝慈於*年六月叁日在《中央日报》写了一篇《那段剥花生充 的日子》，以流畅的文笔做了平实动人的描述。我特将这篇散文，附在书後，作为了解孝慈心路历程的一个注脚。
我的青少年时期成长环境，和绝大多数的外省子弟截然不同。从六岁多起，就住在新竹市区中心，整条街上左邻右舍是清一色做买卖的本省乡亲，只有我们一家外省人，闽南话是从小在与邻居玩伴一道玩耍时自然学会的；另外，饮食习惯和台湾孩子更没有两样，一直到现在，我还会主动想去吃路边摊的小吃，比方说米粉汤、卤肉饭、肉羹、肉圆、鳝鱼面、润饼等等，这些都是自小就爱的“古早味”。我在许多方面很早就融入了当地习俗，这也是为什麽最初听到什麽“地域观念”而不解，且压根底我就反对什麽奇奇怪怪、十分荒唐的“省籍情结”？
外婆在世时，和住在新竹街上的邻居处得很好，尽管她连一句闽南话都不懂，国语也不会，只会说江西家乡话，却能用微笑，甚至比手划脚来沟通。每次遇到地方上的“大拜拜”，邻居们会用大碗公装一些炸蔬菜、炒米粉、白切鸡什麽的，一碗一碗送给外婆品尝，外婆则会做一些米酒酿、粉蒸肉、包子之类的外省菜肴回赠。外婆尽管语言不通，但从未因而造成什麽摩擦或不快，她自己不会说闽南话，但要我和孝慈跟玩伴在一道时多学闽南话，甚至学客家话。
我们俩从小就是在这样对省籍包容的正确观念下成长的，这是为什麽孝慈和我从小对台湾这片土地不仅没有隔阂，而且有自然的情感，有时我用闽南话和中学同学聊到那段日子时，觉得自己是新竹人。
血泪成史
孝慈从小比较内向，遇到委屈也不多话，了解身世之後，私下会有点自怨自艾，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内心的压力却使他对归宗之路感到消极而不抱希望；他曾幽怨地说，若不够努力，将来有可能落得像外婆一样，在新竹隐居一辈子，终生难见天日。但是，这股压力，又成了我们抗拒现实的力道与奋发打 的支撑点。
孝慈在美国杜兰大学念博士时，必须利用寒暑假找不同的机会打工赚钱，来贴补学费。他先後在餐厅先做带位生（Bus Boy），再做服务生（Waiter），也在仓库佩着手枪担任过夜间保安，大热天还到工厂搬钢条，搬到手套破洞、手掌破皮，流出来的血将手套都染红……。孝慈就是经由如此近乎折磨的过程，才拿到法学博士学位。这些磨难，经国先生可曾知晓？经过这麽一段苦学历程，回到台湾，才有机会到东吴大学任教，总算努力没有白费，稍有差堪告慰的成果。他拿到学校聘书那天，打电话告诉我，他有股冲动，好想立即去告诉父亲经国先生，他是靠实力找到了大学教职，好让父亲高兴些。但是，每在此类时刻，我们就是见不到他，这种苦痛，不是天天能见到父亲的人所能感受得到。可是，我们仍然装得若无其事，还要继续勇敢地去面对外界、面对家人、面对未来！
孝慈长期的积闷，让他付出了可怕的代价 ？一九九四年冬中风，未再苏醒，一九九六年初告终！
如果，“蒋章恋”是老天执导的一则爱情故事，在情节铺陈中，章家自始即在弱势的一边、受害的一方。从母亲死因不明，外婆在贫困中撒手西归，二舅罹患严重被*妄想症、眼睛失明而潦倒以终，到孝慈思母心切，前往桂林祭母，旋因长期积闷在北京中风不醒，由我接运返台，未几病逝荣总，每一页都有血、每一字都是泪。
如果，老天能在故事起头的几个重要篇章里，注入一些较切合人性的布局，譬如说，在困苦的日子里，能让我们看得到归宗的曙光与希望，或让我们和父亲真能见上一面，孝慈的健康曲线，就不致於在後来一路下滑而一振不起，才五十二岁正值英年，就撒手西归了。
