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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不必再提，真正装满我心里的还是搞食用菌这个支柱产业。种罢麦后，镇办香菇场以及单位办的香菇场，陆续长出了香菇。这一个过程，我几乎天天去看，兴奋得像孩子们春节拾炮。我看那些先是冒出菇蕾、后是长成菇朵的袋子，就像是心里发酵酿成的美酒，有种晕乎乎的感觉。各村来看的群众就更多了，天天都有一拨又一拨的人，边看边问，十几个“老转”不仅成了“专家”，还成了“教授”。
我不能仅仅满足这些，究竟怎样才能把全镇群众搞这个产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觉得还要搞大动作。
班子会上，大家集思广益，提出了不少好主意。其中关键的两条被采纳了，一条是在全镇各村的墙上写标语。我说，不要写那些空洞的大而无当、无用的大话、废话和屁话，要写就写一些朗朗上口、入脑入心的大实话。万通他们几个脑子转得快的同志，立即深刻地领会了我的意图，很快编出了一些脍炙人口的标语稿子。有几条特别精彩，如“一斤栗梢几分钱，种菇能赚好几元！”“搞木耳，种香菇，都是致富好门路！”等等，印发下去，各村都写了出去，声势就形成了。
七十一
另一条是要求各村报上十来名愿意学习技术的人，男女不限，年龄不限，都可以来镇里的香菇场学习。同时要求村里给这些群众每人每天一元钱的生活补贴，村里纷纷叫苦说：“哎呀书记，我们干部工资都发不下来，哪里有钱往这里扔？”想一想，村里拿不起钱，镇里也拿不起钱，一个大钱憋死一个英雄汉，没有钱定这些规矩等于嘴上抹石灰，白说。于是定了一个变通的办法，看哪个村来学习的人多，最后统计，人来得最多的村，将来给予奖励。到最后，因为来的群众都不少，也没法统计，这个决定就随风逝去，再也没有人提起。
是共产党就要开会，小会开了还要开大会。不开会精神怎么贯彻下去？不开会当官的整天干什么？所以一定要开一个像样的会议，把党委、政府搞食用菌支柱产业的决心贯彻下去、任务布置出去。我们研究决定，会议的开法要相当讲究，时间和人员都要有所创新。于是，今年正月十五元宵节要过得比任何一年都有意义，由镇里统一组织，各村干群能出动多少就出动多少，先去昆阳县参观。回来后再开一个动员大会，只是不再开什么“八个全体人员”大会，而是“八个全体”全部参加，同时扩大到全镇群众，即由各村干部组织，群众谁愿意来都可以参加这个会议，礼堂盛不下，就把大喇叭扯到外边。一切为了把会开大、开好，开成一个历史性的会议。
正月十五是嫩春时节，我们决定在这一天组织干部群众去昆阳参观。原以为群众未必像我们要求的那样踊跃，只准备了八部大轿车，后来一看不足，连忙从县里又要来四部车，好在县客运公司的车辆正处在不太忙的时期，路也修好了，不到一个钟头，县客运公司又派来了四辆大客车。
十二辆大轿车以及我们各单位、各部门的小车在灌河大街上排成长龙，这支干群的混合编队，热闹东京，煞是壮观。一路上，我们见到不少小拖拉机载着许多善男信女，打着黄色旗子，与我们相向而行，去山上烧香磕头，给“祖师爷”过生日，他们对我们这一行人好奇地打量观望，我猜灌河的群众看着这些烧香人的羡慕眼光，一定打心眼里感到骄傲，心说，比一比效果真的不错。
天下的乡镇党委书记都是亲兄弟。因为事先联系过，所以当地的书记、乡长早已等候我们，一路奉陪我们到底，后来竟然把人家的姓名给忘了，真是惭愧。他们带我们看了人家的四五个村，也不过都是一个样子。
我们这一行人，由开始时每一户必串，到最后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兴奋度逐渐消退。我觉得目的已经达到，猜测这些灌河群众今天回去，肯定有人要做与参观香菇有联系的梦，不然，实在对不起人家昆阳的一个妇女又哭又闹的骂声——因为群众到底不如干部有组织、有纪律，七八百人乱哄哄的，啥事情都敢发生。
在一个村里，我们听到一个妇女破口大骂：“你们这些外县来的不要脸东西，谁偷了俺的花菇，日你们八辈！一个花菇值十来块，俺算是大白天招贼了！”
