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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麽做，是否来自父亲的授意或暗示？
秦院长民国十一年生，长我二十一岁，由於他的体态和举止，比他实际年龄看来还要大些，我们把他也当成父执辈的长者，对他说的建议，我们都充分尊重。
这次发生“蒋家身份”阻碍仕途的事，在以往只有去找王升想办法，但他於一九八七年就因功高震主被下放到离台湾最远的巴拉圭担任“大使”，直到经国先生过世两年後，一九九一年才奉调返岛。那段时间里可以谈上话和帮上忙的，仅剩下秦院长了。
知道沈昌焕对我出任“次长”有意见後，我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做法来解套。
我去见秦孝仪并告诉他，设若我担任“常次”，可以把“外交部”叁位“次长”的业务分工重作调整，我可以不主管北美业务，并承诺在日後所主管区域内的任何重要外宾“晋见总统”时，都不由我陪见，改由“政次”丁懋时或另一位“常次”前往。多年来丁懋时虽不多言，但对我的境遇十分了解，也曾暗中施以援手。秦孝仪把我的想法和丁懋时商量後，认为可行，於是由秦院长来进行。以他数十年在官邸里磨练出来的老谋深算，终能把我遭遇到事业上的第一个瓶颈打破。他告诉我，他伺机私下向经国先生做了非常婉转的陈述才获得首肯。然後他再把经国先生的决定转告沈昌焕，沈昌焕也就不能再说什麽了。
很多人以为有蒋家的背景真好，在工作上必定飞黄腾达。但是，从我大学毕业到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父亲不曾提拔过我一次，这次升任“次长”的波折就说明了一切。
其实，早在一九七叁年底，距离当时十四年之前，我就遭遇到强烈的干扰。
一九七二年九月，我从“欧洲司”二科调到“常务次长”陈雄飞办公室担任机要 书。当时和我同一个办公室担任“部次长”机要的，还有张炳南、吴子丹和乌元彦等人。在 书处的工作时间不仅很长，性质和内容也繁重，却是磨练的机会，至少对“外交部”各个司处的业务，能有较为广面和整体性的认识。一般来说，担任过“部次长”机要的，日後外放的地点都会是比较热门的美国或日本。我也不例外，在一九七叁年十二月接到部令，外放到许多年轻“外交官”梦寐以求的美国旧金山，出任“总领事馆副领事”。
拿到这张部令，我心中的喜悦非比寻常。它不仅代表了多年的打 总算有了结果、早在高中即立志要以“外交救国”的美梦逐步成真、从小答应外婆要争气的支票逐渐兑现了，也代表靠自己的才智而非家庭关系，可以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在竞争激烈和公平的环境中，成功地迈出“外交”生涯上美好的第一步。
自己打 到手的！
那天一下班，我急着回家告诉美伦这个好消息。她也十分兴奋，因为她知道做“外交官”，是我多年宿愿。结婚前追求她的时候，我刚考进“外交部”不久，曾向她夸下海口，我会做一个出色的“外交官”，要她嫁给我，她会是我工作上最好的帮手和伴侣。到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出任“副领事”，虽不是什麽了不起的官位，已令我深感骄傲，在心中的一个角落，听到微弱但清晰的声音在说：“你比许多只依赖家庭背景和财富来创业的人强多了，你的第一张派令，是自己打 到手的！”其中的喜悦和甜美，只能和美伦分享，因为只有她才能体会。
当天晚上我很高兴地打电话给王升和宋时选，转告他们这个好消息。但是在电话中，他们显得有点意外，他们不晓得我怎麽会这麽快就外放，仍向我表示恭喜。电话中我特别请王升向父亲转报这件事，同时，我提出想在出国前和父亲见面的请求。
