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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催眠生效之后，催眠者的指令就会在被催眠者身上产生这种效果。我不知道；我是一个可怜的被催眠者。
大部分时问里，我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只是有一种做一件必要工作时的轻微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产生于我的清醒意识——我再说一遍，我是完全清醒的。但在某个地方，在清醒意识之下的某个我难以理解的地方，我感到极度的痛苦、恐惧，内心充满愧疚——但那是在内心深处，非常深，被严密地封锁着，完全压制住了。我几乎意识不到它，所以它对我实际上没有什么影响。
我知道我离开的时候被人看见了。那声叫喊“萨姆”是对我而来的；只有两个人知道这个名字，而老头子会用我的真实姓名。因此，看见我离开的是玛丽。我想，幸好她让我知道了她的私人公寓在哪里。眼下就有必要在那间公寓里设下诡雷，等待她系下一次使用。同时，我必须开始工作，而且不能被抓住。
我正小心谨慎地穿行在一个仓库区，我充分利用了我接受的一切特工训练，以避免引起别人的怀疑。不久，我就发现了一处比较满意的偻房，上面有一块牌子：阁楼出租——请与一楼租房代理商面谈。
我将这座楼房彻底搜索了一遍，记下地址，然后跑到最近的一个西联公司的电话亭。我坐在一台空机器前，发送了如下信息：“发送两箱小娃娃的故事，与发送给乔尔·弗里曼的折扣相同。”并加上那间空阁楼的地址。我发到了衣阿华州得梅因的罗斯科和迪拉德，乔伯斯和制造商代理公司。
我离开电话亭的时候，看到了一家通宵营业的快餐连锁店。我意识到了饥饿，但这种生理反应立刻就消失了，我也不再想了。我回到仓库区的那幢房子，在后面找了一个阴暗的角落安顿好，等待黎明到来，等着商店开门。
我一定睡着了。我模模糊糊记得我做噩梦了，不断重复、幽闭恐怖的噩梦。
从天色刚亮到九点钟，我在职业介绍所的大厅里徘徊，看着不同的招聘广告；在这个地区，这里是一个没有职业的男人惟一能不引人注意的地方。九点钟，出租代理打开办公室房门时，我见了他，租下阁楼。为了马上得到这间阁楼，在办理租房的书面文件时，我给了他一笔丰厚的佣金。我上楼打开阁楼的锁，等待着。
大约十点三十分。我的箱子送来了。我让卡车司机离开，三个人对我来说太多了点，再说我还没有准备好。他们离开之后，我打开一个箱子，拿出一个容器，加热，做好了准备。接着，我下楼找到租房代理商，我说：“格林伯格先生，你能上来一下吗？我想把上面的灯改一改。”
他一通大惊小怪，但还是同意了。我们走进阁楼之后，我关上门，领他走到打开的箱子前。“来吧，”我说，“你要是能弯下腰，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我要是能——”
我一下子卡住他的脖子，让他不能呼吸。我撩起他的衬衣和衬衫，用另一只手把一个主人植入他赤裸裸的后背，然后我紧紧抓住他，他挣扎了一会儿就不动了。我让他站起来，拉下他的衬衣，掸掉他身上的从尘。
他呼吸顺畅以后，我说：“有得梅因的消息吗？”
“你想知道什么？”他问，“你出来多久了？”
我开始解释，但他打断了我：“我们直接会谈，别耽误时间。”
我脱掉衬衣，他也脱了；我们坐在没有打开的箱子的边上。背靠背，这样我们的主人就可以接触。我的意识几乎是一片空白，我不知道会谈进行了多长时间。我看着一只苍蝇嗡嗡叫着绕过沾满灰尘的蜘蛛网，虽然看见了，但并没有思考。
大楼的看门人是我们下一个招募对象。他是个大块头的瑞典人，要我们两个人才能把他按住。此后，格林伯格先生把大楼的主人请了过来，坚持说他必须过来查看一下出现在大楼结构方面、会导致严重后果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正忙着看门人的事，并打开好几个容器，给它们加热。
