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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不久，新议会马上请回被处死的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即位，斯图亚特王朝君主制复辟。复辟后的君主制更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还必须进一步调整。1688年，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废黜了国王詹姆斯二世，君主专制最后失败，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经过这样反复的调整和寻找，英国政治结构才达到相对适应的稳定状态，议会成为具有最高权力的立法机构。它日益显示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十八世纪上半叶，英国开始著名的产业革命。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社会结构全面资本主义化，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二十倍，跃为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工业强国。
历史证明，即使是新结构完全确立后，也需要经过相当长的修改、调整，才能适应并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刚开始时，上议院的议员全部是贵族，下议院的五百零七名议员中，除七十名外，其余也全是贵族。产业革命开始时，英国一些新兴的工业城市没有议员，而那些正在衰落的老城镇却有很多议员。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结构调整，1832年通过了第一改革法案，重新分配了议员，取消了“衰落选区”在下院的席位，把席位拨给新兴城市，并扩大了选民范围，使有选举权的人数从四十三万五千人增加到六十五万六千人。改革后的议会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废除谷物法，走上了自由贸易的道路。1867年和1884年又进行了两次政治改革，把选举权扩大到城镇工人和乡村农民，实行了近代资产阶级的普选制。从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到十九世纪普选制，英国的政治结构经过二百年的自我调整和完善，才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
世界上其他国家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都不是一日之功，都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探索和完善的过程。这只有在旧社会结构柔性瓦解的情况下才能完成。
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数次脆性瓦解中，有几次是可能过渡到新社会形态中去的。例如明末，资本主义在经济结构中已有萌芽，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也传入了中国，象徐光启、李之藻、王征、宋应星、李时珍、方以智等都已经意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并作出了重要的科学贡献。明末大动乱时，李自成的农民政权主张均田，废八股，改用策论取土，允许西洋教士随军，这些进步倾向都有异于以往的农民起义。但这些新因素并没有竞争的实力，实际上是满族贵族建立清朝，完成了对旧王朝的修复。即使是李自成统一了中国，中国也不一定能完成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在脆性瓦解中，任何封建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变异都注定要被清除。太平天国的指导思想也是个异端，太平天国也曾建立了政权。但它还没有达到象李自成大起义那样推翻了旧王朝的统治的程度，就被镇压下去了。社会组织是每个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生活。那种造成整个社会崩溃、具有巨大破坏性的动乱，很难说对社会的进步有什么积极意义。旧大厦的存在固然是新大厦建立的障碍，但是假如有一天旧大厦完全倒塌，新建筑材料和建设蓝图还没有出现，人们连栖身之处也失去了，形势就会迫使人们迅速作出选择。这时，人们会选择最快恢复秩序的办法。人们不得不用旧砖瓦，依照旧大厦的样子，迅速地把屋子建造起来。本来大变革意味着一次选择机会的到来，但在新组织核心相当弱小、并且不具备必要的细节，其设计蓝图远不如旧结构的残留印象清晰有力时，那么它就不可能战胜旧结构。所以，在脆性瓦解所造成的崩溃局面中，最后结果不是社会的毁灭就是旧结构的恢复。
