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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并看我们这对双生儿子最後一眼。外婆绝没想到，到台湾後，衣食不缺的日子只有短短几年，没多久就发生变化，不仅无法维持起码的水平，连生病都住不起医院，吃跺鸡蛋成了难得的补品。相隔不到五、六年光景，原本身为县长太夫人的尊荣，转眼成空，一下子成了好遥远好遥远的往事。现在要自己洗衣、煮饭、缝衣服、做布鞋、看店面。外婆没有因为日子艰辛而怨天尤人，只在寂寞无助时刻，特别思念在大陆的儿女，尤其一想到那最善体人意的女儿亚若时，便会独自躲进房里轻声叹息和偷偷饮泣。
我依稀记得在五、六岁时，曾和外婆在南昌一起住过的那幢两层楼房的模样，前面有个小天井，座落在南昌市章江门井头巷六号，离我念过的宏道小学很近。记忆中，整幢建 还有些气派。
落脚新竹
外婆一到台湾，便跌进一个全然不同的环境，生活品质与以往相较，有天壤之别。加上二舅舅 若经商失败，还会与外婆偶生龃龉，精神上难免苦闷，益发使得她怀念没来台湾的子女。
她晓得大儿子浩若相当干练，深受经国先生器重。大舅浩若曾和王永树将军同在东北共事，除了能力受到赏识外，也由於有层“妻舅”关系，经国先生指派他先後出任贵州铜仁县、辽宁法库县和江西浮梁县（又名景德镇）的县长。在南昌章江门井头巷的那幢二层楼房，就是一九四七年大舅在法库县长任内，寄钱给外婆买的。根据先母生前好友，也是在南昌葆灵女中的同学桂昌德事後透露，这一大笔钱事实上是经国先生给的，交托大舅转给外婆而已。经国先生处理先母这段感情，不仅没有避讳，而且是以负责任的态度和章家人来往。
王永树来台後曾出任“安全局”局长，有人指称，若是大舅舅能在一九四九年来台，肯定有一番作为，而我们在新竹的景况，绝不至那麽不堪。原本大舅舅有意来台，只因一九四九年初前往浮梁县上任不久，不及交卸赶回南昌与家人会合，只好要妻子纪琛带着长子章修纯与女儿洛洛、铜铜，随外婆先行来台。
大舅妈纪琛的姐姐纪珍与其夫婿黑祥麟，一九四八年就从南京先抵台湾，黑祥麟在新竹机场空军第八大队电台工作，算是章家当时在台湾唯一联络得上的亲戚。这是何以外婆举家在基隆上岸後，决定未来行止时，会选择新竹市作为落脚之地的原因。一夥人还先在新竹郊区叫作“树林头”的空军眷村里挤了两个月。大舅妈的姐夫黑祥麟就是现在主持“卡内基”训练、颇有名气的武器专家黑幼龙之父。我和孝慈早年在新竹生活的状况，黑幼龙一定听过他家人提起，算起来，他和我还是亲戚。
大舅全家受累
大舅妈在新竹没住多久，生活不惯，心也不定，一直嚷着要回南昌去找丈夫浩若。後来全家搬进新竹市中央路一百五十一号的一间店面房子，两层楼一共五十坪，却住了十几个人，委实拥挤。记忆中每天生活景象，都是乱成一团。大舅妈和二舅舅 若又没相处好，她抱怨二舅舅持家不力，对自己丈夫的生死未明更挂念不已，於是和外婆略做商量，便毅然带着叁个孩子循原路回南昌。
自一九四九年和大舅妈在新竹分开後，我们就没再见过面，一直到二○○二年我在“立法院”率团访美，於当年九月叁日经过洛杉矶时，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才探听到她的住址。当晚参加侨界欢迎餐会之後，我和美伦专程探望久未谋面的大舅妈，那已经是五十叁个年头之後。
当年大舅妈从新竹由十七岁的章修纯陪同，带着两个稚龄女儿，千辛万苦地坐船重返南昌，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在*中和大舅舅重逢，还非常意外地发现大舅舅比她先回到了南昌。
但是，好景不长，一年多之後，一九五○年十二月在“镇反”运动中，大舅被捕，被判了十年劳改，服刑期满後辗转从东北黑龙江的劳改营回到南昌老家。几年後，“*”爆发，一九六九年八月，他又再度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受到批斗，未几，因承受不了打击，服农药自尽身亡。远在台湾新竹的外婆，因为音讯隔绝，对发生在长子浩若身上的悲惨结局，茫然不知。