那时我和美伦带着女儿蕙兰，一家叁口租住在新生南路叁段龙安国小对面的巷子里，是一幢四楼公寓的二楼，收到部令时，正好租约到期，我们决定不再续约；正巧同一办公室的乌元彦在连云街的公寓暂时空着，可以让我们借住两、叁个礼拜，我和妻小就搬了进去，做好外放的准备，包括零碎东西的采购，从日用品到碗盘都需购置，衬衫西装也都要订制，另外抽空接受同仁的欢送，忙得不亦乐乎。机票也订好，治装费也领了，一切就绪後，在喜乐中等着启程。
宋时选传达“上面”之意
当我们搬进连云街公寓两个礼拜後，宋时选表哥突然来访，一进门就很客气、委婉地说：“我已经向‘上面’报告了你外放的事，他很高兴；但是‘上面’不太放心，认为旧金山的侨界太复杂，最好不要去，继续留在‘外交部’工作就可以了，不必急着出去，在这里照样可以升迁。你条件这麽好，到时候会帮你忙，慢慢做，该升科长时，就可以升科长，在台北方便多了，比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好。我负责另外替你们租个公寓安定下来。‘上面’是为你好，虽然你已做了出去准备，还来得及调整；至於‘外交部’方面，你不用担心，我们找个理由和沈部长说一下就可以了。希望你打消去美国的意念……”
听完宋时选一连串的陈述，我真是大吃一惊，但我只笑笑说：“表哥，这怎麽可能，我都准备妥当。机票买了，可以退，但是我做‘外交官’的主意是不会变的；我只求和平常人一样就好，我从不期盼有什麽特殊的安排，现在我能正常发展，反而要来阻挠我，这是不对的。我不知道‘上面’在顾虑什麽？如果我连美国都不能去，我以後还能到哪个国家去当‘外交官’？如果我没有外放的经验，我又怎麽可能留在外交界？请让我和一般人一样，按部就班地做事，这是我最低的要求，也是我最高的期望了。拜托表哥尽快向‘上面’反应，帮忙替我说说话，同意我去上任。”
那段时间，每和宋时选谈到父亲时，他都以“上面”来称呼，偶尔会说“经国先生”；但王升和我们谈话中，则很自然地说“父亲”如何如何，让我和孝慈听在耳里，好受多了。
王升奉命劝退
从大二开始，每隔一段时间王升会邀我和孝慈到他在和平东路的家去吃吃饭，我们叫王升夫人熊慧英女士为“王伯母”，因为我们一直喊王升为“王老伯”。这种称呼其实不妥，因为他比经国先生还小七岁。有一次他要我和孝慈改口，不要叫他“老伯”，他说父亲是他的老师，要我们以“师兄弟”互称，我们忙说怎麽敢当，後来就一直没改口，直到今天还是称他为“老伯”。每次到王升家吃饭等於是打牙祭，都是由王伯母亲自下厨。当我和孝慈从美国回台後，几乎每年生日，都是在王家过的，除了他外放巴拉圭那八年期间中断，没有一年例外。所以每年元宵节前，就会接到追随王升数十年忠心耿耿的参谋王耀华电话提醒我们前往。
王升几十年来对我们的用心，很令我们感激，他多少在心理上想分担一些父亲无法养育我们的自责，也似乎在设法弥补母亲猝然过世所造成的遗憾。外面传说，我和孝慈是王升受父亲之托，把我们放在他家从小带到大，则绝非事实，我们从未在王家住过一晚。王升和宋时选应当是奉令负责照料我们生活，包括把费用送到新竹，交给外婆或二舅 若。直到大学毕业，成年之後，孝慈和我与王升之间才有直接来往。长期他扮演长辈角色，我们对他的意见很少违逆。
当宋时选劝阻无效、铩羽而归後，便由王升来继续劝说。
有天下雨的夜晚，他来到连云街，用宋时选雷同的说辞，要我放弃赴美，并以确切的口吻保证，如果我同意留在台北，照样可以有很好的仕途发展。他也强调旧金山侨社的复杂，他说除了左派，还有独派，并以两年前（一九七○）在纽约发生“*”分子刺杀父亲的事件，提醒我万一发生什麽意外，这个责任谁担得起？王升本来口才就出了名，那晚更是说尽了好话，就是希望我改变初衷，留在台北不要出去。他直说了，是受了父亲之托来劝服我的。
坚持走自己的路
