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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进行（在法国，最近一次的预付款所涉及的交易和刚果—布拉柴维尔以及安哥拉有关，付款手续主要是通过农业信贷银行和巴黎国民银行进行的。（见《大陆书》杂志1999年3月31日文章《数月之内的十亿美元抵押贷款》）。），“定金”、“佣金”和“回流佣金”仍然大行其道。产油国的国家元首们和西方国家的“商家”们都“喂饱”了他们在卢森堡或开曼群岛开设的私人账户。
这些非洲国家的元首和埃尔夫公司的领导通过“小金库”赚得的钱高达数十亿法郎，然而，他们不只挪用了资金，还制造了不幸。喀麦隆作家蒙戈。贝蒂曾愤怒而痛心地说道：“从哪里我们可以看出，石油曾为黑非洲带来过进步和安逸？石油贸易总是带来与‘进步’和‘安逸’完全相反的东西：在喀麦隆，石油已经成了厄运、独裁、暴力和内战的代名词……在加蓬，到处都是坑洼的公路、苍蝇乱飞的医院、狗窝一样的学校……加蓬靠卖石油赚的钱都到哪里去了？”（见1998年4月1日出版的《另一个非洲》。）
这种愤怒情绪在挪威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共鸣：我的祖国比任何国家都明白，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可以靠自己的矿产资源来建设国家的。早在60年代，当海上还没有架起钻井平台之前，我们的父辈曾在北欧过着极其艰辛的生活。在那个年代，加蓬和挪威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如果四十年来利伯维尔实行的是一种透明的、真正民主的体制，加蓬早就成为非洲国家的典范了。
丑闻就摆在我们的眼前。尽管加蓬的人均收入抵得上一个欧洲国家，又兼有资源丰富之利和来自法国的慷慨“援助”（除此之外，巴黎方面还经常免除加蓬的债务，最近一次的债务免除决定（大约4亿法郎）出现在1996年，做出这个决定的人是雅克。希拉克。），但该国的婴儿死亡率却位居非洲前列（弗朗索瓦—孔格维埃。维尔斯恰夫指出：“在加蓬，人的预期寿命只有52岁，只有38％的儿童接种了麻疹疫苗——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接种率为79％。”（见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9年年度报告第194页））。加蓬的邻国，由奥马尔。邦戈的女婿德尼。萨松•；恩格索领导的刚果—布拉柴维尔也曾饱受内战之苦，为了确保稳定，埃尔夫公司对两个互相敌视的阵营均予以资助。1995年，希拉克发放了84亿法郎的国债以援助刚果—布拉柴维尔发展经济——当然，这笔钱是要由那些“善解人意”的法国纳税人来出的，而与此同时，巴黎的院外活动集团又通过相关的国际机构减免了该国67％的债务……毫无疑问，总统萨松。恩格索的个人财富也在这段时间内急剧膨胀。（在他重新掌权之前，有人估算他的财产总额为12亿法郎（见1997年5月22日的《事件》杂志）。）
不过，腐败也不是必然的。30年前，塞拉利昂和博茨瓦纳这两个钻石生产国拥有相同的国内生产总值；今天，前者的人均收入只有140美元，而后者的人均收入却已达3630美元。不用多说什么了。
第五部分第51节 串通勾结的资本主义（4）
没有护栏也没有路标追随着全球化的脚步，一些对民主有着致命威胁的“萌芽”也冒出了地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代人应该为此负全责，因为是我们放任了这些萌芽的肆意生长。事实上，腐败行为的普遍化是和商业社会密切相关的——在这个社会里，金钱就是决策的唯一标准和个人奋斗的唯一目标。
经济全球化默许了金融投机的存在，并进而改变了我们权衡利弊的标准。这套新的价值观体系的核心在于：大型企业的领导们很快就花光了自己的薪水，于是他们就把企业增值利润的一部分据为己有，而我们也因为某种集体的麻木感默认了这种事实的存在。就这样，安盛保险法国公司的总裁克洛德。彼贝尔利用职工优先认股权在十年之间将16亿法郎据为己有，但却没有引起任何抗议（见2000年1月28日的《回声报》。）。也就是说，安盛公司的全体员工允许他们的总裁在光天化日之下，以一种完全合法的方式得到了埃尔夫公司的领导们暗中追求的东西。