陪同大舅妈从台湾回大陆的长子修纯，随即在不到二十岁的年龄，也被扣上“国民党特务”、“反革命”的罪名判刑劳改，一九八六年获得*。
南京父子曾会面
一九四九年整个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局，“老总统”几乎是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被迫引退。美国政府更在关键时刻抽身，发表“白皮书”，使得恶化中的局势更是一 千里；几经慎重考量，最後认定只有台湾这片土地仍可固守。父亲更在紧要关头，竟日追随“老总统”，参与整个“政府”东迁的计划，挑起了无比重担。正是焦头烂额之际，却还能惦念到两个双胞胎儿子的安危，曾明确指示王升如何亲自妥适照应外婆带领家人尽速赴台。父亲在万般困境里，并没有逃卸为人父的责任。
父亲只知道王升陪着我们从南昌逃到了厦门，厦门之後的情况，他就不清楚了。从军舰抵基隆靠岸到选择新竹市落脚，并不是父亲的交代。当时他可能自顾不暇，就是有心也难有馀力。
父亲情感浓郁，虽然母亲早逝，他总不时挂念着这对遗孤。一九四七年春，我们和外婆住在南昌，父亲突然差人带来口信，说很想念大毛、小毛这两个孩子，想看看最近的模样。於是外婆特地要大舅妈带着我们，乘火车专程到南京和父亲见面。我和孝慈才五岁，模糊的印象中，去过後来从书本上读过的中山陵和玄武湖，至於和父亲在什麽地方见面？见面时父亲如何抱起我们？以及年轻的父亲长得什麽样子？则是完全没有任何残留的记忆。这一段南京父子会面之行，大舅妈纪琛亲口在二○○叁年九月叁日於洛杉矶寓所见面时，向我和美伦转述。
二舅与王升不合
外婆算是经国先生的岳母，一九四九年来台，一九六二年过世，在台湾整整住了十二年。在四千多个日子里，她不仅没有因为女儿为经国先生生了一对双胞胎，而攀龙附凤地享受过荣华富贵；相反的，这一层关系带给她的，却是一连串心理上的惊吓、恐惧、忧虑和不安，以及好多年物质生活上的煎熬与痛苦。有几次在她对许多事物感到心灰意冷时，曾幽幽地跟孝慈和我说，她真想住到庙里去。外婆是信佛的，在南昌时她供拜观音菩萨，到新竹後住的地方实在人多空间小，连好好摆座观音佛像的架子都没有。当她说想带发修行，我们感受得到她内心有多苦。
初抵新竹两个月後，二舅舅 若一味地想要做生意以免坐吃山空，外婆拿他没办法，只有把从大陆带出来的所有首饰细软，全数拿出来变现，才勉强买下中央路一百五十一号的房子。有关费用全是父亲要王升在我们离开南昌前，交给外婆的盘缠和安家费，里面有大头银洋和黄金金条，一共勉强凑到二十万左右的新台币，买下那幢只适合做生意并不适宜住家的店面。
然而，二舅想做买卖的点子是随兴而起的，没有详细地思考或规划，而且又不在行，一路下来，不到两叁年，从开委托行、卖烟酒杂货、代售《香港时报》、《青年战士报》，到开碾米厂，转行好几次，没有一件做成功，所有的钱全赔尽了并开始举债；加上他刚愎的个性，後来又和王升不睦，还和当时唯一的表叔周仲超闹翻、吵架，甚至於对簿公堂。周仲超是外婆的亲侄儿，外婆要我们喊他表叔，当时他官拜陆军上校，穿上军装来到新竹时显得非常神气，《新新闻》杂志社董事长周天瑞就是他长子。
表叔周仲超曾经在一九五四年带天瑞、天琪两兄弟，到新竹来向外婆拜年。天瑞和我是有血缘关系的亲表兄弟，小时侯见面的情形，相信他会依稀记得。当时我念初二，他比我们小几岁，可是他们的衣着很光鲜体面，还穿着皮鞋，比我和孝慈好多了，令我们心生羡慕。上校军官的生活在当时至多只属中等，但和我们在新竹过的日子相较，就风光富裕多了。天瑞、天玮两兄弟就像是大城市里孩子的典型，我和孝慈反倒像是乡下小孩。外婆对於有这麽一位上校侄儿，颇觉骄傲，且军官有固定月薪，经济状况看来就宽松多了。
