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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山的晚风-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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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是个天崩地坼的日子。就在这一天,从黄土高坡上杀下来的闯王李自成,率领着被朝廷称作是“流寇”、“逆贼”的农民军,彻底占领了大明朝的京师北京。也就是在这天夜里,崇祯皇帝在煤山寿皇亭(今北京景山东部)自缢身亡。从此,甲申三月十九日就成为历史长河中一个极不平常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不仅标志着大明帝国的崩溃,而且也预示着异族即将入主中原的开始。    
    后人已不太清楚崇祯帝自杀前后的详细情况,现有的记载也不尽相同,甚至是矛盾百出。据说崇祯帝在三月十八日就知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便匆匆安排后事。在这天晚上,崇祯帝在乾清宫最后召见周皇后和宠爱的袁妃。痛饮数杯之后,崇祯决定把太子及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氏,由他们设法保护外逃活命。安排妥当之后,崇祯帝对周皇后长叹一声道:    
    “大事去矣!”    
    话音刚落,便已是泪流满面。皇后、袁妃也是掩面而泣,环立周围的宫女更是哭声一片。崇祯帝只得挥挥手,命宫女们赶快出宫逃命,自寻活路。这时,周皇后抬起泪眼,无限哀怨地对崇祯说道:    
    “妾侍候陛下十八年,陛下从来听不进我一句劝,以致弄到今天这样的局面!”    
    说完,周皇后便搂抱着太子和永、定二王,放声痛哭。之后,又是千叮万嘱,依依不舍地把他们送走。    
    生离死别之后,各寻归宿。周皇后回到她的坤宁宫,上吊自杀,干脆利落。崇祯皇帝见状连声称好。袁妃也回西宫,在崇祯帝的逼迫之下,上吊自杀,不料绳子一断,竟未能一次成功。皇帝只得上去连砍三剑,助她上路。15岁的长平公主,也被崇祯召来。公主大概已预感到了厄运难逃,大声哀号。崇祯帝只说了句“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呢”,便以左袖掩面,右手挥剑砍向公主,没想到公主在情急之下,本能地以左臂挡剑,结果被砍落左臂,昏死倒地。崇祯见此惨状,再也不忍痛下杀手,便又召集平时宠爱的妃嫔,亲手一一砍杀。    
    此时的崇祯帝似乎已处于半疯狂的状态之中。他清理后宫之后,竟亲自换上快靴,手提三眼铳,率领几十位持斧拎刀的太监们,骑马在内城中东奔西突,不知是要出城去击杀敌寇,还是想突围逃命,结果是到处碰壁,到天亮时只得灰溜溜地退回宫中。    
    后人已无法知道崇祯帝是如何度过最后几个时辰的。据说到了此日的深夜,他还曾亲自跑到前殿,去击钟召集百官,大概是希望能有几位忠臣,来为他殉节,没想到竟无一人赶来,令他大失所望。无奈之中,崇祯帝只得遣散了身边最后几位随从,与太监王承恩携手走入后花园,登上了万寿山。这万寿山俗称煤山(今称之为景山),上有一个新建的寿皇亭,俗称红阁。这红阁原是崇祯为操练内军(由太监组成)而新建的,不料此时竟派上了用场。他在阁中逡巡良久后,便向他宠爱的太监王承恩提出了一个疑问:    
    “我待大臣向来不薄,今天至此,为什么竟无一人能像前朝靖难时的程济那样追随我而去呢?!”    
    大概是王承恩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他又为这些文武大臣开脱道:    
    “料想是这些人不知道,所以不能迅速赶来!”    
    随后,崇祯帝便在红阁边上的海棠树下,上吊自杀。王承恩也随即步其后尘,追随而去。君臣两人,就这样面对面吊在树上,在景山的夜风中,随风摇曳。    
    三天后,李自成的人马终于发现了他的遗体。他的死状十分惨烈:长发覆面,光着左脚,衣衫凌乱。据说他在衣服上留下了血书遗诏:    
    “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    
    也有人说,遗诏中还有“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杀尽百官、无杀百姓”之类的激愤之辞。    
    后人大概永远无法弄清上述的记载是否属实,但绝大多数人却宁愿相信这些记载是真实的,因为根据崇祯帝生前的所作所为,上述的内容是完全有可能的。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位亡国之君能像崇祯皇帝那样,博得如此广泛而持久的同情。这倒不是因为他死状惨烈,也不是因为他死后被降格安葬,与周皇后一起被草草塞入昌平县的田贵妃墓中(后称思陵),而是因为他生前的所作所为,确实不像是一位亡国之君。正像他生前多次哀叹的那样:“我不是亡国之君,为什么会遇上这么多亡国之事?!”    