诚然，“破害社会契约”与“腐败”性质不同，但又互为支撑：它们可以使对方逐渐取得合法性。长期以来，人们对这样的批评一直忌讳颇深，但我还是勇敢地站了出来。二十年来，高层腐败正变得日益盛行，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也相应地开始不断增加会议包干费、优先认股权、薪水以及各种各样的补贴……这些行为即使算不上犯罪，也可以说是利于犯罪的发生了。优先认股权带来的最大收益可以达到薪水的30倍，遇到股价下跌，有些公司甚至还对持股人进行赔付。三十年前，一家企业内部的最高收入大约是中等收入的20倍；如今，这种差距已经拉大到近200倍。（见托马斯。皮凯蒂和埃曼努尔。塞斯合著的《经济日记400年》，2003年出版。）
股市的萧条并没有让他们敛财的热情有半点消退。瑞典ABB公司的总裁拥有2。33亿欧元的退休金，但他自己的公司却深陷财务危机的泥潭；2001年，信息产业巨头甲骨文公司的总裁劳伦斯。
埃利森放弃了自己的基本工资，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当年靠优先认股权赚得了7。061亿美元（见2002年5月18日的《华尔街日报》。）；阿尔卡特的总裁塞尔日。楚吕克领导着一家亏损经营、身处困境的企业并且已经解雇了数万名员工，但他却在2001年利用优先认股权购进了90万股公司股票，在接下来的2002年又购进了50万股（见2003年5月21日的《解放报》文章《老板们：身陷危机，薪水见涨》。）。
这些行为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质疑。根据法国的判例法，司法机关的确应该对支付过高报酬的行为进行调查，因为它的背后可能存在滥用公共财产的违法行为。但如果真的严格执法，受影响最大的也是那些身陷困境的面包店主，而不会是那些上市公司的总裁们（1998年10月15日，法国最高法院刑事庭作出裁决：如果一家企业的亏损额达到了10。2万欧元，而它的领导领取的薪水和实物报酬又达到每月4500欧元，这种行为就构成了滥用企业财产罪，“因为这些领导并不是不了解企业严峻的财务状况”。）。
权力不只是一种手段或一种杠杆，很多时候它更像某种肥缺或某种战利品。90年代的公司合并给企业领导和给商业银行的领导带来的利益是创纪录的。占人口10％的有钱人和普通的人民大众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当然，这种现象首先出现在美国，但欧洲和亚洲也未能幸免（“1999年时，《纽约时报》曾谈到了个问题：即使在这少部分最富有的家庭之中（占美国家庭总数的20％），新增的国家财富也是以一种极不公平的方式进行分配的：1％的家庭占据了这笔财富中的90％。”参见凯文。菲利普斯著的《财富与民主》和《美国富翁的政治历史》，百老汇丛书出版社2002年出版（这两本书的法文版由伊夫。马姆翻译，2002年12月3日的《世界报》文章《大钱》也提到了它们）。）。即使在挪威，道德的壁垒也崩溃得异乎寻常的容易——某些财富的来历确实让人浮想联翩。
我经历的事已经够多了，所以我不会再抱有太多的幻想。在同样的环境之中，也就是说一旦进入了这个“权力轨道”，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找出上千种理由来说明自己的确应该按劳（也就是说无限制地）取酬。与其每天早上都想方设法地让别人认同这种合理性，还不如重新构建自己的价值观体系。我们追逐权力的本能是无限的。在逃避社会约束的同时，我们的精英也在任由自己被“腐蚀”：他们明白同样的道理，但也屈从于同样的诱惑。
这就是人性。
高层腐败当中充斥着一种被意大利人称为“傲慢的恶性循环”的东西，它就如同地狱，进去容易，出来则几乎不可能。这种恶性的连锁反应是无法摆脱的，一旦第一道防线被突破，高层腐败就会让这些尝到甜头的人变本加厉地敛聚财富。马基亚维利曾这样写道：“肆虐横行的它征服了一切，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挡它前进的脚步。金钱显示出自己的力量，所有的人都缴械投降；金钱显示出自己的狂暴，它知道自己可以冲破一切障碍。”（见《王子》第25章。）
不过，安然公司和埃尔夫公司侵吞挪用资金的犯罪行为和一些始终存在的结构性原因——特别是海外公司及其衍生物的存在——也是密不可分的。在那些投机泛滥的市场中，每一笔交易都和另外十笔交易错综复杂地搅在一起。世界就这样运转着，在全球化的飓风中，民主既看不见护栏，又看不见路标。