二舅和王升之间，在五十年代中期就无法相处，後来几乎停止了交往，原先父亲透过王升过年过节一年叁次送来的生活费用，也因此中断。於是，在日子几乎快撑不下去时，二舅只好硬着头皮向表叔周仲超伸手借了一万一千元应急，这在四十多年前也不算一笔小数字。根据外婆说，二舅曾每月支付一些利息，可是当借款到期，展延了几次仍无法还钱，後来连利息也止付了，为此，表叔还来过新竹讨债。由於无法解决，和二舅发生过口角，当然不欢而散，随後二舅被告到法院。当然表叔也是克勤克俭才会有点积蓄，看在和外婆这一层难得的亲戚关系上，才冒险将辛苦钱借给二舅，却没想到後来会血本无归，他的激烈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外婆来说，夹在一个事业有成的侄子和一个举债度日的儿子中间，真是苦不堪言，难怪外婆会有到庙里去住的念头。
二舅舅来到台湾时，和不少其他外省乡亲所持的看法一样，对於住在台湾，都认为只是“暂时”避难性质，就像抗战期间躲日本鬼子一样，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顶多住上叁年五年，最长十年八年，很快就可以重回老家了。他来台之初，根本没有久居之念，连购置家具都以“应急”为先，愈简单愈好，最好是买一些用了一段时间便可以弃置而不觉可惜的东西，以免不久之後要回大陆时带不走。他只准买所谓“第一优先”的生活必需品，凡是比较贵一些的，都成了不予考虑的“奢侈品”。依此逻辑和界定，在新竹家里所用的物品，其简单和简陋就可想而知了。
“逃难”一词，也给了二舅舅很好的说词与借口，用来解释为什麽我们家不能和本省籍的左邻右舍在物质水平上看齐。因为我们不久是要返乡的，住在新竹就像暂住旅馆一样，同时可以藉此用来对他没有赚钱的本事做很好的掩饰。常常听到他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就是：“现在兵荒马乱、国难当头，大家都要节衣缩食，一切都要简单。”这句话，他讲了几十年。
因此从一九四九年我进新竹东门国小念小学叁年级，到一九五九年自新竹省中毕业後，十几年当中，家里所谓的家具，就只有两张竹桌子，一张放在楼下作餐桌，一张放在楼上堆放东西，加上六张竹椅、两张 椅；两张竹床，一张外婆睡，一张我和孝慈合睡。全家的家具，仅此而已。二舅一家人，更全部挤在一间叁、四坪左右大的榻榻米小房间里，省掉了桌椅、床铺。至於沙发、电风扇、电熨斗、收音机、吹风机等等，当然是二舅口中的“奢侈品”，不用去想、也不会去买。
後来，二舅舅不幸得了青光眼，由於他对医院和医生根深蒂固的恐惧与不信任，而延误了就诊，导致双眼全瞎，直到二○○一年过世。临终前，他内心会不会还在奇怪这次“逃难”，怎麽会这麽久还没结束？
连浴室都没有的窘境
二舅舅工作无着，一事无成，孩子却接二连叁地生出来，他後来一共有四子五女，共九个孩子。在新竹中央路上，全家人数最高峰曾达到大小十叁口之多，而只有一个自来水龙头可以用。光要解决每天一大早洗脸刷牙，就颇费周章，後来只好各自分别用脸盆、水壶等盛水，用痰盂来接漱口水解决。
另外，整幢两层楼的房子，只有楼下一间木板钉成的蹲式简陋茅房，如果不用几个夜壶，是没有办法解决这样多人的如厕问题。每隔两个星期，还要找专门挑粪的乡下农夫，推着水肥车来挑走快要外溢的粪便，事後这位农夫好像会支付五块钱给二舅，可能是买水肥的费用。每当这位晒得黝黑来掏粪的老农夫出现时，整幢屋里至少一个多钟头会臭味薰天，久久不散，连路人都要掩鼻而过。
我们连一间所谓的浴室都没有，孝慈和我只有在靠屋後的厨房旁，将原来装肥皂用的空木箱一个个堆起来，做成简易的隔间，这些小木箱原是二舅在卖烟酒和肥皂等杂货时剩下来的。要沐浴时，就把一个铝制的洗澡盆，摆在两排堆得一个人高的空肥皂木箱背後，然後用水壶倒进冷热水冲匀，人就坐到里面洗澡。一九六一年初，在“救国团”任职的宋时选，有天突然到新竹来看外婆，曾亲眼看到我们那间简陋的浴室，他真的吓了一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直说那两排空木箱堆那麽高太危险。他做梦都没想到，我们的日子会过得那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