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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黄陂会馆主席台上的马克思、列宁像被从正中移到两侧，当中挂起了孙中山像。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在贴身警卫的簇拥下，一个西装革履、小分头油光发亮的人物登上主席台。此人便是国民党主席兼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特地前来祝贺中共“五大”召开。陪同汪精卫一起登上主席台的，不是陈独秀，却是穿了一身中山装的瞿秋白。这一历史镜头似乎表明，瞿秋白即将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共领袖。
会场里还流传“小道消息”：莫斯科有个决议，要撤换陈独秀！据说，那是“庄文恭的弟弟韩白聘说的，他才从莫斯科回来，知道这个消息”据郑超麟的回忆。
不过，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再三斟酌，还是建议仍由陈独秀担任总书记。这样，在中共“五大”上，陈独秀再度当选总书记——他连任了五届。这大抵是考虑到他毕竟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拥有很高的社会影响。中共“五大”选出了三十一人为中央委员，十四人为中央候补委员。
在中央委员会上，选出八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为候补。
在八人之中，又选出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另外，选举周恩来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瞿秋白没有进入常委之列！毛泽东呢？他只是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尚未显山露水……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总书记“不光荣的结束”
中共“五大”之后，形势越发险峻——“赤都武汉”在日益转“黑”！中国共产党正在失去最后的立足点：五月十七日，唐生智手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武汉政府，发表反共通电，说共产党“借口总理（指孙中山——引者注）容共，而喧宾夺主，以暴君政治扰乱我两湖”。显然，这是一颗信号弹，意味着武汉开始动荡。
紧接着，五月二十一日，唐生智手下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叛变，屠杀共产党员。六月十日，形势紧急，汪精卫去郑州和冯玉祥、唐生智举行秘密反共会谈。九天之后，冯玉祥则与蒋介石在徐州秘密会晤。幕后的交易表明，汪精卫要和蒋介石携手反共、反苏，宁汉合流！
在如此危急的时刻，共产国际驻华首席代表罗易还对汪精卫坚信不移：“汪精卫是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努力同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陈独秀也把“合作”的希望全部押在汪精卫身上。
汪精卫此人，也确实有点迷惑人的“革命”色彩：早年，他曾潜入北京，策划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为他赢得了英雄的声望。接着，他追随孙中山左右。孙中山病危之际，他代孙中山起草遗嘱。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他却“容共”，让武汉变成了“赤都”……可是，汪精卫变脸了！他在《武汉分共之经过》中，十分形象地勾画出他当时的见解：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共产党变做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之法。正如一只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去一个，更无他法。
六月十七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正式通知鲍罗廷，解除他的顾问合同。这是汪精卫决心实行“消灭共产党之法”迈出的第一步。
在这样的时候，陈独秀还在念念叨叨：共产党“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历史到了急转变的时刻，陈独秀终于从车子上被甩了出去。已经在中共“五大”上受到尖锐批判的陈独秀，此时更是不孚众望。他结束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生涯，“不视事”了！关于陈独秀“不视事”的经过，蔡和森的《党的机会主义史》中这样写及：
不知道是七月初几（和森于七月二日大发旧病，三日由国焘通知说常委决定和森送入医院养病，愈后即去九江有事），老鲍（指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引者注）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当时习惯把共产国际简称为“国际”。本书后文中还多次用及，不另注——引者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
蔡和森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他的《党的机会主义史》是他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在中共顺直省委作的报告（一九二八年七月经整理后全文发表于《顺直通讯》第二期）。他报告中的这段话，是迄今关于陈独秀“不视事”的最清楚、最详细、最权威的原始文献。
令人费解的是，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怎么忽地派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更奇怪的是，怎么又把瞿秋白、蔡和森派到苏联海参崴去“办党校”？莫斯科不是已经有一所培训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山大学吗？为什么还要去海参崴再办一个呢？即使再办一个，又何必要瞿秋白、蔡和森去办呢？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作出如此奇特的决定，其实是为了顾全陈独秀的面子，让他体面地下台。因为陈独秀毕竟是连任五届的中共领袖，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不便直截了当地宣布撤职。至于说派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参崴“办党校”，全然是“虚晃一枪”而已。诚如蔡和森所言：鲍之提议改组五人政治局及独秀、平山赴莫斯科等皆系敷衍国际的；又恐独秀、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参崴陪衬。这种用心，至八七会议时才有人说出。
李立三在一九三○年二月一日所作的《党史报告》，同样道出了鲍罗廷的“秘密”：他宣布改造中央也是用手段，找我们五人去，说形势非常紧迫，要主要负责人走开，陈独秀、谭平山到莫斯科，和森、秋白到海参崴办党报（校），另组织五人的中央，五次大会的中央是这样不光荣的结束。
