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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担心，她的要求不高）和我父亲的房子（房子建得很结实，几乎不用照料），心不在焉地在山里闲逛，睡长觉。我没有朋友。其实，是我们没有朋友。艾博特·基尼已经去世了，而且洛杉矶把他的威尼斯偷去了。西蒙·罗迪亚也不再来我家了，因为他现在完全投入到他独立进行的一项伟大工程中去了。有一次，在我母亲的要求下，我去了沃茨，在那片装点着献花的、丑陋的平房区，突兀地矗立着他那个神话般的塔，就像一个蓝绿色的波斯梦。他没记起我是谁，随后他边干活，边用一种奇怪的眼光打量我。我父亲留下的钱（都是银元）对我母亲和我自己绰绰有余。简而言之，我已经变得听天由命了，而且没有感到不愉快。
这对我来说很容易，因为我开始渐渐专注于奥斯瓦尔德·施彭格勒的学说，他认为文明和文化是有循环的，而我们自己的浮士德式的西方世界连同它全部的、对科学进步的宏伟梦想正走向一种野蛮的状况，这种野蛮将会吞没它，就像哥特人、汪达尔人、锡西厄人和匈奴人吞没强大的罗马帝国和后来的拜占庭一样确定无疑。当我从我的山顶俯瞰熙熙攘攘的洛杉矶时，我平静地想像着未来的那些日子，一队队气势汹汹、蓬头垢面的野蛮人将走在铺着柏油、坑坑洼洼的街道上，把每一座废弃的多用途建筑都看作是另一种“茅屋”；建在山顶上的格里菲思公园天文馆——有着高大的外墙的浪漫的石制建筑，看上去就像是坚固的堡垒——将会成为某个卑鄙的独裁者的大本营；工业和科学都将不复存在，所有的机械、仪器都会锈蚀，被打碎，没人会记得它们的用途……而我们的一切成就都会被遗忘，就像沉入太平洋的Mu文明那样、像只留下南玛托和拉帕，或只留下复活节岛的那些城市那样被彻底遗忘。
可是，这些想法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我敢肯定，不是全部或主要来自施彭格勒的学说。不是，它们有一个更深层的源头，我非常害怕。
但我这样想了，我这样相信了，我这样逃避我们的商业社会的追求和诱人的目标。我从堕落和衰退的角度来看每一件事——好像时间就像令我着魔的那些山丘一样糟朽，容易崩塌。
我是被说服的，我没生病。没有，我的身体比已往还健康，而且我既没感到厌烦，也没有不满。噢，我偶尔还会为我没能表现出我父亲在我身上看到的希望而自责，但总而言之，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满足感。我有一种怪异的自我满足感，就好像我是一个正在专注于追求的人。你知道在出色地完成一天的艰苦工作之后，那种令人愉悦的解脱和刻骨的满足吗？这么说吧，我差不多总是能感觉到那样的滋味，天天如此。我把我的快乐当作是神灵赐予我的礼物。我没想过去问，“哪个神灵？它们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地底下来的？”
就连我母亲都变得快乐起来了，她的病得到了控制，她的儿子爱她，还忙忙碌碌的（很小的规模），而且除了偶尔去有蛇出没的山上散布外，没做任何会让她担心的事。
命运在向我们微笑。我们的砖石住所经受住了1933年3月10日在长滩发生的大地震，房屋毫发无损。那些仍旧把它叫做“费希尔的废物”的人不知如何是好了。
去年（1936年）我按时领取了UCLA授予我的英语文学学士学位证书，我母亲很少有地、自豪地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过了大约一个月，当第一捆我自费印刷的我的一小本诗集，《地下掘进者》，被送到我家的时候，她高兴得就像个小孩似的，在我带有作者的自负的狂妄自大的心理作用下，我只送了几本供人写评论，但我也捐了两本给UCLA图书馆，还捐了两本给米斯卡托尼克大学图书馆。在我随书寄给米斯卡托尼克大学图书馆馆长、博学的亨利·阿米塔奇博士的附信中，我不但提到了我在那儿的短暂的学习生活，还提到了我的灵感是来自于阿克汉姆的一位诗人。我还给他讲了我写那些诗的一些背景。