大楼的主人成了我们的重大战果，我们都感到很满意，当然也包括他自己了。他是宪法俱乐部的会员，这个俱乐部的会员名单读起来就像《金融界、政界、工业界名人录》的索引。还有更好的消息，俱乐部自恃拥有城里最有名的厨子；任何一个会员，只要在城里，都可以到那里去吃午餐。
马上就到中午了，我们没有时间了。看门人到外面去为我买了合适的衣服和一个小背包，还把楼主的司机叫上来，我们也需要他。
我们离开时是十二点三十分，楼主和我坐在他的车里；背包里装了十二个主人。仍然装在盒子里，但已经准备好了。
楼主签了名：Ｊ·哈德威克·波特及来宾。一个男仆要接过我的背包，但我坚持说午饭前我要换上包里的衬衣。我们在洗手间里耗时间，最后，除了我们，就剩下服务员了——我们在这里招募了他，并派他出去告诉客房部经理一位客人在洗手间病倒了。
我们料理了经理之后，他为我找来一件白色上衣，我成了洗手间的另一个服务员。我只剩下十个主人了，但我知道箱子可以从仓库阁楼里取出来，很快就能送到俱乐部。
中午的用餐高峰结束前，另一个服务员和我用光了我带来的主人。我们正忙活的时候，一个客人让我们吃了一惊，由于没有时间留下他的性命，把他招募进来，我只得杀了他。我们把他塞进了拖把间。
此后有一段短暂的平静，因为箱子还没有运来。本能的饥饿反应把我折腾坏了，但没过多久，饥饿感逐渐消失，不过仍能感觉到。我告诉了经理，他让我在他的办公室吃了一顿最美味的午餐。我刚刚吃完，箱子就送来了。
下午过半的时候，每个绅士俱乐部都是一片昏昏欲睡。到这时，我们已经安全地控制了这个地方。到了四点钟，大楼里的所有人——会员、工作人员和客人——都成了我们的人；从那时起，只要看门人把他们放进来，我们就在大厅里处理他们。当天晚些时候，经理给得梅因方面打了电话，再要四箱货。
当天晚上，我们有了最大的收获——一位客人，财政部的部长助理。我们把他视为重大胜利：财政部负责总统的安全。
第八章
抓获这名重要的高级官员让我十分欣喜，但这只是一种漫不经心的满足，随后我就再也不去想它了。我们——从人类中间招募的新成员——很少思考。每一时间、场合，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但只是在行动的时间场合才知道，就像一匹良种赛马听到口令后立即作出反应一样。也和赛马一样，我们时刻待命，等着骑手的另一个信号。
赛马和骑手是一个很好的比方——但是并不十全十美。骑手可以部分地利用马的智慧；而主人们不仅仅可以完全利用我们的智慧，还可以直接利用我们的记忆和经验。我们在主人之间为他们传递信息；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传递的内容；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这还只是通过仆人进行的语言交流。更重要、更直接、主人与主人之间的会淡，仆人们则完全不参与。在这种会谈期间，我们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待着，直到我们的骑手商谈完毕，我们再重新整理好衣服以掩护他们，接着去做一切必要的事情。
财政部部长助理被招募之后，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会议；虽然我也坐在里面参加会议，但我知道的并不比你多。
虽然主人通过我的嘴说话，但我并没有参与这些话，就跟植入我耳朵后面的语音转发器没有参与通过它进行的对话一样——顺便说一句，语音转发器一直沉默着；我也没有带电话——我和电话一样，只是一个通讯工具，仅此而已。我被招募的几天之后，我就给俱乐部的经理发出了新指示，告诉他们如何订购装载主人们的容器。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模模糊糊意识到又有三船货物到岸了，但我并不知道它们的具体位置；我只知道惟一一个新奥尔良的地址。
我没有想这件事，我继续工作。
在俱乐部的那天之后，我就成了新任的“波特先生的特别助理”，整日整夜待在他的办公室里。 事实上，这种关系或许应该颠倒过来；我不断对波特先生发出口头指示。但我也说不准这种关系，因为我现在对寄生虫的社会组织的了解和当时一样肤浅。在这个社会结构中，上下级关系完全可能更加灵活、更加自由，其精妙程度是我的经验所无法想像的。
