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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这番话，在江西省委分管农业的刘俊秀高兴地站起来向周总理举
杯：“南昌是总理领导八一起义的英雄城，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总理离开
南昌34 年了，今天来到南昌视察工作，我们心里格外高兴，为总理的健康敬
一杯酒！”
周恩来也站了起来，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借“敬酒”这个话题进行了发
挥：
“江西对国家贡献是大的，特别是这几年暂时困难时期，又多支援了国
家粮食，应该受到人民的表扬。俊秀同志，你要敬我一杯可以，但有条件！”
“有什么条件？”刘俊秀说。
“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1 亿斤！我们干3 杯，增加3 亿斤好不好？”
“总理啊，国务院今年给我们的外调粮任务12 亿斤，我们保证一粒不
少，坚决完成，再增加3 亿斤就是15 亿斤了，怕有些困难啊！。。”刘俊秀
有些不敢承担了。
这时谭震林、罗瑞卿站起来鼓动刘俊秀说：“老刘啊！总理多年没有来
南昌了，看到你们江西形势比较好，心里很高兴，你既然敬总理的酒，敬三
杯！3 亿斤就3 亿斤嘛！”
周恩来接着说：“我有调查，江西老表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
比严重缺粮的晋、冀、鲁、豫好多了。增加3 亿斤虽有困难，还是可以完成
的！”
刘俊秀想，国家面临这么大的困难，周总理是全国人民的当家人，今天
亲自向江西要粮食，再困难也要想办法拿出3 亿斤粮食来。于是，他答应接
受增加调粮的任务：“可以！就按总理的意见办。总理的心情我们理解，国
家有困难我们应该大力支援，3 亿斤就3 亿斤！”
这时，周恩来兴奋地拿起酒杯同江西省的领导连干了三杯。
后来，经过江西省委研究，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决定增加3 亿斤外调粮。
到1962 年6 月，江西省基本上完成了15 亿斤外调粮的任务，缓解了其他省
的粮荒。
顾全大局整体协调——从黑龙江调粮30 亿斤
1962 年1 月6 日至2 月6 日，周恩来先后12 次与有关中央局第一书记、
有关省第一书记谈粮食问题。他列举历年的粮食细帐，指出，1962 年国家统
一支配的粮食差100 亿斤左右。3 月至4 月，他又多次约谈东北三省的粮食
问题。5 月底至6 月下旬，他到东北一省调查研究，目的是贯彻经济调整的
方针，解决粮食调济问题。
一次，周恩来在辽宁召集东北三省领导同志开会，讨论粮食调济问题。
黑龙江省欧阳饮和主管财贸的杨易辰参加了会议。
黑龙江是全国重要的产粮基地，当时的经济状况虽比有些省稍微好一
些，但粮食也很紧张。人吃马料，马代人死，不少人患浮肿病。但从全国的
大局出发，为了解决更困难的省份的缺粮问题，1962 年初中央给黑龙江省下
达了调拨28 亿斤粮食的任务。
这次会上，周恩来向杨易辰提出要黑龙江省再增拨2 亿斤粮食支援外
地。
杨易辰认为黑龙江已经调出不少粮食，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再要多调
出2 亿斤粮食，实在有些困难。他是个直性子，想不通的事也不晓得转弯，
当场就同周恩来争了起来，表示对再增调2 亿斤粮食有意见，要求中央考虑
黑龙江的实际困难。
在杨易辰“顶牛”时，周恩来不是盛气凌人，强迫其执行命令，而是耐
心地等待他把肚子里的话全倒出来，然后推心置腹地同他交谈。周恩来说：
黑龙江有困难，但其他省份更困难，很多省死了不少人，国家要拿出粮食来
帮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才能渡过难
关。每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一定要顾全大局，以党和人民的利
益为重，坚决支持和执行中央的统一部署。
周恩来的话沟通了与杨易辰感情与思想上的交流。他感到自己确实是考
虑黑龙江的利益多了，想全国的利益少了。于是，他在行动上坚决执行了中
央的调粮计划，想方设法完成了调粮30 亿斤的任务。
30 亿斤粮食，对正常年景的全国粮食数字来说，这是个不起眼的小数。
但在60 年代初的困难时期，30 亿斤粮食是个大数啊！