其实，更准确地说，在鲍罗廷的“手段”之下，陈独秀的总书记之职“不光荣的结束”了。经中共党史专家考证，作出这一决定的日子是七月十二日。《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作了如下表述：七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成立，陈独秀停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二十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从此，中共的第一任领袖陈独秀下台——虽然当时还只是“停职”，不是撤职。
新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五名常委之中，张国焘和李维汉是两个多月前在中共“五大”上当选的，新增的是张太雷、李立三、周恩来三人。
奇怪的是，五常委之中，依然没有瞿秋白——虽然他当时大有取陈独秀而代之的趋势。五常委没有明确以谁为首。与陈独秀同时被停职的，还有他的得力助手彭述之。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诞生的翌日，便发表了与陈独秀退让政策明显不同的《对时局宣言》，揭露了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已在公开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宣布“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从此，国共两党公开决裂。在中共《对时局宣言》发表的次日，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发表声明，脱离国民政府，谴责蒋、汪：他们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当天夜里，汪精卫下达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密令。
第二天——七月十五日，武汉一片腥风血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于是大批的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之中。“赤都”武汉顿时变成了“白都”！“四一二”、“七一五”，从此被作为不祥的日子，载入中国现代史史册。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瞿秋白崭露头角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完全转入了秘密地下活动。
陈独秀拒绝赴苏。他躲在武昌一个偏僻的工人住宅区里。和他住在一起的，只有他的私人秘书黄文容。已“不视事”的他，不再参与中共中央的工作。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在七月十八日作出重要决定：在南昌组织武装起义！于是，七月二十日五常委之一的李立三和谭平山、恽代英、邓中夏、叶挺来到江西九江。二十六日，另一常委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到达九江。紧接着，常委张国焘也来到这里。这么一来，五常委之中，有三常委前往江西，忙于组织南昌起义。
蔡和森在汉口医院养病。留在武汉秘密活动的常委是李维汉和张太雷。那时候，李维汉化名罗迈。行踪最为奇特的是瞿秋白。七月十二日，他出席了由鲍罗廷主持的那次临时政治局会议，鲍罗廷所宣布的新的五常委之中没有他，并声称要他去海参崴。当天夜里，他就从武汉消失了！瞿秋白到哪里去了呢？在长江轮船上，出现他瘦削的身影。他的身边，正坐着鲍罗廷！据云，鲍罗廷要去庐山“休养”，瞿秋白和他同往！一路上，他俩用俄语低声地交谈着。
鲍罗廷的心境是复杂的：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四年，曾在中国共产党内受到普遍的尊敬；他又曾和孙中山密切合作，出任国民政府顾问，在国民党内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可是，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发出的通缉令，捉拿的两名“首犯”，一名是陈独秀，另一名便是他；汪精卫如今也解除了他的顾问身份，并要缉捕他。最令他痛心的是，共产国际鉴于蒋、汪的反叛，中共的危机，又把责任归咎于他。在这样三重的压力之下，他本想卸任回国，无奈他的妻子范娅在北京落到军阀张作霖手中，被押作人质，又使他无意独自回去。总算在七月十二日这天，他接到北京来电，说范娅已获释，来到苏联驻华大使馆。这样，他回国之举已定。他想在回国之前，找个安静的地方，跟中共领导人细细商议下一步的工作计划。于是，他选中了庐山作为“休养”之地。至于他为什么撇开新当选的五位中共政治局常委，偏偏只带瞿秋白一人上山，乃是一个历史之谜。显然，熟知中共内情的这位“老鲍”，已选中瞿秋白接替陈独秀，在离华之前，要把领导担子移交给瞿秋白。
山下正风云变幻。在云遮雾绕的庐山，“老鲍”跟瞿秋白彻夜长谈，研究着中共下一步的暴动计划，以及中共新的战略方针和工作原则。鲍、瞿密谈持续了一个多星期。七月二十一日，他俩从庐山悄然返回武汉。当天，鲍罗廷便宣布：增加一名中共政治局常委。这位新常委就是瞿秋白。虽说鲍罗廷没有明确指定六常委中以谁为首，而实际上他安排了新常委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可谓“后来居上”。从此，瞿秋白成为中共的第二任领袖，虽然他当时的名义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位二十八岁的常州人，是中共的后起之秀。他在二十一岁时，也就是一九二○年时作为北京《晨报》的记者前往苏俄，日渐接受红色影响。他见过列宁。后来，他经同乡张太雷介绍，于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其实他的本名并不叫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人之中，他的笔名、化名恐怕是最多的一个，多达一百来个！“秋白”原是他的笔名。他有时叫“维它”，用“瞿”的谐音化名“屈维它”，也用过“陶畏巨”、“狄康”、“之夫、“美夫”、“董龙”、“樊梓生”、“陈笑峰”、“司马今”、“史铁儿”、“林复”、“宋阳”、“魏凝”、“范易”、“何苦”等笔名、化名。他在苏俄则化名“斯特拉霍夫”。这也难怪，因为他是记者出身，文章满天飞，又长期在秘密状态下工作，不能不“打一枪”换一个名字。如今，他的传世之名叫“瞿秋白”。这名字很容易使人误以为他生于秋天，联想到“月落乌啼霜满天”。其实他出生于新年之初——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常人头顶只有一个发旋，他却有两个，正因为这与众不同之处刚生下便得了个奶名“阿双”。父亲瞿世玮喜欢咬文嚼字，给他取名“瞿艭”，以纪念他头上那两个发旋。“艭”是冷僻的汉字，小船之意，与“舸”相对应，“舸”即大船，所谓“百舸争流”。他长大后，嫌“艭”字过分冷僻，于是自己改名为“瞿爽”、“瞿霜”，依然是“双”字音。不过“爽”、“霜”都与秋天紧相连，所谓“秋高气爽”，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