我故作轻松地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母亲，但她知道我在米斯卡托尼克的失意对我造成的伤害有多深，也知道我要挽回我在那儿的声誉的愿望有多强烈，所以，当几个星期之后，她收到了一封从阿克汉姆寄给我的信时，她破例地匆匆跑到山上去，要把信交给我，而我刚好出来做我的例行散步。
从我所在的地方我只听到了一点声音，但我还是听出了那是她的惊叫声。我不顾一切地跑过去。就在我父亲失足的那个地点，我看见她在坚硬、干燥的地面上打着滚，还在不停地叫着——在离她不远的地方有一条爬得很快的大响尾蛇，它咬了她的小腿，而她的腿已经肿起来了。
我用我的手杖打死了那条可怕的蛇，然后用我随身带的锋利的小折刀划开了她被咬的伤口，把毒液吸出来，并注射了抗蛇毒素，在我散步的时候，我总是带着急救包。
一切都无济于事了。两天后，她死在了医院里。又是一次，不仅有震惊和沮丧，还有悲凄的葬礼（起码我们已经有一块墓地了），这次办的是一个传统的葬礼，但这次我只有孤单一人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才下决心去看她要给我送的那封信。是它造成了她的死亡。我差点儿没看就把它撕了。但当我拆开信之后，我的兴趣一点点上来了，随后又感到很吃惊，充满了怀疑……还感到害怕。信的全文如下：
索顿斯托尔街118号
阿克汉姆，马萨诸塞州
1936年8月12日
乔吉·路透·费希尔先生
瓦尔彻斯·卢斯特
好莱坞，加州
尊敬的先生：
在放进学校图书馆的借阅系统之前，亨利·阿米塔奇博士冒昧地请我细读了你的诗集《地下掘进者》。做为一个只能在缪斯神殿的外院里，特别是只能在波吕许漠尼亚和艾拉多的圣殿外侍奉的人，请允许我表达他对你的创造性成就的高度赞赏。同时，请允许我恭敬地转达我们的心理学系教授温盖特·皮斯利、医学与比较解剖学博士弗朗西斯·摩根（他和我一样特别感兴趣）以及阿米塔奇博士本人对你的钦佩。特别是“绿色的大海”，真是一首引人注目的、令人深受感动的抒情诗。
我是米斯卡托尼克大学文学系的助理教授，还是一个热衷于业余研究新英格兰及其它地区的民间传说的学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六年前上过我的新生英语课。我感到很遗憾，你因为健康原因被迫中断了你的学业，而我现在又感到很高兴，因为摆在我面前的确实的证据表明你已经完全克服了那些困难。祝贺你！
现在，可以允许我接着谈另一件不同的、但与你的诗作多少有点关系的事情吗？米斯卡托尼克大学目前正在进行一项大范围的、跨学科的研究工作，研究对象是在普遍范围内的民间传说、语言和梦境，主要是调查研究出现在集体潜意识里的词汇，特别是它们在诗歌中的表达方式。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三位学者都是参与这项研究的人，另外还有来自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大学的一些人，这些人正在继续已故的乔治·安吉尔教授的开创性工作，我间或能有幸协助他们的工作。他们授权我在这件事情上求得你的帮助，而且这可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事情本身不过就是回答一些问题，都是与你的写作过程有关的事，而且决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也应该不会占用你太多的时间。
我请你注意下面两行摘自“绿色的大海”的诗：
智慧让自己成长在
鲁雷粗矮的珊瑚城堡里。
你在写这首诗时是否想到过最后一个词（也许是虚构的？）的一种比较古怪的表达形式呢？比方说，“莱尔。”再往上3行，你是否想到过“娜斯”（是虚构的吗？）最初的一种写法是“纳斯”呢？
还是在这首诗里：
狂暴的巨龙在遥远的中国梦想着
当有蛇形肢体的卡特鲁沉睡在深处的鲁雷时。
“卡特鲁”这个名字（还得问一遍，是虚构的吗？）引起了我们相当大的兴趣。你在选择这个词来表达你的思想的时候是否遇到了语音表达上的困难？你是否曾经想到过“克苏鲁”这个词？
还有，在你感人的抒情诗“海洋坟墓”里有这样四行诗：
它们的尖顶是我们最深的墓穴的基础；