我知道——我的主人当然更清楚——我应该避开别人的视线。我的主人通过我深入了解了那个我们叫做部门的组织，了解程度和我一样。他们知道我是招募来的人类中惟一认识老头子的人——我肯定，我的主人知道老头子不会不找我，他要重新抓住我，或是杀了我。
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决定换一个身体，消灭我这个身体。可以招募的人员多的是，数量比主人多得多。我不认为主人也像人类那样神经质。才从运输容器里取出来的主人常常会毁坏他们最初的寄主；我们总是彻底毁掉受损的寄主，为主人再找一个新的。
我的主人却恰恰相反，在选择我的时候，他已经控制过至少三个人类寄主——贾维斯、海因丝小姐和巴恩斯办公室的一个姑娘，大概是秘书。在这个过程中，他无疑透彻地掌握了控制人类寄主的技巧，熟练而巧妙，完全可以轻松自如地“换马”。
从另一方面讲，一个技巧娴熟的牧场骑手不会毁掉一匹训练有素的役马，转而偏爱一匹从来没有试过的陌生坐骑。也许这就是我被藏起来、救了命的原因——或许，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一只蜜蜂怎么可能了解贝多芬？
过了一段时间，城市“搞定”了，我的主人开始让我上街。我并不是说城里的每一个居民背上都长着一坨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没有；人类的人数太多，而主人却仍然很少——但城里的重要位置全那由我们招募来的人接管了：从街角站着的警察，到市长和警察局长，还有监狱长，教堂里的神父，董事会的成员，所有和大众通讯及媒体有关的职位。绝大多数人依旧从事他们的日常事务，不仪没有心神不安，而目，根本没有意识到所发生的任何事情。
当然，除非他们当中的一个碰巧妨碍了主人实现某种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被干掉，使他闭上嘴巴。这是浪费潜在的寄主，但没有节省的必要。
在服侍主人时，我们的工作中有一个小利条件——也许我应该说我们的主人在工作中有一个不利条件，这就是长途通讯。长途通讯只能由人类寄主用人类的语言进行，这是很大的局限。如果使用的是普通线路，限制就更大了。除非线路能保证安全，否则通讯就只能限于暗语，就像我最初订下两箱主人时那样。噢，主人们当然可以在飞船之间通讯联络，大概还能进行飞船与本土基地的通讯联络。但是附近没有飞船；这座城市被攻陷是个意外收获，是从前的我前往得梅因带来的直接后果。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种通过仆人进行的通讯是不足以实现主人的目标的；他们似乎需要不断进行身体对身体的会议，来协调他们的行动。我并不是外星人心理学专家；有些人坚持认为寄生虫不是分离的个体，而是更大的有机细胞的组成部分，这样的话——我为什么要说这些？他们看来需要直接接触的会议，知道这些就足够了。
我被派往新奥尔良，去参加一次这样的会议。
我并不知道我要去。一天早上，我和平时一样走到街上，然后上了到城里去的发射台，定了一个舱位。出租车很少，我正考虑转到另一侧去赶公共飞船，但这个想法马上就被抑制了。等了相当长的时间，我的车升到了活动舷梯前，我开始上车——我之所以说“开始”，是因为一个老先生匆匆忙忙跑过来，在我之前钻进了车里。
我接到一道干掉他的命令，但这道命令立刻就被另一道命令取消了。新的命令让我慢慢来，小心谨慎。即使是主人们，似乎也并不总是胸有成竹。
我说：“对不起，先生，这辆车已经有人了。”
“没错。”年迈的老人回答说。“我这不已经坐进来了吗？”
从他的公文包到他的举止风度，处处是妄自尊大的生动写照。他完全可以成为宪法俱乐部的一名会员，但他不是我们的人。我的主人知道，并且告诉了我。
“你得再找一辆。”我合情合理地要求他，“让我看看你排队的车票。”我一到发射台就从架子上把票取了出来；我的票上印着车辆的发射号码。
他无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