它能救活很多人命，能解决许多地方的燃眉之急。多少年过去了，周恩
来仍然记着在救命粮问题上，杨易辰对中央的支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杨易辰受到造反派批斗。周恩来在一次会上理直气壮地对黑龙江省造反派头
头说，杨易辰是干工作的，是顾全大局的，困难时期支持中央，应该让他出
来抓生产。周恩来对杨易辰设法进行了保护。
以出养进一举数得——出口大米进口小麦调剂品种增加外汇
经过5 年的国民经济调整，到1965 年，我国的粮食生产形势已明显好转。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还需要不需要大量进口粮食。为此，周恩来把有关部门
的负责人找去，同他们一起研究，特别是同他们一道对国际市场上的大米价
格和小麦价格进行了对比计算。当时，一吨小麦价格是60 多美元，大米价格
是100 多美元，出口一吨大米至少可以换回一吨半小麦，虽然我阈进口小麦
量大于出口大米量，但加上出口大豆等粮油产品，一进一出，在金额上大抵
平衡。周恩来果断地提出了出口大米、进口小麦的以出养进方略。
“两利相权哪个重，两害相权哪个轻，要比较。”这是周恩来解决复杂
问题，作出重大决策时运用的一个重要方法。对出口大米、进口小麦，他经
过比较、计算，认为一举数得，对国家有利。第一，出口大米，进口小麦，
可以多得粮食，增加外汇。第二，进口小麦供应京、津、沪、辽，有利于农
民休养生息；并且，小麦便于储存，以备急需。第三，海运费便宜，相反，
靠陆路从我内地运粮到沿海大城市，运费高；通过海运进口小麦供应沿海大
城市，既可以节约运费，又可以缓解内地运输紧张状况。周恩来在1967 年
10 月接见全国粮食会议代表和1969 年8 月接见全国农机工作会议代表时都
谈到：通过进出口，可以调剂粮食品种，增加储备，出口好大米、好大豆，
差不多可以换回二倍小麦。
执行周恩来“以出养进”的指示，粮食部门和外贸部门通力合作，取得
了一举多得的可喜成果。1971 年至1976 年小麦、大米等进出口相抵，国内
增加粮食187。33 亿斤，还给国家增加外汇收入7。27 亿美元。
蓄泄兼筹鲧禹结合——处理蓄水与泄水的关系
鲧和禹都是传说中的中国古代治水英雄。“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浩
浩荡荡，漫山遍野，“下民其忧”。帝尧到处访求能冶水的人，群臣推荐用
鲧治水。鲧采用水来上挡的办法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死于
治水任上。禹继审了父亲鲧的治水事业，改而采取疏导的办法，薄衣食，卑
宫室，陆行乘车，水行乘船，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披日月，“决九川
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终于获得了成功。这一传说表明中国治水自古就
有蓄泄之争。
1950 年6 月至7 月，豫皖交界地区连降暴雨，百年未有。史、洪、淮、
淠数河洪水并涨，水头高达丈余，皖北一半以上的地区被洪水吞没。由于水
势凶猛，灾民们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
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惨重。毛泽东为此落了
泪，提出了根治淮河的伟大号召，并由周恩来具体过问治淮之事。如何根治
淮河？在周恩来亲自参加的8 月至9 月的治淮会议上、河南、安徽力主排水
泄洪，而江苏则极力反对，蓄泄之争，十分激烈。
大地接受的降雨量是不均衡的，河流输送的径流量也是不均衡的。这在
全世界都如此。在我国，由于受季风的影响，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分布的不
均衡更加显著。干旱时滴水贵如油，水涝时良田成汪洋。蓄水对预防旱灾，
对兴灌溉与舟楫之利是十分重要的；泄水则对防洪排涝是十分重要的。单纯
地蓄水或单纯地泄水，都是片面的，都不能全面达到除害兴利的要求。为解
决蓄泄之争，周恩来反复召集各单位负责干部讨论、协商，开大会解决问题
达六次之多，会下还与同志个别谈话，征求意见。在综合各方面意见的基础
上，周恩来运用唯物辩证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提出了蓄泄兼筹的治淮
原则。他说，淮河是一下大水，一下干旱。水量不多，但山洪很多，到平原
