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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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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对于这些人,抓信访的副书记井春跃和信访办牛主任反复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可就是有人破口大骂书记、镇长,说这些当官的为了政绩不顾老百姓死活。我们反正没有钱,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个老百姓不怕你书记、镇长撤我们的职!闹着非找书记不可。当然,同志们以书记繁忙为由,终于把他们都劝走了。

  大家向我汇报以后,我这脑门子上就想往外蹿火。我马上召开班子的紧急会议,共同分析对策。我说,你民心似铁,我官法如炉,我就不信我这炉子克不动你们这些生铁块子!最后决定,村里实在收不上来这块钱,镇里组织力量,成立集资队伍,无论如何也要把这钱给敛上来。各村收拖拉机和自行车的集资,其余的大小车辆由镇里在交通要道口处设立路障,统一收缴。一车一本账,一次五十元,不交不能走,何时交齐了,发光荣证。

  设立路障以后,有十来天光景,收费工作就有了明显的进展。一天下来,多少也要见几千块钱。后来就不行了,几十个守候在镇里四个路障口的同志,挨的骂受的气就不用提了,天天都有挨打的。大家的意见很大,动不动就给副镇长郑东方和老镇长孔祥顺撂挑子,说这简直不是人干的活儿!同时,一些同志私下向我反映,其实收费阻力最大的就是一些支部书记,他们不是自己有车,就是近亲有车,普遍经营情况不好也是真的,有大车的老板只有少数可以赚钱。

  这是明面上的事情,暗地里还有两条关键因素:一是“有头脸的人不出眼子钱”。这一次集资办法不是平摊,有点“吃大户、劫富济贫”的性质,逮的都是有头脸的人,革命动力成了革命对象,他们感到吃亏,咽不下这口气。大家平时沾光沾惯了,用这种办法自然难以接受。二是“水深人不过”。普遍反映收费标准定得太高。现在正值春天,青黄不接,收入实在上不去,一下子拿那么多的钱都感到承受不了。所以这些本镇有头脸的人就不停地在底下煽风点火,抗拒交费。后台是他们,前台是司机。支部书记们阳奉阴违的态度,是这次集资的最大障碍。

  我仔细想想,确实是这个道理,总之从心里已经感到这个举动有点操之过急。办实事本来没有硬指标,一年办一件实事也就可以了。4月8日刚办了学,5月9日又要修路,一个月的时间就办两件大事,过于急功近利,不知不觉地吃了夹生饭。但我也清楚地意识到,不干则已,既然已经干上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定要干下去。这也是对我意志的锻炼和考验。于是,召集同志们开会,反复统一思想,要求大家无论千难万险,也要把路修好,给人民做一件大好事,我相信,只要把路修好了,事成怨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又把几个有车辆的村干部找来,分别和他们谈话,教育他们做出牺牲,顾全大局,配合党委政府做好群众工作,要用实际行动支持我这个党委书记的决策。这些人都把胸脯拍得山响:请贺书记放心,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带头交费!可就是一统计进度,进展仍然不大。

  这天中午,陪交通局来的张副局长喝了点酒,心里有事儿,就容易醉,送走他们,回到办公室就睡了。忽然,电话骤响,拿起来一听,是春亭向我报告说,有近二十辆东风拖挂车,冲过路障,到县城上访告状去了。

  我一急,酒醒了大半。真他妈的操蛋,有这个必要吗?因为一二十辆大车统一行动,规模太大,影响恶劣。要知道,“人怕输理,狗怕夹尾”,设路障收费,不是“朝廷老子封过”的事情,本身就是乱集资、乱摊派,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反映上去我肯定不占理。看来我这“官法”真是克不动这些“生铁”了。于是,我一边交代春亭和县公安局联系,请他们出动防暴队迎头拦截,千万不能让这些车辆进城到县委、县政府去闹,一边叫通信员喊司机沈小勇马上备车,我们火急出发,从后边追上去,伺机再做化解工作。

  这真是一场许多年来在山区少见的汽车“一级方程式”拉力赛。我们出得门去,司机小勇用了最高超的开车技术,向前猛冲。因为我们已经听报告说,那些车辆已经翻过了分水岭。幸亏民工建勤拉的土、沙几乎把路道塞满,大车跑得不快。