父亲有六个孩子，五男一女，依出生年序是孝文（一九叁五）、孝章（一九叁八）、孝严（一九四二）、孝慈（一九四二）、孝武（一九四五）、孝勇（一九四八）。老大孝文和老 孝勇相差十叁岁，我和孝慈正好在中间，与孝文、孝勇各差七岁和六岁。六个孩子当中，我和孝慈的成长过程，和其他四位同父异母的手足截然有别，因此塑造出了不同的性格和人生观，也经历了不同的命运。
父亲的五个男孩，有四个在短短七年里先後过世，按照忌日依序是孝文（*年四月十四日）、孝武（一九九一年七月叁十日）、孝慈（一九九六年二月十四日）和孝勇（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们均在五十岁前後即过世。迄今五个男丁中，我是唯一存活的一位。
孝文令人最惋惜
念初中时就听人提过“蒋孝文”，在报纸和杂志上也看过他和祖父在一起的照片。他在世时，我不曾和他见过面。进到大学後，就听到同学间流传着关於他的一些小道故事，绘声绘影地绕着他特殊的身份打转。
孝文长得挺拔帅气，聪明好动，像所有的长孙一样，总是受到祖父的特别宠爱。在新闻报道仍然受到箝制的时代里，有关蒋家的动态几乎都是由“中央社”或“军闻社”统一发稿，包括家居生活照片在内，在报上不时能看到孝文英挺地站在祖父身旁。他陪着祖父登上美军太平洋第七舰队旗舰的镜头，让人印象深刻，有人相信祖父一度对他的期许满高的。很多人告诉我，孝文本质非常善良，人也机灵，但从十几岁起就被一群朋友包围住，生活上走偏了方向，最後发生饮酒过量的意外，导致脑缺氧造成长久意识不清的憾事。
王升说，经国先生对子女的教养从不溺爱，只要发觉求学中的孝文有过分逾越情况，比方说有次半夜偷偷地把家中吉普车开出去而闯了祸，险些闹出人命，经国先生气得狠狠地教训他一顿，甚至用皮带抽打。
王升表示，祖父曾考虑培植孝文在军中发展，想把他送到美国去念西点军校或维吉尼亚军校，但均未能如愿。最後一九六○年才安排他到了加州柏克莱分校念商，不久因故又转学到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均未念毕而中辍返台。
“外交部”档案库“专卷”
一九七二年我从比利时结束两年的“外交官”训练回国，受训期间被指定到比利时外交部的人事及档案处实习两个月，事後我十分用心地写了一份内容充实的心得报告，由“大使馆”转报“外交部”，没想到引起“次长”陈雄飞的注意和赞赏，亲自下条子要我回部後直接到档案资料处报到，专责改善“外交部”档卷的管理系统。
“档资处”在部内向来被视为冷单位，当我告诉也刚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不久的孝慈，我将到“档资处”工作时，他错愕地问我：“你不是说自己表现得不错吗？怎麽还没出发，就被冷冻了？”还好，在“档资处”只是暂时性的，不到两个月我就改调到政务单位“欧洲司”，处理有关与法、比、卢、荷等国关系的业务。在“档资处”虽然只是一个过渡，也因为有这样一段职场上的小插曲，後来我当上“部长”，我就用自己的例子，鼓励刚进部的年轻人，千万不要也不必去挑单位，万丈高楼平地起，“档资处”就出了一位“部长”！
王升有一次提醒我，既然在工作中可以接触到“外交部”所有的老档卷，不妨去档库里找找看，有没有一份关於孝文在一九六○年赴美求学的“专卷”？王升说，因为孝文在旧金山曾因驾车超速被当地法庭判了叁天刑期，而惊动“驻美大使馆”和美国国务院，最後由美国国务院出面向旧金山市政府缓颊，才逃过牢狱之灾。当地左派媒体曾大肆报道，“外交部”一定会有专卷云云。王升的意思，这不是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