6。8 永恒的萌芽
希腊神话中有这么一个故事：宙斯罚西西弗斯每天把一块大石头推到山上去，但石头一推到山顶，就因自身的重力作用而滚下来。于是，西西弗斯重新开始把石头往山上推。日复一日，西西弗斯处于周期性的努力之中。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很有点象西西弗斯推石头。在王朝稳定的时间里，生产力在进步积累，但在王朝脆性瓦解时，它就象大石头从山顶滾到山下，下一个新王朝不得不重新开始积累。生产力的进步因素处于发芽、生长、摧毁的周期性破坏之中，萌芽不能发展成新组织的大树。
如果我们研究周期性大动乱对经济积累的破坏，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规律，即越是繁荣富庶的地区，破坏得越厉害。凡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地方，正是无组织力量麇集之处，贪官污吏、豪门大户、富商巨贾往往十分集中，农民大起义会首先扫荡这些地区。
经济史研究者常常谈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有一个转移过程，即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由秦汉时陕西关中平原东移到华北平原，唐宋以后又向江南转移。实际上这一转移是和大动乱对经济中心周期性的扫荡与破坏联在一起的。中国号称丝国，就从我国蚕丝业中心转移的情况来看，唐以前蚕丝业的中心在黄河下游山东省一带。据《元和郡县志》记载的唐各州府在开元年间贡纳的丝和丝织品情况判断，当时长江流域的蚕丝业虽也发展起来，但还敌不过北方。唐中叶以后，尤其是经过唐末的动乱，北方蚕丝业受到严重摧残，南方受到的破坏相对来说要轻得多。宋代，江浙一带的蚕丝业就超过了北方。明以后，再三受动乱扫荡的北方，蚕丝业就一蹶不振，后来加上棉花传入，就完全衰落了。
大动乱对繁华富庶地区的重点杀伤，还表现在对城市的摧毁上。东汉末年大动乱中，大军阀董卓焚洛阳城，胁迫献帝西迁长安，洛阳居民也被迫迁徙，沿途积尸累累。一直到魏文帝时，中原一带仍人烟稀少，昔日繁华的都城洛阳附近仍树木成林，田芜罕耘。“自伊、洛以东，暨平海岱”的中原，本是我国古代的经济、文化最发达繁荣的地区。隋大业时，全国人口曾达八百余万户，后经隋末丧乱，到唐代建立六十年以后，中原一带仍是“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唐代长安人口近二百万，比今日西安还要大。唐末和五代动乱，对以长安为中心的经济富庶地区的打击也最为猛烈。开封在盛唐时不过是个周围八点三公里的小城，唐末时发展为周围五十六公里的城市。唐末大动乱时，开封所受的破坏比长安一带小。宋代以开封为都城，它成为全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城方圆达一百九十三公里，十一世纪末人口达到百万以上。但经过大动乱，公元1330年，开封人口只有九万了，周围八点五公里，倒退到六百年前盛唐时开封市的规模了。以开封为中心的中原华北地区，人口由三千万左右降为一千万。六百年似乎一个大轮回。
其他城市也是这样。南宋时以临安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杭州人口达三十九万户，百余万口。但经过元代动乱，杭州市衰落了。史书称：“嘉靖初年，市井委巷，有草深尺余者，城东西僻有狐兔为群者。”唐代扬州市是“雄富冠天下”的重要商业贸易城市，经动乱后，明初扬州城市仅余下十八家居民了。福建泉州的兴衰也很典型地反映出周期性动乱对经济发展的危害。泉州市在宋元数百年间一直保持了高度繁荣。自西晋到隋三百年间，这里是块没有战乱骚扰的绿州。唐末农民大起义时，起义军自福州南下广州，也没有进泉州城。五代时，泉州也一直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数百年的建设造就了泉州在宋元时代的高度繁荣，侨居泉州的外商数以万计。但是，元末大动乱，公元1357至1366年十年间，在富庶的泉州、兴化沿海地区也遭洗劫，出现“烽火连天暗锋镝，遗骸遍地飞鸟鸢”的凄凉景象。阿拉伯、波斯商人纷纷从这里离去。这个曾经与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著名港城，从此以后就失去了昔日的繁华和光辉。泉州市的兴衰说明，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很少有能够逃脱周期性大动乱打击的经济中心。有时逃过了一次两次，但第三次打击来临时就难平幸免了。