我们必须明白其中的原因。
第六部分第52节 奇怪的司法（1）
贝格松曾这样解释道：“大的政治错误的发生几乎都是因为人们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现实是会变化的，而且是永远处于变化的状态之中的。十个政治错误中有九个都在于仍然相信已经不存在的道理，仅此而已。”这似乎是对西方国家的一种忠告。面对金融市场的无序状态，他们更喜欢引用《猎豹》（托马西。迪•；兰佩托萨著）中萨利纳王子的一句名言：“但愿所有的改变都是为了一切不改变……”他们认为，只要保持住外表形态，就能保全实质和精髓。
然而，金融贸易却越来越远地偏离了国家轨道。在战后初期，“避税天堂”的存在还只是边缘现象，但它的重要性却一直在不断增加。从60年代起，美国银行在海外的分行数目增长了10倍。1998年，也就是金融管制取消二十年之后，美国向国外投资的1/4都是通过“避税天堂”进行的（见《季度经济杂志》第109期文章《避税天堂：国外税收天堂和美国贸易》，作者为詹姆斯。R•；海因斯和埃里克。M•；赖斯。）。
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存放在“避税天堂”的资产总额已经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相上下（这份有关避税天堂的法国议会报告提到了曼里尔。林奇——他认为在海外公司的资产总量已经占到了国际资产总量的54％。）。单从纸面上看（由于这种力量完全是虚拟的），这六十多个巴掌大的国家的整体实力已经可以和当今世界的头号经济强国叫板！
我们不能再用二十年前的眼光来看世界，因为一切都已改变。
上述数字代表了一个法律事实和一整套经济把戏。“避税天堂”其实就是些简单的信箱。技术革命使得在今天的人们只需点击几下鼠标就可以通过卫星网络把任意数额的资金从瑞士的一个密码账户转移到列支敦士登，或是从一家设立在“避税天堂”的分行划到伦敦花旗银行某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下属机构的市场厅内，而且这样的转移可以在一天之内进行数次。
这是一场有关世界贸易惯例的革命，它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而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司法建筑也在不知不觉地随之发生着变化。国家主权的观念和取消金融管制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但自18世纪末以来，所有的现代民主都是建立在国家主权原则基础之上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刑事诉讼权也是排他性的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就连庸君阿尔弗雷德。雅里也懂得尊重改革次序：“你们都快点，我现在想制定法律。我首先要改革司法体制，然后再着手金融方面。”全球化导致了金融领域的巨大变革，却没有对司法体制进行相应的调整。
面对民主体制的深层缺陷，我们为什么会如此消极呢？因为，金融全球化清除了我们脑中的很大一部分观念，而这些观念是我们花了整整两个世纪才构建出来的，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来取代它们。总之，我们只是在摧毁而没有重建。正是因为存在这种观念的空缺，害怕最后被弄得晕头转向的我们才会让那些老思维继续留在原地。
第六部分第53节 奇怪的司法（2）
启蒙思想的消逝提出高层腐败的问题，也就是进一步挑起了国家主权的问题。伏尔泰曾用了这样一句话来批评法国的旧体制：“我每换一次马，他们就出台一部新法。”在旧体制之下，司法权的归属问题是如此的模糊不清（国王、领主、教士、宪兵队法院、大法官裁判所以及司法总管辖区法院似乎都有司法权），以至于一个人可以连续受到五六次判决，这些判决可以伴其一生，甚至延续到他的下一代。因此，民主需要一定的国界和保护措施来限制权力的滥用。对于本书的大部分读者来说，他们生长的国家都拥有十分明确的领土和司法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