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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纳百川，其容乃大。一个领导者只有善于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善于
博采众家之所长，才能保证决策不出差错或减少出差错。
周恩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达26 年之久，在内政、外交特别是经济
建设的决策中，他从不自以为是，而是乐于同大家商量，倾听各种意见，让
种种意见充分争论，以便集各家之长。周恩来说：“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
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
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周恩来在亲自领
导和指挥新中国水利建设的过程中，典型地表现了他百家争鸣、博采众长的
决策方法。
一个大的水利工程，技术要求很高，影响它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
会效益的因素极其复杂。水利专家们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经验、不同的理
论水平、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兴趣出发，其看法和主张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治理长江、黄河的工程，规模巨大，举世瞩目，其复杂性更高，不同意见的
对立更是在所难免。但是，周恩来采取百家争鸣，博采众长的决策方法，调
动了各方面水利专家和不同地区干部群众水利建设的进取心和向心力，保证
了许多重大水利建设决策的正确性及其顺利实施。
1954 年长江大水，推动了长江流域规划主体三峡工程的研究。1956 年6
月，毛泽东三次畅游长江之后，写下了“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乎湖，神女
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雄伟诗篇。一时三峡工程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并
产生了要求三峡工程上马和反对上马的激烈争论。1958 年1 月，中央南宁会
议上，以林一山和李锐为争论双方代表，各自向中央力陈了自己的主张。毛
泽东指定周恩来具体过问三峡工程。2 月底到3 月初，周恩来溯江而上，视
察了荆江和三峡，广泛听取了各种不同意见。3 月5 日，周恩来在积极准备
兴建三峡枢纽会上，充分肯定了争论的意义和必要。他说，两年来的争论是
必要的，不争论哪会有这样多的材料回答各个方面提出的问题？在今后工作
中，还允许有反对的意见，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三峡是千年大计，
对问题只看见一面，很容易走到片面，为使三峡搞得更好，还是可以争论的，
因为这样才有利于工作，而不是妨碍工作，这是在促进事物的发展而不是阻
碍事业的前进。周恩来经过实地调查和综合各方面意见，认为“高峡出平湖”
是伟大的理想。他说，主席有伟大的理想，我们要全面领会。理想总是要实
现的，但是要经过一个历史时期，不能急，不能随便搞。周恩来十分赞赏毛
泽东“高峡出平湖”的雄伟气魄和伟大理想，并努力为之奋斗，直到他生命
的最后时刻。但周恩来反复强调理想不能代替现实。他始终认为三峡是关系
到中华民族前途的大事，始终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戒慎恐惧
的态度对待三峡问题。他在条件不充分，情况没摸透，各种意见尚难统一的
情况下，一直没有做出三峡上马的决策。这种决策态度，在头脑发热的“大
跃进”年代，在周恩来身受反冒进的压力和责难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黄河三门峡工程l957 年开工后，泥沙淤积问题不断引起上游的疑虑，几
种意见争论不下。一种意见针对淤积，认为没有兴修三门峡水库的必要；另
一种意见是把坝再提高一些；还有一种意见是把全部泥沙都放下去，只拦洪，
不发电，不灌溉。1958 年4 月21 日至24 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三门峡现场会
议。周恩来在总结发言中，首先肯定了不同意见展开争论的必要。他说，这
个会是有意以地要听取不同意见，树立对立面。如果说这次我们在水利问题
上，拿三门峡水库作为一个中心问题，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百家争鸣的话，
那么现在只是一个开始，还可以继续争鸣下去。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周恩来
根据原规划设计蓄水位海拔360 米，改为大坝按360 米设计，350 米施工，
初期畜水位降为335 米。1960 年9 月，三门峡大坝建成蓄水，泥沙淤积情况
比预计的要坏得多，且日益严重。围绕三门峡工程的治黄大论战更加激烈。
1964 年12 月，在周恩来主持下，又召开了一次治黄会议。周恩来说：“治
理黄河规划和三门峡枢纽工程，做得是全对还是全不对，是对的多还是对的
少，这个问题有争论，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观察才能看清楚，不宜过
早下结论。”“不管持哪种意见的同志，都不要自满，要谦虚一些，多想想，
多研究资料，多到现场去看看，不要急于下结论。”“不要自己看到一点就
要别人一定同意。个人的看法总有不完全的地方，别人就有理由也有必要批
评补充。”这次，周恩来综合各种意见，批准了二洞四管的改建工程，变原
来的蓄水拦泥为滞洪排沙。改建后效果很好。
周恩来对治水的不同意见，就是这样既不全面肯定，也不全面否定，“而
是集中对的，去掉不对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说：“这样才能不断
前进。”
周恩来对国外治水专家的意见也体现了百家争鸣、博采众长的思想。1944
年美国萨凡奇提出过“三峡开发初步计划”。萨凡奇拟定的三峡坝址是在石
牌至南津关长约十公里河段上。但那里江面狭窄，且存在“卡斯特”（溶洞）
问题。新中国的设计者拟定花岗岩地质的三斗坪做三峡坝址。1958 年3 月初，
周恩来视察三峡时问林一山，萨凡奇作的三峡设计，你们有吗？并说，萨凡
奇虽然是个美国人，但他是一位科学家。如果要否定南津关坝区，也要有料，
三峡大坝是世界性问题，有了根据也可以说服萨凡奇。19588 月底，北戴河
长江会议上，周恩来再次指出，萨凡奇只搞了一个南津关坝区，可是他提出
了问题，是有功的。为了否定南津关坝区也要多花一些力量。对世界高坝应
