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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农村支柱产业调整的观摩大会。各乡镇无不使出浑身解数，把黄牛养殖、山羊喂养、特种鱼繁育、苹果园栽培、烟草种植等等成型的样板典型，沿线布点，如同临潼斗宝，谁都想比别的乡镇尿得更高一点，让人大饱眼福。会上，县委办、政府办踏察好路线以后，把全县十六个乡镇，分成两组，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分成两拨，县委书记、县长分别带队，每一组观摩八个乡镇。
一到灌河，大家都有点吃惊，兄弟乡镇的弟兄们还不至于流露在脸面上，县直职能部门却大呼小叫。县委徐泽厚书记站在山上，有力地挥动手臂，指着下边各村白茫茫的一片片香菇棚，对大家肯定地说：“我们喊了几年的东西，硬是在灌河实现了，你们到底服不服气？”十五名书记、乡镇长纷纷表示，服气服气。这时，倒给我搞了一个大红脸。
已经沉没了两三年的灌河镇，好像突然浮出了水面。食用菌产业粗具雏形的风一吹出去，电台、电视台、报社记者首先拥来。招待所里天天客人爆满，车辆爆满。盛放空酒瓶子的小屋每天都成批量地充实进新的成员，与电视上的影像、报纸上的文章成正比例地增长。
县委宣传部一帮子秀才，伙同省市党报的记者，炮制了一个长篇通讯，题目是《深山飘菇香——范城县灌河镇发展食用菌产业纪实》，在省市党报上刊载。经过炉灶加工，我的英雄业绩就炉火纯青了，我们党委、政府一班人的事迹也跃然纸上了。我读了那篇报道，比那次全县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们说“服气”时还脸红心跳，上面的那个“镇党委书记贺振宗”应当是另有其人。这些哥儿们不愧是大笔杆子，捅出去的东西，顺文成章，数字打了筋斗，另加上了许多艰难、曲折、坎坷的经历，把什么都说得安鼻子带眼的，与我们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经不起推敲。
看罢这篇文章，我很有点感慨，文章这玩意儿，实在不能当真，催人泪下的东西，未必都是事实。我甚至怀疑一些英模的事迹，搞不清楚哪些是确有其事，哪些是虚构的。办公室王主任说：“贺书记，这报纸我们应该多留一点，是我们镇发展史上的宝贵资料。”我说：“千万别留，上面说的尽是瞎话，让老百姓看看，不指着鼻子骂我们才怪哩。”
你不能不佩服舆论的力量。搞得我们最狼狈的就是每天的接待应酬。先是本县各兄弟乡镇一批一批来客，后是远近慕名而来的外地朋友一拨一拨地造访。对于来访的单位，党政办登记的册子，满满地记了一本子。同志们喜悦得嘴里向外吹泡儿，我却难受得要死。心里想，谁要是好当这一号典型，真是他妈的顶尖级的傻蛋一个。取经取经，哪有什么真经？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谁也照抄照搬不了谁的东西。学一点精神还可以，但精神这玩意儿，只要自身具备，无须学习。搞一个支柱产业，不是一朝一夕成型的，必须依靠内在与外在多种因素才能促成。在参观的人中，看上去都很虚心，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天知道有人是不是来挑刺找毛病的？
就这样，在没完没了的接待应酬过程中，虽然是按照不同层次用不同人员陪同讲解，但上边来人，还得我亲自讲述。我自己介绍的次数多了，早没有了祥林嫂的那份耐性，一天比一天觉得发烦，每次接待下来，心里虚得就像白鸽面包，又好像是做了亏心事一样。
大约在10月底，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自马来西亚的邀请函。上边写着，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食用菌生产很有成效，人家邀请我们去马来西亚参观考察，具体联系人是鸭阳市的一个叫周守信的。我不禁怦然心动。由于镇矿产办的负责人甄诚友曾经跟我商量过多次要走出国门的事情，我就把他叫来，商议去马来西亚一趟，目的是出去推销香菇。根据我们上次在广州等地的考察，知道东南亚是食用菌的集散地，价格相当高，值得出去考察一下，同时了却一下走出国门的心愿。