骂得最凶时，我们去的群众都过来看热闹，石楼村的支书米庆来气得脸都有点发白了，对我说：“贺书记，也不知哪个龟孙不争气，偷人家的花菇，尽给我们灌河人丢脸！”
我却站在那里，越听越高兴，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一生听到的最动听的骂声了，对身边的几个支部书记说：“不错不错，骂得好！骂得好！”大家一时不解其意，忽然会意，都哈哈大笑起来。
正月十六要开大会，主要是图个“六六大顺”的意思，果然真的很顺。老百姓竟然能够参加镇里的扩大干部会议，成了灌河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儿，与会的人比预想的还要多。会上，我的讲话中有两点值得一提，一点是大话，一点是实在话。
大话是：“我们要在灌河掀起一场建立支柱产业的白色革命！”说“白色革命”也不是我的发明，已经有人把地膜覆盖技术称作是“农业生产的一次白色革命”了，我因为这生产香菇的塑料袋子是白颜色的，也就套用了这个新鲜得近乎反动的词语。这年头反正“黑色食品”、“绿色食品”都出来了，人们好用颜色表示一些事物，不足为怪。“白色革命”虽然与我党是红色的相抵触，与解放前的“白色恐怖”相类似，但只要响亮上口、煽动人心，也就顾及不了那么多了。
实在话是，我对干部群众们讲，请大家不要认为，一旦种了香菇，就一定能够发家，市场是千变万化的，价格有涨有落，难以保证一种就赚大钱，有同行，没有同利，同样的种法，也存在效益上的差异。况且头一年种植，建棚建灶，买物购料，投入很大，技术又必然不过关，很难产生巨大的效益。我说，党委、政府号召动员全镇人民群众种香菇、木耳，首先是让大家学会一门实用技术，“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况且我们已经看到人家昆阳的群众家家户户都在搞香菇生产，可见学会技术并不是难事。其次是这个实用技术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价值，就是能够把我们山里的不能食用的资源转化成能够填肚子的东西。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假定到了荒年，我们总不能把满山遍野的栗树棒子砍下来当甘蔗嚼着吃，剁成块当红薯煮煮吃，磨成粉当白面蒸馍吃，因为它根本不能吃。可是要变成了香菇，那就不仅能吃了，还是高营养食品，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重要的意义？
大话鼓起了信心，实话说到了人们的心坎上，都是有作用的，全镇群众真的发动起来了。每个村都请了技术人员，签订了技术服务合同，整个春天，到处都在建棚建灶，买料打料，真的形成了一片白色。任何一种普及型的项目，往往在群众发财之前商人先发财。灌河街上有的是能人，镇里从来没有号召过，但生产香菇的辅助材料却应有尽有。真是一业兴百业旺，大家觉得当年建金属镁厂时灌河的繁华又回来了。
在统计种植的数量时，由于我们规定，一季下来，每棚香菇要征收一百块钱的农林特产税，所以各村上报的种植棚数是一千二百多棚，差不多比实际少报一半以上，我们也不去细抠他们。
这个产业安排得比较满意，我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几个有名望的支部书记看我高兴，趁机说出平时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贺书记，由于你指挥得法，我们弟兄们干得卖力，这香菇产业你就等着看好吧。不过，你已经来了两年多了，我们也没有出去动动，你看是不是组织我们出去考察一下？”我欣然同意，就让新任镇长邓中坤带队上南方考察旅游。