作些研究，科学家要摆问题，以论证。1957 年初，周恩来出访阿富汗。考虑
国内根治黄河水的措施，为弄清有关水坝淤塞问题，亲自向正逗留在阿富汗
的德，美国和苏联的水利工程师询问、了解水坝的含沙量等有关资料。对外
国专家的意见，既不盲从，也不排斥，而是取其所长，避其所短。这不仅仅
是周恩来在治水实践中体现出来的一个重要决策方法，而且是周恩来对外关
系的一个重要思想。“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有优点，
也有缺点”。“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
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
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各种问题要复杂得
多。各项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中，只有通过百家争鸣，博采众长，才能比较
正确，少出差错；出了差错也能较快地发现和改正。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
然心向往之。”我们不能苛求每个领导都要有周恩来那样高超的领导艺术和
卓越的决策才能，然而，每一个领导者根据自己的具体岗位和实际情况，从
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和决策方法中吸取教益，对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好处的。
南水北调打井抗旱——解决北方缺水与南粮北调问题
中国大陆受季风影响，降水量夏多冬少、南多北少。而且在时程上降水
高度集中，常导致洪灾和旱灾交替发生。因季风出现的频率、强度及挟带水
汽量等在各年间有所不同，降水的年际变化山很大，常有连续多年的丰水和
连续多年的少水情况的山现，加剧了洪灾和旱灾的严重性。在我国北方尤以
旱情为重。
历史上由于北方缺水，严重影响了北方农业的发展。自宋开始，经济中
心南移，长江流域成为漕粮的主要供应地。大运河在唐、宋、元、明、清各
个朝代都是连接北方政治权力所在地与南方经济区之间的生命线，元、明、
清三代更加突出地成为南粮北调的运输线。元、明、清时期许多官吏建议或
尝试用发展海河流域农业生产所得到的粮食代替江南运来的漕粮，虽偶有小
成，但从未扭转过南粮北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北方常常春早秋涝、旱涝交替，有时连年
干旱，严重威胁着农业生产。根据1965 年统计，山西、河北、山东、河南、
陕西、内蒙、辽宁、北京八个省、市、自治区，人口占全国的34％，耕地占
全国的40％，而粮食产量只占全国的27。5％。当时，这个地区的粮食问题没
有得到解决，国家每年都要南粮北调、甚至用进口粮食来解决这个地方的民
食问题。
如何解决北方缺水、南粮北调问题？周恩来任国家总理期间，对此进行
了精心的筹划，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从长远的目标和根本上解决北方干旱问题着眼，周恩来赞成南水北调。
南水北调的设想是毛泽东提出来的。1952 年10 月底，毛泽东视察黄河
时曾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1953 年
2 月，毛泽东视察长江，目的就是想探求向长江借水，南水北调，解决北方
缺水问题。1958 年3 月，中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打开通天河、白
龙江与洮河，借长江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的
南水北调方案。
周恩来具体过问南水北调工程。他十分重视把务虚与务实、理想与现实、
目标与步骤、远景与近期、战略与战术结合起来。
1958 年8 月，从北京到北戴河的飞机上，周恩来向林一山询问了丹江口
工程和中线南水北调规划。林一山说：“丹江口工程正常水位175 米最好，
保证有200 多亿立方米水量从方城缺口直通华北平原，是引长江三峡之水北
去的组成部分。”周恩来指着中线南水北调的规划图问：“这里有一个始皇
沟？”林一山说：“这是宋朝程能献带领30 万民工开的，中途停止。现在南
水北调的渠道正好经过这里。”
8 月29 日，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
强调：“除了各地区进行的规划工作外，全国范围的校长远的水利规划，首
先是以南水（主要是长江水系）北调为主要目的即将江、淮、河、汉、海河
各流域联系为统一的水利系统的规划，和将松、辽各流域联系为统一的水利
系统的规划，应即加速制定。”
8 月31 日，周恩来在北戴河长江会议上指出：“江水北调有四条引水线
路，长江的上中下游都可以设想，要搞一个全面的规划。”
9 月下旬至10 月中旬，黄河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会同有关
部门，对引汉济黄郑州至丹江口段的引水路线进行查勘。确定引水枢纽选在
陈岗，经方城缺口，至燕山水库经调节后沿线经鲁山、宝丰、郏县、禹县、
新郑、郑州，在桃花峪或岗李入黄。不久’黄河水利委员会又组织查勘了郑
州至北京段引水线路。
1959 年春，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讨论南水北调问题的会议，讨论了
好几天，充分听取到会者的意见。水电部有个叫肖秉钩的工作人员有一套南
水北调的方案，他知道召开这次会议的情况后也跑了去。警卫人员不让他进
会议室，他就写了一张条子送到周恩来那里。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肖秉钧的
方案离现实太远，并称之为“肖方案”，但周恩来非常重视不同意见，当即
请肖秉钧进去讲了一个多小时。
1958 年至1960 年，在“大跃进”的氛围下，南水北调工作出现了脱离
现实条件急于求成的倾向，并提出了“开河十万里，调水五千亿”等不切实
际的口号。对此，周恩来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并对错误倾向进行了严肃的
批评。1959 年6 月9 日，他提出水利建设不能把设计能力当实际，把前途当
成现实，新工程上马要非常谨慎。1961 年7 月4 日又提出，理想总是要实现
的，但是要经过一个历史时期，不能急，不能随便搞。他说：“把珠江的水
调过长江，把长江的水调过黄河，设想得非常容易，落实起来有很多困难。”
“实际上这些问题要结合起来研究才行。有多少水可用？多水年、平水年、
少水年的情况各如何？要改变现状，对地下水的影响如何？蒸发多少？渗漏
多少？都是复杂的学问。”
我国在50 年代与60 年代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全面实施宏伟的南水北
调工程是不现实的。但是，在