  我们追到分水岭上时,由于天气干燥,只看见远处一条黄龙滚滚向前,小勇就把车开得更快,到底是桑塔纳,轻便灵活,穿行在迷迷茫茫的土雾之中,一直追到离县城不到四公里的地方,才赶上最后一辆车。追赶中,小勇每拉一把方向就超过一辆,这些大车司机毕竟是老百姓,他们看到书记的车不要命地追他们,就纷纷让道,十八辆大车很快超过,小勇把车一横,就堵死了他们勇往直前的上访道路。

  恰在这时,老田虎(他已经调回县局,做了防暴队队长)带一行三辆警车,也鸣着警笛,呼啸而来。小勇叫我们不要下车,他去和老田虎说了一些什么,老田虎就带了几个警察走过去,把大车司机们叫下来,和他们进行交涉。

  我也要下去,春亭拦住说:“不能下,贺书记,看这些人的样子能把人撕吃了!”

  我不信这个邪,就拉开车门,下去直接到人群中去。在路上小勇已经告诉我,挑头的是鲤鱼岭村的一个叫黄建成的,我想,擒贼先擒王,就先从你黄建成头上开刀。

  我不认识这个人,到了人群中,吵闹声一下子小了许多。我向人群喊:“建成,建成,你出来一下!”人群中,一个穿短袖汗衫的三十多岁的人应声而出,小踮脚跑到我跟前,搓着手很尴尬地说:“贺书记,你看,你看……”

  那时,太阳正好压山,天有点冷,或许是他有点害怕,我看他有点哆嗦,就不等他往下说,关切地问他:“你穿的冷不?”他说不冷。

  我说:“跑毬啥咧,丢我的人,还是丢咱灌河的人哩?” 

  他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反正大伙一哄就都来了。”

  我说:“你去调头吧,回去再说,明天咱们再商量!”

  他有些为难地说:“贺书记,我不是第一号车。”

  我说:“是不是没有关系,你先调回去,明天你去我办公室,咱俩好好谈谈。”

  他不敢犟嘴,连声说:“好,好。”顺从地去了他的第二号车上,发动车调头开着回去。别的司机一见,领头的撤退了,也都离开干警们,纷纷上车调头,黄龙又滚了回去。

  春亭这时才走下车来,脸还有点煞白,显见受惊不小。我们握住田老弟的手,非常感谢他的支援。田金虎说,为领导保驾护航,是我们应尽的职责。到底还是贺书记厉害,几句话就把这些人给说回去了。

  我说:“田老弟,司机们都怕警察,最怕交警。没有你们到来,我这力度绝对不大。刘镇长,这样办,反正事情已经结束,我们回城里请我们田大队长和弟兄们撮一顿。事大事小,告状的回去就行了,大家休息一下明天再说。”

  这些车辆,回去的时候仍然余威未减,余怒未消,司机们把我们设在沿途的路障都扔到了沟里。面对这种情况,我只好报以苦笑。但是,领导者的意志也不是随便可以摧垮的,我想尽千方百计,也要把路修好。我最担心的是设立路障这个举动,确实是一种毛病,经不起告状。于是只好与上访人妥协,决定降低集资标准,原来的集资任务全部减半,同时规定,一时拿不出来的,镇里就登记造册,何时有钱何时交。

  灌河的群众还是听话的,他们接受了这一方案,这场风波基本得以平息。我就到县城找到农村信用联社的老朋友皮主任,请他给予支持,贷出五十万元资金,直接拨给公路段,镇里的花销我们自己解决,这就保证了正常施工。

  正是:急躁冒进上项目,头头注定吃苦头。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三十四




  第十五章

  选能人任职配齐村班子

  派要员尿泡浇灭乱上访

  镇两委班子换届以后,村班子的调整也正式开始。按照县里的统一部署,村级换届村村必搞。我根据在县委当整顿后进村办公室主任时,对全县四十六个落后行政村进行整顿监控的实践经验,觉得这样办实在不妥。在基层工作,什么事情都不能搞一刀切,必须按照实际情况,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切不可盲从上级机关的一切指示。党委会上,我们一个村一个村地听情况汇报,我感到,灌河镇各村的班子整体上不错,大可不必全部揭盖子,动班子,那样势必造成混乱局面。于是,经过认真研究,决定采取“大稳定、小调整”的方针,不搞集中突击,而是经常不断地开展班子建设。