这批出过大力的支部书记，出去了一个星期，闹了两个笑话：一个是临出发时，人还不齐，大家等得焦急时，长胜寺的支书才赶到，邓中坤镇长叫办公室的王世贵主任清点一下人数，这家伙顺嘴冒出一句话：“别查了，死数！”大家一听，纷纷要下车，连说不吉利，不吉利，这家伙直打自己的臭嘴后才开始启程。另一个是他们到了张家界世界地质公园，说什么也不进去，大家说，咱都是山里人，谁稀罕这山，还是看大城市去。拗不过大家，邓镇长就带他们直奔长沙，进了“世界之窗”，据说里面有外国娘们儿露着肚皮的草裙舞蹈，大家看迷了，直看了两遍还觉得不过瘾。最后出门一点人数，差两个，原来这两个支书等着人家又演出了一遍才出来。邓镇长气得吹胡子瞪眼，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邓镇长他们走后，我原打算休息一下。正要离开灌河，县检察院里来了几个同志，说是要查那辆军车的案子，因为有人告了井春跃、赵飞鸿他们几个的渎职罪，并且来势不善，凶神恶煞，把这几个小老弟顿时吓得够呛。我心里倒吸一口凉气：我日他个妈呀，这算个啥毬事哩。
正是：喜气洋洋庆成绩，来势汹汹出怪事。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七十二
第三十一章
北京访军营刀下救弟兄
范城找县委任上安官吏
弄清事情的原委并不难。祸并非起于萧墙，而是起于杨垛。杨垛这小子是县计生委派到灌河计生办挂职的副主任，在灌河任职期间，总想揽权，大家并不买他的账，他就没有捞到多少好处，所以一直怀恨在心，刚返回计生委不久，就来了一耙子，把我手下几个管计划生育的人全部告上了。机关里出了一个白眼狼，他不高兴的人就都成了病鸭子。我心里很生气，早知这个家伙是如此德性，我到这里以后就把他交给计生委了。
更叫我生气的是，管这个案件的副检察长竟是范金锁。我在县委办时，他在政法委，同楼同级别，又是老乡，称兄道弟，关系一直不错。我就恨恨地想，事前没有给打个招呼就下来办案，真如同大家说的，检察院里没朋友。看来不要说老感情，连我这个书记纱帽也没有被你们检察院放在眼里。没有当娘的不护孩子的，没有当头头的不护自己部下的，我绞尽脑汁，想把这件事情按下去。
于是，我马上进城到检察院，直接找检察长尚友林同志。“老一”对“老一”，什么事都可以摊开说。听了买车的详细经过后，尚检表示，这几个年轻人实在太幼稚，就凭着对军队的信任，上了那么大的当，仔细想想，也不会有多大的渎职成分。既然是检委会定了，范检批了，总得查一下，如果没有问题，既可以对举报人有个交代，也可以洗白一下几个同志。
有了这个基调，尚检把范检喊来，共同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这范金锁大概心虚，脸上一赤一红的，直说书记老弟别介意，五六万对于一个乡镇计生办不是小数目，办渎职案正好够杠杠。
我心里虽然有气，但同志们已经犯在人家手底下，心想不可动怒，就嬉皮笑脸地先和他开了一通玩笑，缓解了紧张空气。然后我们商量怎么查。范金锁的意见是，只有去北京找总根子，否则，不可能查清楚。
我心里说，“醉翁之意不在酒”，你小子办案是假，想借机到北京玩玩是真的。又一转念，这样也好，无非是让计生办多花点钱，多“渎点职”罢了。俗话说，养女不说饭钱，办案不说经费，为了一块钱的案子花上个万儿八千的也不足为怪。这样一来，不在灌河地面上搞地震了，是个好事儿，免得闹得沸沸扬扬，上上下下人心浮动，让杨垛那个奸诈的小人得计。于是，同意亲自陪同范检去北京走上一遭儿。
不到北京不知官小，我们到北京折腾了一个星期，什么也没有搞到。去“总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真正是“后”门深似海，拿着县一级的介绍信，人家连大门都不让进。我们又去了西城卫戍区，车留在外边，由一个战士带领，进大门，穿过柳林，走过花径，在这么一个大花园式的营房里，走了二十多分钟，才走到一个比较差劲的院落，出来了一个指导员接待，一口云南普通话，与范检的范城土话对得干瞪眼，直着急，没有听得懂几句有用处的话。碍于军政关系，人家把我们几个土包子客气地送出大院。后来，我们决定去军事法庭，了解案件处理情况，结果要找的人一个也找不到，问询了一下，才知道军队发生的案子，一般不与地方打交道，这也许是家丑不可外扬，怕自毁长城、有损人民军队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