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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外戚和宦官是一体化内部的异物，所以外戚和宦官的权势膨胀到相当程度以后，他们就势必和依照宗法一体化结构组成的儒臣不相容。这时，他们便会越发利用权势提拔亲信，进一步破坏一体化结构。这样做的结果是，加剧矛盾，加速吏治腐败，最终酿成内乱。
东汉的党锢之祸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汉章帝死后，窦太后临朝称朕，外戚窦宪便总揽大权。窦姓亲属及其党徒纷纷出任朝官与地方官，造成大批儒生不能入仕的局面。公元92年，汉和帝与宦官郑众密谋，杀了窦宪。结果宦官集团又借翦灭外戚势力之机，掌握了朝政大权。宦官当权后，大事镇压杀害儒生，制造党锢之祸。以后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利的斗争持续不断。继外威窦宪——宦官郑众之后，还有外戚邓搿鹿俳⒗罟馄菅窒浴鹿偎锍獭馄萘杭健鹿俚コ恢闭厶诘蕉好鹜觥�
唐代自公元820… 826年，七年之中，就有宪宗、敬宗两个皇帝为宦官所杀。自唐宪宗82O年被杀到公元903年，唐代共有八个皇帝，除敬宗一人是以太子继位外，其余七人全是各派宦官根据自己的需要拥立的。这表明唐代后期，一体化结构已被宦官干政所破坏了。明代司礼太监刘瑾专权，于1508年将三百多名国家在职官员投入狱中，1509年又剥夺了六百七十五个官员的诰勅身份。刘瑾破坏一体化结构可谓肆无忌惮。他夸口说：“满朝公卿，皆出我门”。明末天启年间，魏忠贤更是不可一世，被他的走卒呼为“九千五百岁”，各地修建生祠供奉。魏阉官僚们，也以镇压东林党人为能事，把东林人士和一些正直不阿的文臣武将编入名册，加以杀戮或免职。
这些情况表明，外戚与宦官是宗法一体化结构之外的势力。他们在得势时便要挟制皇帝，打击儒臣，破坏一体化结构。这时，就会出现政治不稳，危机四伏的局面。
既然外戚和宦官是明显破坏一体化结构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为什么会夹杂到一体化中来，并且必然膨胀呢？关键在于，外戚和宦官是由皇权的放大而带入一体化结构的。皇权尽管在一体化结构中担负着不可取消的调节使命，但皇帝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并与其所担负的调节任务不相称。朱元璋总揽大权后，每天要批阅奏章一百四十余件，此外还要处理几百件政务。控制论专家艾什比曾经说过，一个人的调节能力，最大不能超过他所能堵塞的系统变异度。也就是说，不能超过他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选择能力。皇帝为了放大自身的调节能力，不得不依靠某种力量。
外戚虽然不是皇统正宗。但他们是皇帝最亲近的人。宦官地位低贱，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又是皇帝左右的近侍和耳目。因此，皇权利用外戚、宦官来监督控制官僚机构也就是一种不可避兔的选择。从短期看来，它可能是有效的，这两种势力也还可以处于皇帝的控制之下。但长期使用的结果，就必然造成一体化结构自身的破坏，甚至皇帝本人也成为傀儡并身受其害。 这是一种历史的意志。只要存在绝对皇权的调节作用，那么不管皇帝多么英明、多么警觉，宦官或外戚专权总是要出现的。
宦官为害最烈的要算明代。可是明初对宦官干政防范也最严。朱元璋鉴于历史教训，曾经制定了严禁后妃、宦官干政的法规，以绝后患。洪武5年在宫中悬挂刻有训戒后妃条例的红牌，明文禁止后妃问政，洪武17年又颁布了“祖训”，在宫内置高三尺的铁碑，上铸有“内目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并规定宦官不得任文武官，请官也不得与宦官有文件往来，宦官官位不能超过四品，并不准其读书识字。朱元璋在制度上堵绝外戚和宦官干政，可以说是费尽心机了。但后果又如何呢？由于无限君权和皇帝有限调节能力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解决的，这就使得宦官和外戚二者之中总有一个成为皇权延伸的借用力量。明代外戚干政的禁令做得比较好，但皇帝不用外戚，就只能用宦官。宦官干政就必然越来越猖撅。
朱元璋死后不久，这些祖训禁令对子孙就没有什么约束力了。明成祖因夺取皇位得力于以宦官充当耳目，对宦官便“久乃称肺腑矣”。英宗是太监王振一手抱大的皇帝，成人后便很自然地要依靠王振处理朝政。永乐以后，宦官的地位也起了变化。他们由受吏部领导，变为监视吏部，掌升选差遣之权了。宪宗时增设新的特务机构“两厂”一事，很可以说明皇权放大与宦官干政的内在联系。当时，已有特务机构东厂、锦农卫了。但宪宗仍疑心重重，怀疑身边的人和外间有勾结，便另设西厂，专门刺探外臣与民间活动，委心腹大众监汪直任头目，闹到天下知有两厂而不知有朝廷，只怕特务头子没直而不知有天子的地步。东、西厂之间也有矛盾。皇帝大可利用这些矛盾，监察控制官僚机构。宦官势力趁势发展。到明代末年，一体化调节能力完全丧失，最后土崩瓦解了。