水的流动又慢，因此调节水量很重要。在蓄泄兼筹的原则下，还做出了淮河
上游以蓄洪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则开辟入海水道的重
大决策。由于指导原则和决策的正确，到1951 年7 月底，根治淮河的第一期
工程胜利完成，结束了淮河“大雨大灾，小雨小灾”的悲惨的历史，达到了
“大雨减灾，小雨免灾”的初步目的，并为淮河流域水利资源的全面开发打
下了基础。
20 年后，周恩来总结治理海河的经验教训，提出鲧禹结合，进一步丰富
了蓄泄兼筹的治水方针。
1963 年8 月上旬，华北平原西部、太行山脉的东侧，不少地方旬内暴雨
日数有5、6 天，有的地方连降暴雨4、5 天，旬雨量普遍超过300 毫米，安
阳至保定一线在600 毫米以上，河北的赞皇达1187 毫米，邯郸1034 毫米，
河北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洪灾。1964 年，河北很多地方从4 月份开始下雨直
到10 月初，有的地方下10 多场雨，大部分地方下40 多场雨，沧县和衡水两
个专区平均降雨1000—1300 毫米，加上客水流入，造成部分县大面积积水，
出现了严重的涝灾。河水连继两年的洪灾、涝灾之后，开了大中八条入海口，
遇大洪水时可分路排水入海。但是，60 年代后期和70 年代初，河北又出现
了连年干旱，连白洋淀都干了。1972 年春夏之交，因干旱，天津出现了供水
告急。对此，周恩来说：水天天需要，须臾不可少，须臾不可多。他提出，
治水要鲧禹结合起来才好，光当鲧不对，光当禹也不行；走和留不能只强调
一面，只强调留不对，不留也不行。在周恩来过问下，抗旱防涝，推动了华
北农业的发展。
蓄泄之争，不仅在建国初期的淮河治理上有反映，而且多反映到全国水
利建设的指导方针上。周恩来总是坚决地站出来纠正片面性，始终坚持蓄泄
兼筹的方针。
1958 年至1960 年的“大跃进”时期，淮河流域的一些领导，面对治淮
的初步胜利，头脑发热，否定了蓄泄兼筹的方针，片面强调群众修水渠，节
节拦水，不讲排水。他们把群众遍地修渠，在沟里一节节把木拦住，叫“葡
萄串”；在地面上一片片拦住水，叫“满天星”。这种做法被概括为“蓄、
小、群”（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治水方针，由于得到毛
泽东的肯定，在报刊上广为宣传，在全国大力推行，并把持不同意见者戴上
“排、大、国”的帽子进行批判斗争，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推行“蓄、
小、群”为主的方针，结果，在黄淮海平原造成严重的涝碱灾害和排水纠纷。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大家对“蓄、小、群”意见很大。2 月9 日，
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主持召开了解决水利纠纷问题会议。会上，他责成有
关负责人亲自到淮河流域现场查勘，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并向他汇报。
后来，在有关的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他重申了蓄泄兼筹的方针，形象而
深刻地说：“我问过医生，一个人几天不吃饭可以，但如果一天不排尿，就
会中毒。土地也是这样，怎能只蓄不排呢？”
“文化大革命”动乱中，“蓄、小、群”的“三主方针”被再次提出。
红卫兵还以钱正英没有执行毛主席支持的“蓄、小、群”的“三主方针”为
由，对钱正英进行批判。对此，周恩来说：“这不是钱正英的问题，”“我
们当时没有经验，都有责任。”同时，周恩来还从根本上指出：“排（到大
海）、大（型）、国（家办）与蓄（水）、小（型）、群（众办），这两句
话不能绝对讲，不能只要这不要那”。周恩来的努力，不仅保证了钱正英站
出来能够顺利地开展工作，而且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再次澄清了对蓄泄关系
的认识。
百家争鸣博采众长——对待长江黄河治理的不同意见
海纳百川，其容乃大。一个领导者只有善于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善于
博采众家之所长，才能保证决策不出差错或减少出差错。
周恩来担任中华人民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