可是，我真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父亲的意思。虽然王宋两人讲了许多理由，还是牵强，很难让我觉得有道理，我只是去做个小小的“副领事”，哪有可能引起独派或左派分子的兴趣而会对我如何？况且七十年代初，海外晓得我背景的人是少之又少，就是知道了，在美国这麽开放的社会里，绝不至於有人会冒进。他们说辞中，最不能让我接受的，反而是他们的保证，说只要我不出去，照样可以在“外交部”里晋升等等。这和我以参加“外交特考”方式进入“外交部”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我从来不以特殊的身份看自己，也不想要别人用特殊的眼光来衡量我。我所追求的，不过是做“单纯的自己”，工作若有进展，也只是由“单纯的自己”奋斗得来的。我从不奢求得到优於别人的待遇，但为什麽现在连做“单纯的自己”都要那麽难？设若我顺着王升的意思不外放，一直待在部里依靠蒋家关系做事，将来哪有本事去公平竞争？仅借由外来的关照，在职务上有所升迁，这不是我所要的，它不会持久，更有局限性。
最後，我很坚决地回 王升，我还是要去旧金山上任，我所企求的只是一个正常的生活，我不要什麽特权。我把内心的挣扎向他详细地说了一遍，更要求他向父亲转报我的思考，企盼给我一些属於自我的空间。我强调，我不要别的，只要“和别人一样”。他拗我不过，只好失望地说他回去反映反映，设法说说看，但没有把握。他离开後，美伦心情也沉重起来，没想到具有这种看似比别人要强许多的背景优势，反而滋生了困扰，这是外界很难相信的事。
当夜，我彻夜难眠，半夜一点多乾脆起床，趁着夜深人静，走到书桌提笔就写了一封长信给父亲，清楚陈述我之所以坚持外放的五大理由。隔了叁天，王升再次来到住处，仍像上次一样劝我不要赴美，但语气和缓多了。我用非常温和的态度，坚持立场，同时当面交给他前晚深夜写好的信，请他转呈父亲。他看到我丝毫不动摇，也只有笑笑，望着我说：“你的固执，倒有几分像他。”
改调华盛顿首府
又过了叁天，再次碰面时，王升只好妥协了。他说已把我的决定作了转达，既然我执意“外放”，那就改到一个华侨较少的城市去父亲才放心，看来看去，美国首府华盛顿是行政中心，侨胞相对较少，只要我同意，可请“外交部”改派人事命令。我说只要正常“外放”，去哪里我都愿意。两天後，王升亲自去见沈昌焕细说原委，也因此沈昌焕才恍然知道经国先生是我父亲，他当即交代人事处，将我从旧金山改调“驻美大使馆”担任叁等 书。我尚未到旧金山“总领馆”报到就改调他馆，还是“外交部”头一遭。
由於没有接受王升的劝说，使原本的困境变成了转机，不仅维持前往美国“任职”，且改派的地点更是所有“外交官”的第一志愿 “驻美大使馆”。如果我没经过华盛顿的历练，往後在政界可能会走上不同的一条路，说不定永远没机会一步步地从科长到“司长”、“次长”，再出任“部长”，後来做到国民党 书长和“总统府 书长”。如果没有一九七叁年的坚持，往後在政坛的走势也就有限了。命也？运也？
我政治生涯後半段的发展，不可否认多少得到蒋家间接的庇荫，但这已是在我担任“外交部次长”以後的事了。
那段期间，有些人侧面耳闻我特殊的蒋家关系，误以为我能上达天听，便以我能感受到的方式略施小惠，他们或许在盘算，有朝一日，说不定我会回嚏他们一臂之力；他们不知，我和父亲之间完全没有互动管道。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物倾靠在孝武、孝勇那边。七十年代末期，若干好友婉转提醒我和孝慈，有人在暗中抵制我们，这些情形我们了然於心，却强化了我们的意志力，要将全部心力投注在工作岗位上去寻求突破、改变现状。
“蒋家因素”在人生道途上所造成的意外磨难，对我和孝慈确实反而成为一种激励。我早就学会把身世带来的痛苦隐藏起来，绝不允许它伤害到无辜，譬如自己的孩子和家人。婚前多次要求与父亲见面，都没有结果；到娶妻生子，更渴望见父亲一面，相信父亲若是看到美伦和可爱的蕙兰，他老人家一定会很高兴，能让父亲快乐就是孝顺。这个单纯的心愿，每次都石沉大海。
我和孝慈很能体谅这事的难处，若真要会面，地点就不容易找，万一有闪失，後果可以很严重。除了对王升支吾的搪塞感到沮丧外，我们又能做什麽？要是在一出生就失去父母，长大後根本对双亲没有概念，也就不会有所思念，更没有会面的渴望。但是，我和孝慈境遇不同，世上找不出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