3。5什么是无组织力量
综上所述，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引人深思的事实，这就是官僚机构腐化的弊病和中国封建大国的组织力量来自同一个母体。
为了克服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一体化结构把封建知识分子组织成官僚网，并赋予他们管理社会的权力。在一定时期内，官僚机构有效地发挥了作用。但是，权力同时也腐蚀了他们。为了防止腐化和膨胀，在一体化结构中主权也就越来越强化。但从外部监督一体化的结果，造成宦官、外戚干政，长远来又破坏了一体化结构。总之，无论一个大系统怎样竭尽自己一切控制办法，却不能最终保证控制系统在长远不失灵。繁荣和稳定是一体化调节的短期后果，而官僚机构的腐败与膨胀又是一体化结构调节中长期释放出来的毒素。
这里，我们要引进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来描述一体化在调节过程中不断异化的现象，这就是无组织力量。我们将某种社会结构在维系自身稳定的调节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对原有结构起瓦解作用，其本身又不代表新结构的那种力量，称为无组织力量。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中，无组织力量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是不相同的。官僚机构的膨胀和腐化是政治结构中主要的无组织力量。这种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导致一体化调节功能逐步丧失，官僚机构老化衰朽，国家趋于崩溃。
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定型的社会结构中无组织力量总是不断增长的。无论一种社会结构怎样牢固，调节能力如何强，但它内部发展变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人口在波动，老一代去世了，新一代成长起来，生产和物质文明在积累，人的改造自然、管理社会的经验不断丰富，统治者在更替，权力和财富在转移……。发展变化的潮流象海浪一般拍打着社会结构的固定框架。在短时期内，它不会显示出明显的作用。但在长时期内，它却能积累起不可忽略的社会效应，使得旧的社会框架无法再容纳新的生活内容。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控制调节机制都不是万能的，其不可控制的方面在长时期内积累起来，也会使这种调节机制丧失功能。
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中无组织力量增长情况来看，我们还可以看到无组织力量增长的两个特点：一是不可逆性，二是增长到一定程度后就具有的自繁殖性。所谓不可逆性，就是指无组织力量的增长是不可能在这个系统内部由调节机器自身加以遏制的。虽然任何一架调节机器对它的调节对象是有效的，但对自身的朽坏无能为力。所谓自繁殖性，是指无组织力量的增长，犹如细菌繁殖，当其数量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后，就会越繁殖越快，具有恶性加速的机制。
战国时期有一个故事，可以很形象地说明无组织力量增长的这两个特点。一次，齐桓公与大政治家管仲去参观马厩。桓公问管马的人什么事最难？那人答不上来。管仲趁机说编马厩最难。因为第一根选了直木树立正直，以后根根梁都要跟着树直。如果第一根都树不直，以后根根就无法树直了。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是这个道理。管仲是用这个比喻向齐桓公说明国家组织原理。