    崇祯帝至死也没有弄明白这个问题。他也无法弄明白这个问题。大明朝的江山虽然在他手中丢失,但应该承担责任的又何止他一个人呢?!他自称无颜去见他的列祖列宗,而他的列祖列宗又何尝有脸见他呢?!    
    


第一章崩溃的前奏正德皇帝

    万历帝(神宗朱翊钧)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前后长达48年,比他的祖父嘉靖帝(世宗朱厚熜)还要长些。在隆庆五年(1571)的冬天,隆庆帝(穆宗朱载垕)就为年仅9虚岁的儿子朱翊钧举行了成人仪式。没想到此举似乎有先见之明,几个月后,隆庆帝便撒手归天,龙驭上宾,把大明朝的重担压到了年仅10虚岁的儿子肩上。    
    登基时的万历帝,实际上还是一位孩子,才刚刚懂事,根本无法行使皇帝的权力,也谈不上承担什么责任。幼主当政,已属不祥,更不妙的是,前面的几位皇帝,留下来的已是一付烂摊子了。    
    万历帝的堂伯祖父正德帝(武宗朱厚照),接位时年仅15虚岁。正德帝生性爱玩,除了朝政之外,几乎样样喜欢。更糟的是,他认为朝廷文官还不如太监,所以他宁愿把朝政托付给太监,也不愿重用文臣。正德帝先是重用刘瑾,后又宠用江彬、许泰。在这些太监的唆使下,正德帝几乎做尽了皇帝本不应该做的任何事,视皇帝之位几同儿戏。    
    正德帝的胡闹可以说是历代少见的。他的胡闹,不仅求新、立异、场面大、刺激性强,更要命的是,他专做那些皇帝不能做、至少不能公开做的那些事,公然蔑视被常人视作是立国之本的那套道德规范。他在内宫操练军队、拆房圈地、搭建帐篷、养狮驯豹,无事不做。有一次他在内宫玩耍烟火,不料引发大火,焚毁大量宫殿,正德帝望着冲天火光,只是开玩笑地说了声:“好一棚大烟火也!”    
    正德帝到后来已不再满足于这些。他经常外出巡幸,一度长驻宣府镇,但又不允许官员们离开北京城。他不愿再用玉玺,也不愿用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而是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并启用将军印信。至正德十三年(1518),正德帝竟要求给一位名叫朱寿的将军加封镇国公。他命吏部道:    
    “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领六师,扫除边患,累建奇功,特加封镇国公,岁支禄五千石。”    
    这位朱寿,不是别人,正是正德帝自己。堂堂一国之君,竟然自己任命自己为镇国公,真可以说是亘古未见。正德帝还跑到山西太原,与晋王府一位乐工的女儿打得火热,如胶似漆。正德十四年(1519)江西宁王叛乱,天下大震,惟有正德帝十分兴奋,因为他不仅可以显示他的军事实力,而且还可以借此机会去“巡幸”一下他多年想去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因此,他决定“亲征”。    
    实际上,就在他离开北京后的第二天,朝廷就接到了负责江西平叛的王守仁的密报,说宁王已经被俘,无需皇帝亲征。正德帝哪里肯就此善罢甘休!他仍率军浩浩荡荡开赴南京。到达南京前,他突然颁布一道古怪的诏书,禁止天下饲养和宰杀猪。其原因不得而知,大概是因为“杀猪”和“杀朱”是谐音。正德帝给江南的这份见面礼几乎要引起骚乱,因为南方地区几乎家家养猪,生猪不仅是农家主要副业收入之一,而且猪肉也是当时底层百姓最主要的肉食来源。但正德帝对此全然不顾,依然我行我素,强制推行。    
    正德帝在南京一住就是8个月,迟迟不肯回北京。富庶繁荣的江南,自然要比肃杀荒凉的北方更令人流连忘返,而美丽清秀的江南女子,大概也比晋王府的乐工之女更吸引人。正德帝哪里肯匆匆而过,自然要把他的“浩荡皇恩”多留些下来。只不过这样一来,苦煞了江南的百姓。好在住了8个月后,正德帝终于返京了。返京途中,他因在清江浦捕鱼,差点淹死,受了惊吓,回京后不久便驾崩了。据说正德帝临终前,也有悔过之意,说以前的那些荒唐事,都是自己之错,怪不得别人。    