  农村干部和党员队伍,特别是山区的干部和党员队伍,跟理论上讲的绝对不一样。不能完全说是什么无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家族势力往往占主导地位。一个小行政村开个会,差不多就是一大家子人在议事。有的村一个支部书记一干就是几十年,关系盘根错节,想拿他都拿不掉。有人说一个山区村的老干部为了怕年轻人当干部,常年连个党员都不发展,出现了“七个党员八个牙”的现象,这并不夸张,确有其事。

  比如灌河南区的戴岗村,支部书记叫戴保聚,在他们村当了二十几年支部书记。老戴家是大姓,全村一千多口人中,姓戴的占了七百多口。另一个大姓是老木家,占三百多口。以前老戴家一直当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发展党员从来都是姓戴的一姓人。后来,姓木的一个年轻人考上大学,分配到北京工作,渐渐地做了大官,姓木的就有些扬眉吐气,终于姓木的年轻人的大哥进了班子,这个村算是有了一个能人当上了村主任。这个村主任工作很有能力,与支部书记一直配合得还不错。但是,一旦到了村主任要求入党时,家族势力就占了上风,镇里派出工作组坐镇指挥也通不过。恰恰相反,上级越是要求解决这个主任入党的问题,他受到的抵触情绪就越大,就越是难以通过,因为村民们唯恐姓木的夺走了他们的江山。党内又有党内的规矩,党员会议通不过时,想发展一个党员只能干瞪眼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村主任的组织问题久拖不决。

  对此,木主任的弟弟对镇党委很有意见,从北京传来话说,老家的党委书记是软蛋一个,连个党员都解决不了。只有木主任知道党委书记和其他党委领导,为了他的入党问题,用了不少心力,倒也没有公开抱怨过。最后一次,党委以拿掉戴保聚支部书记相压,要求他在底下做好党员工作,老戴表示一定要努力,可到了开党员会时仍然没有通过。我这个“软蛋”书记非常生气,一度想把戴保聚拿掉,但这个支部书记各项任务都落实得很好,党委也实在不忍心损兵折将,对于木主任的入党问题只得作罢。木主任一怒之下,撂下挑子,外出打工去了,虽然后来发了财,但对这件事情始终耿耿于怀。

  灌河镇西南角,紧挨着孤石滩水库的一个行政村是草场坡村。这个村的支部书记姓严,原来是个民办教师。前几年村里没人干支部书记时,由于不容易选人,党委看他有点文化,是块材料,就动员他暂时离开学校,当上了村支部书记,并且许愿说,只要有转正指标优先予以考虑。这个人性格比较内向、温和,好在村里的群众不很掉蛋,各项工作虽然不在前边,也不算落后。

  严支书一家四口人,老婆、儿子和媳妇。因为老婆不会生育,他们的儿子是抱养长大的,这个儿子娶了媳妇不久,受同学们的影响,一心要出去打工,就剩下他们三口人在家。没有多久,他就给儿媳妇安排了一个生育指标,并且亲自努力播种,媳妇的肚子慢慢地盖不住了,又据说跑到开鲁县偷偷地做了B超,是个男娃,就舍不得做掉,急忙把孩子叫回来,试图加以掩饰。谁知儿子回来后说什么也不认账,要么离婚,要么出走,闹得四邻皆知。支部书记的脸上无光,觉得没法再干下去,就到党委交差,说是现在民师转正必须考试,自己好歹干了多年,这个机会丢下实在可惜,这个理由说起来冠冕堂皇,党委又不能搞一个指标解决人家的转正问题,只得同意,后来才知道这只不过是个托词。

  不管如何说,草场坡村缺了大员,就需要抓紧物色一个支部书记。老镇长孔祥顺建议,该村有一个人选,叫严加喜,是退伍军人出身,复员后曾任过几年支部书记。在任时,性子耿直,公家的光一分也不沾。有一次,他在高中读书的女儿,与在镇里开会的村干部们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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