因为镇里经常是“罗锅腰上树——前（钱）缺”，要出国可是一个大动作，用公款肯定有人告状，说书记是游山玩水，公费旅游，出去十几天，洋味没有沾上，倒惹得一身臊气。于是，必须另辟蹊径，解决经费问题。我们能够想到的具体办法是，由我们自己出资，采购上一千千克左右的香菇，直接带上到那里去推销。
想好以后，我先向县委徐泽厚书记请示，他表示同意。然后让甄诚友和那个鸭阳市的周守信联系，周守信很快就来了灌河，我们进行了深谈，从中了解到不少信息。他这个人多次去过马来西亚，在那里已经建立了相当深厚的人缘基础，有了不少朋友。他说，当地的华人华侨占60％以上，多是福建一带的移民，对大陆去的考察观光人员十分热情。出国办签证，必须有对方的邀请函才能被批准，他就能够从朋友那里搞到这种邀请函，给我们的那个邀请函其实就是他从报纸上看到灌河的香菇生产量很大，特意要求马来西亚的朋友寄来的。我们又到他在鸭阳的家里看了一下，老婆孩子和全家众多的在各个时期的合影照片，打消了我们的疑虑，确信他不是一个骗子，于是决定由他帮忙，办理出国事宜。
七十五
下边的工作分两块进行，一块是我们通过县公安局、市公安局以及到省公安厅办理出国的因私护照。这种因私护照一管五年，比其他公派或者旅游出国的护照有用得多。至于签证，则由周守信负责到广州的马来西亚领事馆办理。
另一块是收购优质香菇。为了收购这一千多千克香菇，可把甄诚友忙了个一佛出壳、二佛升天。通过周守信从马来西亚电传来的零售价格，我们测算，如果带去的这些香菇全部脱手以后，不仅可以包着路费，回到广州，还可以买一辆十来万元的小轿车开回来。
于是我俩抱着发一个小财的憧憬，美滋滋地筹办着一切应该准备的东西。我亲自拍了一些香菇生产的照片，又起草了一个广告，题目是“来自中国的山珍——香菇”，写了一通简约的文字，把香菇夸成了鲜花、人参和黄金，又请县第一高中的名牌英语教师翻译成英语文本。在商定译文中间，才知道那些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人都是一些笨家伙，那么多品种的食用菌，他们只用了一个词汇——“mushroom”表示，仔细想想，也许是够形象的，“小伞”、“房屋”的意思。我当时心里凉了半截，由此看来，西洋人如此瞧不起食用菌类，肯定不会喜欢吃这东西。事实证明，不要说西洋人不懂得吃食用菌，就连马来西亚本土的东南亚人种，也不懂得这些东西能吃，喜欢并敢于食用这种东西的人，依然是我们这些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食性复杂的华夏子孙。
一直操劳到农历腊八早上，我们才从范城出发。经过二次烘干后，一千多千克香菇就只有九百多千克了。为了快捷，我们不乘火车，把这些香菇装在一个去广州的客车顶上的货架上，我们就坐在车内，星夜向广州兼程。
那个时候，还没有整治超载这一说，因此，我们乘坐的这台车内，人满为患，如同罐头瓶里的沙丁鱼，挤死挤活的。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一直是小车来小车去的，与公共交通久违了，没想到这一次当一回“国际商人”，竟然回归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
一路上，我们走了一天两夜，在汗、屁、汽油的混合空气中，在又渴又饿，又颠又挤，坐卧不是的环境中生存，可把罪受大了。好在诚友给车主讲过我是一个官员，又有甄诚旗、诚星两个弟兄送我们，人多势众，车主很够客气，让我始终挤在车子的前边，多多少少有一点活动空间。看看有几个出去打工的年轻女孩子，也在人群中挤来挤去，鲜嫩饱满的胸脯与男子汉们的前胸后背不停地争夺生存空间，把后天赋予的那点廉耻之心都挤没有了，才想起“蚁民”这个词来，心里真为芸芸如蚁般的黎民哀叹。又忽然想起老画家方成的一幅漫画：一个戴纱帽的人从轿子里伸出头来，摇着扇子对抬轿的人说：“不要叫我老爷，叫我公仆！”在这种人生体验下，更能够品味出讽刺的辛辣来。
到了广州，朋友们早已恭候。洗去浑身脏臭和疲劳，一边办理出国的手续，一边让朋友们饯行。“喝吧喝吧，书记远行，西出阳关无故人啊！”“到了马来西亚，可别让洋妞们留下，弟兄们不要了事小，老婆孩子不要了事大啊！” 劝酒的热诚，弄晕了整天麻木的神经。