    正德帝做了15年的荒唐皇帝,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激化了原本存在的许多危机。碰到这样的皇帝,文官们除了冒着挨板子、丢官甚至送命的危险,拼命上疏要求皇帝改变主意外,再无他法,因为皇帝是无法选择的,只有等到他死才能更换。或许正是如此,许多文官对正德帝的死,倒不见得有多大悲伤,反而有点暗中庆幸。他们认为,无论如何,新皇帝毕竟不至于像正德帝那样荒唐,而正德帝无后,也给他们在选立新帝时留下较大的余地。最后,他们选择了正德帝的堂弟朱厚熜接位,即后来的嘉靖帝。在他们看来,这位新皇帝各方面都比较令人满意,一定会给朝廷带来希望。然而。事实证明,他们大错特错了。    
    


第一章崩溃的前奏嘉靖皇帝

    新皇帝朱厚熜出生在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县)。他的父亲朱祐杬是成化帝(宪宗朱见深)的第四子,与弘治皇帝(孝宗朱祐樘)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被封兴献王,就藩安陆。    
    首辅杨廷和当时力主朱厚熜接位,是有一定目的性的。    
    依惯例,武宗死后无子嗣,本应从比武宗小一辈即载字辈的宗室中选一位新皇帝。而杨廷和却力主选同辈的朱厚熜接位。严格而言,杨廷和的这种做法,并不尽合大明礼制。他之所以要这样违例行事,原因当然很多,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即看重朱厚熜个人的品行和才学。据说朱厚熜自小就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而且熟悉朝廷礼仪,确实是一个合适人选。何况他当时才15虚岁,杨廷和大概也认为容易驾驭。没想到正是这位少年,在即位之初,就单枪匹马,与几乎是整个朝廷的文官对抗,并最终达到了目的。    
    嘉靖帝即位后,首先就提出如何在礼仪上确定他生父母的地位问题。依当时绝大部分文官的意见,嘉靖帝是以弘治皇帝的嗣子身份继位的,理应尊弘治帝为皇考。但这样一来,嘉靖帝就得称自己的生父母为叔父母,这大概勾起了嘉靖帝的心病。    
    原来,嘉靖帝的祖母邵贵妃出身低微,被其父卖给了杭州镇守太监。在接受了一些书法和文学训练后,她被作为礼物献给了成化皇帝。到嘉靖帝即位时,这位贵妃已被打发到类似冷宫的浣衣局,且双目失明,风烛残年。嘉靖帝的生母蒋氏妃也只是一位武官之女,地位低微。正是在某种自卑而又逆反的心理驱使下,嘉靖皇帝与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进行了长达几年的大礼仪之争,为他的生父母争得了满意的地位和荣誉。    
    从大礼仪之争中,不难看出嘉靖帝为政为人的某些性格。    
    首先,嘉靖帝对自己的利益比对朝廷的利益更加看重,为了前者甚至可以不顾后者。嘉靖帝即位之初,天下百废待兴,亟待明君,而他竟然能弃之不顾,为一己之私利而与文官对抗数年,实在是自私之极。    
    其次,嘉靖帝性格残忍、狠毒。杨廷和是嘉靖帝得以登基的第一功臣,最终却被嘉靖帝逐出朝廷,不存丝毫感念之情。张太后(弘治帝之后,嘉靖帝之伯母)因为冷淡了嘉靖帝的生母,嘉靖帝便抓住一切机会随意羞辱和威逼太后及其家人。在嘉靖三年(1524),嘉靖帝为了其母亲的尊号,竟一次廷杖了180余位京官,其中17人因伤重致死。这种做法,在明代可谓是空前绝后。    
    这位嘉靖皇帝在位长达45年。在此期间,大明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蒙古人在北部屡屡入侵,构成严重威胁,而朝廷又拿不出有效的办法。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给当地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性,朝廷为平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庞大的军费开支、皇室的挥霍无度、官吏的普遍腐败、税制的混乱和瓦解以及接连不断的天灾等等,造成了朝廷严重的财政危机。对这些,嘉靖帝似乎有些无动于衷,开始时尚能勉强应付,到后来干脆是消极对抗,甚至还一度把朝廷大权交给了严嵩,时局之败坏就不难想象了。    
    在漫长的40余年中,嘉靖帝似乎只对一件事有着长期的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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