随着经济最发达地区一再受到周期性大动乱的破坏，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也必然是一上一下地波动着，它很难有一个几百年近千年的连续积累过程。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就统一了货币，建立了金本位制，金为上币，单位为镒（二十两）；以铜币为下币，禁止以他物为货币。这是十分先进的制度。但秦崩溃后，汉代的货币一直很不稳定。从惠帝二年到武帝元鼎四年共八十年间，钱法变更了九次，直到武帝收回铸币权，废除以往各种杂钱，通行五铢钱，才稳定下来。从武帝到平帝一百年间，共铸五铢钱二百八十亿枚。但从王莽改制到东汉建立，中国社会又经历了一次大振荡，商品经济也受到严重摧残。东汉王朝黄金在经济中的作用反不如西汉了。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时，统一的货币制度崩溃，一些地方又倒退到以物易物的低级状态，人们反而用谷帛等实物作为流通手段。查两晋时期的史书，竟然没有铸钱的记载，大约只用旧币就够了。可见东汉末年的大动乱对商品经济破坏到何等程度。
唐代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相当发达的朝代。长安已出现了金融市场，并有专门办理汇兑的商人组织，有供给普薄信用的公函，还出现了供抵押信用的质库，现代的几种金融业务在唐代差不多都有了。公元782年，政府以筹措军费为名，向长安金融市场勒借二百万，商人为之罢市，政府不得不让步，可见市民有相当力量了。但唐宋大动乱后，进步经济萌芽又被动乱所摧毁。五代时没有一个政府不是穷困的。唐代出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汇兑制度——飞钱，在南来和元代就消失了。唐代的柜坊中，有类似近代银行的萌芽，宋以后竟变成了赌坊，元代就完全消失了。
宋代的城市和商品经济是一个高峰。当时已经有印刷得十分精美的纸币。铸钱数量，数十倍于唐，对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当时日本就使用宋代的货币为国内通货。据日本出土的自唐至明五十五万三千枚中国货币来看，其中百分之八十二点四是北宋钱。由于商品经济发达，沈括发现了货币流通的规律。他对神宗说：“钱利于流借。十室六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飨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这一最基本的货币流通规律，欧洲到十七世纪才由洛克发现。但随着宋朝的灭亡，沈括的理论再也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了。
纸币使用也是这样。开始使用纸币的时间，法国是1716年，英国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而俄国则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欧美使用纸币比我国要晚五、六百年。我们在前面谈到过元代有一系列的货币制度，其中某些是相当成熟的。但元灭亡以后，那些可以进一步完备的货币管理制度并没有完全继承下来。这说明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经济发展了，会产生一些进步的萌芽。但是，即使是这些种子发芽了，有的发育成幼苗了，但它们注定要在周期性的大动乱中夭折。
急风暴雨似的周期性大动乱，不仅一次又一次地把经济结构中萌发的新因素幼苗摧残了，更重要的是，它还破坏了生产技术发展所必要的积累过程。
我们知道，生产力的进步需要有生产技术的积累，产品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就以钢铁生产来看，只有钢铁生产技术和产品数量积累到一定量以后，才能普及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中，才能在经济结构中发挥重要影响。而这种积累在古代往往需要经过漫长的岁月。显然，周期性大动乱对生产力的积累是极为不利的。如果欧洲封建社会每隔两三百年也来一次大破坏，其生产力也不可能发展到足以产生资本主义。
近年来有的同志在铁产量上做了些统计（表8）。统计表明，我国铁产量随着大动乱而明显地波动着。宋代铁产量比唐代有一个大的进步，但经过战乱和分裂。南宋产量就降到了唐的水平。到元代铁产量仍然未达到北宋水平。明代有个大发展，高出北宋一倍多，使我国的铁产量在世界各国中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到十七世纪，俄罗斯铁产量在其他各国中最多，也只不过为二千四百吨，与我国永乐初年铁产量九千七百吨相比，数量质量都相差甚远。但到清代初期，经过明末大动乱，再加上政府严禁开矿，冶金业衰落了。康熙皇帝于公元1675年还谕令：“闻开矿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对于不能封闭的冶铁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