有人看到一盏灯，它们被灯照亮了。
只有无翼的蠕虫能穿行在
我们的天光和它们在波浪下的拱顶之间。
这其中有校对的错误吗？——或者是其它地方的错误。在第二行，“有人”是否应该是“无人”呢？（你所想到的灯是你所说的橙蓝或紫绿色的吗，还是两种都有？）还有，在下一行，“有翼”是否比“无翼”更能打动你呢？
最后，关于“海洋坟墓”和你的诗集的同名诗，皮斯利教授有一个问题，他说你使他隐约想到了地下和海底隧道。在你写诗的时候，你是否幻想过在你们当地确实存在着这类隧道呢？——好莱坞山和圣莫尼卡山，太平洋就在旁边。也许你真的试过去覆盖在这些奇妙的隧道上面的小径上探寻吧？你可曾偶然留意过，在这种小径上有很多毒蛇呢？——我推测，应该是响尾蛇（在我们这个地区就会是铜头蝮蛇，在南方是噬鱼蛇和银环蛇）。如果是这样，千万要当心！
如果，出于某种奇怪的巧合，这类隧道确实存在的话，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确定而无需做任何挖掘或钻探工作，你可能会有兴趣了解这些情况。米斯卡托尼克大学的两位科学教授——也是我提到的那个跨学科研究项目的成员——特为此设计了一种非常方便的仪器，他们称之为磁光学地球探测仪。（这名字听起来有点野蛮。）很奇怪，不是吗，一项关于梦境的调查研究竟牵扯到了地质反射？这种灵敏的、但名字不怎么样的仪器用起来很简单，而且已经发现了两种新元素。
我将会在明年年初的时候去西部一趟，去圣地亚哥和一个人谈事，那人是博学的隐士亨利·W·阿克利的儿子。正是亨利·W·阿克利的研究内容引出了我们这个跨学科的项目。（这位当地的诗人——唉，已经去世了——也是这样的先驱，真是太巧了！）我会开着我的英国跑车，一辆小“奥斯汀”，去西部。我是一个汽车迷，我必须承认，甚或是一个速度魔鬼！——无论这是否与一个助理英语教授的身份相称。届时我将很高兴能和你见面，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可能会带一台地球探测仪，咱们可以去找找那些假设的隧道！
也许我猜测和设想得太远了。原谅我。如果你能对这封信和其中不太相干的问题稍加留意，我将不胜感激。
再次祝贺《地下掘进者》的成功！
阿尔伯特·N·维尔马斯
我简直无法一下子说清楚当我读完这封信时的心情。我只能逐步地把它描述出来。开始时，我感到很高兴，很满足，甚至被他寄予我的诗集的溢美之辞搞得很窘迫——哪个年轻的诗人不是这样呢？而且一位心理学家和一位图书馆的老馆长（甚至还有一位解剖学家！）也赞赏了我的诗集——这几乎有点过头了。
当看到那人提到新生英语课时，我认识到，我对他还留有鲜明的印象。虽然过了这么年，我已经把他的名字忘了，但当我看到信尾的署名时，我一下子就想起这个名字了。他当时只是一位讲师，是一个高大的年轻人，骨瘦如柴的样子，走起路来总是很快，还有点端肩膀。他的下巴很长，脸色苍白，还有黑眼圈，显得很憔悴，就好像他一直是处于某种很紧张的状态，但他又不曾说出来。他习惯于抽出一个小笔记本，简略地做着记录，还一刻不停地发表流畅的、才华横溢的长篇大论。他好像读过很多书，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在激励和增强我对诗歌的兴趣这方面，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甚至还记得他的车——别的的学生经常又羡又妒拿它开玩笑。当时他的车是一辆T型“福特”，他总是开着车围着米斯卡托尼克的校园转，拐弯时又急又猛。
他所说的跨学科研究项目听上去很动人，甚至令人兴奋，但是太似是而非了——我那时刚好正在研究荣格和语义学。能有人礼貌地邀请我参加这个项目，我还是感到很高兴的。要是我读信的时候还有别人在场的话，我可能会脸红的。
我当时的一个想法让我短暂地停止了沾沾自喜，而且有一阵几乎使我对整个事情感到愤怒——我突然怀疑，这个项目的目的可能不是他公开宣称的那一个，而是对古怪的、耽于幻想的人群的错觉所做的某种调查（是一位心理学家和一位医学博士的参与使我产生了这种想法）。
但他表现得是如此亲切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