我们知道，在儒家国家学说中，特别强调圣君贤相对治理国家的积极作用。孔孟曾提出举贤授能的政治主张。孔子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强调了道德的影响和组织作用。唐太宗很明白这个道理，他对魏征说过：“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但是，一个完全由正直的儒生按儒家国家学说组织起来的官僚机构，正如一个完全用直木编成的马厩一样，它们只是组织系统的理想状态。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贪官总比清官多，曲木总比直木好找，而一旦曲木混入马厩，那么曲木选曲木，马厩会越编越坏，整个系统就会越来越快地偏离理想的组织状态。在官僚机构系统中，皇帝是核心。他好比编马厩时的第一根木桩，对全局影响很大。昏君选奸臣，奸臣选贪官，贪官选污吏，上一级机构是否腐化，对下一级机构是否腐化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一旦整个系统腐败到一定程度，无组织力量增长的不可逆性和自繁殖性就表现得十分突出，即使出现象唐太家那样雄才大略的皇帝，也决不能挽救一个腐朽王朝的覆灭。明末亡国时的状况就相当典型。
明末的崇祯皇帝相当有为，性格刚毅，一即位就贬黜魏忠贤，清除魏阉势力，起用东林党人，赢得朝野一片喝采之声。儒生们以为英主降世，明朝有振兴的希望了。但是，官僚机构中无组织力量已增长到不可遏制的程度，崇祯皇帝只好又依靠宦官。朝臣对崇祯的出尔反尔议论纷纷。崇祯皇帝诉苦衷道：“联御极之初，撤还内镇（宦官），举天下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过疏无通论。……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各镇监视”。崇祯皇帝明明知道重新任用宦党会加剧矛盾，但在整个官僚机构极端腐坏的情况下，又不得不这样做，真可谓到了穷途末路、非亡国不可的境地了。政治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已使封建国家机器完全丧失了功能。官僚机构、贪官污吏、阉宦奸党，已成为一个使封建国家致命的恶性肿瘤。只有对这个组织开刀，将其切除，新的官僚机构才有可能重建。正如一个完全由乱七八糟的木头编的马厩，只好将其全部折除重编了。
3。6经济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土地兼并
我们在第二章已说明，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调节作用是中国封建社会自耕农——地主经济得以繁荣的重要条件。那么，这种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作用会不会异化，会不会释放出破坏自身的无组织力量呢？会的，它造成历代王朝反反复复出现的社会危机——土地兼并。
所谓全地兼并，是指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即自耕农、半自耕农转化为佃农。土地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过程。土地兼并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三个前提。一是社会上存在着大量自耕农。如果经济结构是以领主经济为主，自耕农很少，就无所谓土地兼并。二是自耕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得到控制，不会无限发展。三是土地自由买卖和商品经济的繁荣。
在欧洲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土地兼并就不明显。其早期农村公社中也存在一定比例的自耕农。但由于农民对贵族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所以大量自耕农转化为农奴，并没有变成佃农。在中世纪欧洲典型的领主庄园经济结构中，领主是大土地所有者，佃农和自耕农比例很小。以十一世纪英国为例，其阶级结构如表4。从这个表可以推算，农奴和奴隶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到十三世纪，农奴制开始瓦解，但自由农民和佃农所占有的土地比例并不高（表5）。所以，无所谓农民失去土地的兼并问题。另外，欧洲封建社会中，领主是大土地所有者，土地不能买卖，即使有土地集中过程也主要是地产（连同农奴）的转移引起的。实际上，欧洲土地兼并是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在资本主义因素增长的过程中才出现的。
中国封建社会，由于有宗法一体化结构调节作用存在，问题就不同了。强大的国家调节限制农民对地主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保证了地主经济的稳定。有发达的商品经济，并允许一定程度的土地买卖。这种强大的国家调节本身为土地兼并提供了前提。为了和英国十一至十三世纪的经济结构进行对比，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