诚友这位老兄办事真的得力，他与周守信一道在几天内很快办齐了签证、机票、货运单。也许是周守信的号召力不大，也许当时人们对于出国还觉得可望而不可即，所以，此行只组织了六个人，除周守信、甄诚友我们三个外，一个是鸭阳市用指头写字的“书法家”，一个是福陵县的玉器商人，一个是一心要做国际粮食贸易的老太太。到广州聚齐后，因为周守信说，马来西亚人顶多知道中国有个中原省，根本不了解下面还有什么鸭阳市，如同灌河是“中原名镇”在外地打不响一样，我们鸭阳市虽说是历史悠久的中国名市，在外国人的头脑里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概念。
于是，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中国中原商贸文化考察团”。这个临时的省级机构，我们自己申报，自己批准，没有上税，没有稽查。同时，我们在广州大街上随便做了精致的胸牌和旗帜，无非是到了对方机场时有利于辨认。虽然牵头人是周守信，我因为是这个团队唯一的官员，就荣幸地当选为“团长”，名头十分响亮，一下子由穷乡僻壤的“山大王”摇身一变成了“省级大员”，很壮我们这次友好出访的行色。
腊月十二下午，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准时起飞。在这里只给予了例行的安全检查。本该“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却不料一飞冲天，背道而驰，又向东飞行到厦门机场，落地后又走出飞机，在那里的登机大厅绕来绕去半个多小时，才正式办理了出国的有关手续，回到了原来的座位上。然后飞了七八个钟头，飞机终于降落在马来西亚这个陌生国度的大地上。临近降落时，在天上往下看，地下一片灯火辉煌，一落在槟城机场，真的如同白昼。
出了机场，由周守信先生早已联系好的当地华人，组织了六台高级车辆欢迎我们。按照新闻写法的顺序，到机场迎接的有：原槟城州长许岳金先生夫妇、华人周丙南夫妇、华人槟城议员、周氏族长周参同先生以及其他随行人员。大家握手寒暄、互相介绍以后，有两个妙龄少女走上前来，给我们每个人脖子里都套上了一个像是中国的木槿花编织的花环，在照相机镁光的闪烁下，我们六人“骑葫芦过河——充起了大蛋”，俨然以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自居，在异国他乡做青天白日梦。
七十六
许岳金、周参同二位先生送到住处之后，寒暄一番就告辞了，只有周丙南及其家人陪同我们。到街上一个华人餐馆用餐，吃的“欢迎国宴”十分简单，不过是像旅游团队安排的饭食一样，一荤三素四个菜一个稀汤，白米饭随便吃。
我们下榻的“国宾馆”叫“岐山堂”，也就是周氏祠堂。在国外，华人社区都按照姓氏建立一定的社会组织，然后集资建立祠堂，一个姓氏搞一个聚会地点，都可以在异国他乡同姓相吸、祭奠祖先。仅看到这一点，就已经充分体现了血浓于水，中华民族的确具有不可战胜的凝聚力。
这座祠堂，占地有三百多平方米，底下一层是一个大厅，我们住在二楼，二楼是一个中型厅，一面临街，其余三面分隔成一间间房子，原是人家族长们在节假日和开展重大活动时，分头议事的地方。平时没有用处，接待客人住宿，搞一点养活祠堂的收入，倒也不失为华人社团善于经营的精明之处。
作为“团长”，我一个人住了一间，其余的人每两个人一间。这里离赤道只有二百七十多公里了，一年到头，气温不低于30摄氏度，所以每个房间都装有“冷气”——就是我们叫做“空调”的家用电器，人家的空气温度只高不低，不需要调节冷暖，只要有冷气就行了，所以不存在“空调”这一说法。屋里没有电视机，我对周丙南十几岁的儿子周英豪及他们的佣人——一个黑漆漆的印度小伙子比划了半天，他们才弄明白，给我搬来了几本介绍周氏宗族情况的书籍以及马国的报纸杂志。我在兴奋得睡不着觉时，就啃这些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跑到马来西亚我才得知，原来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